中日韩合编历史教材的前前后后

（文 / 蔡崇达）

合编教材的日本出版商梅田先生看上去特别兴奋，步平研究员告诉记者，本来的计划中，6月10日中国版的首发式梅田是不打算来的，“因为太高兴了，一时冲动就自己搭飞机过来了。他来之前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所有人”。

梅田的好消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又激动地讲了一遍:“我们日语版从6月份发行，到现在才一个星期。出乎意料的是，各个书店订书的电话络绎不绝，首发两万册全部被预定完了，要知道在日本像这种社会科学类的书籍一般发行量从两千册开始。我们最初认为，作为一个出版社，如果能出版发行两万册就是很成功的。现在增加印刷了15000册，许多日本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给我们来信说，你们真是出版了一本好书，这是一部盼望已久的书。”

让他备感激动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事实上日本媒体对这本书的报道是极为不充分的，虽然在日本也搞过首发式，但规模只是今天的2/3。日本NHK广播电台报道是很短暂的，一些新闻媒体也只做了很短暂的报道。在这里我特别要说明一下，这本书在日本销售特别好，不是日本媒体宣传的结果，而是广大市民通过自己的嘴互相传说，是市民自发购买的。”

“这其实很应该让中国人认真思考，甚至反思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也误读了日本，事实上，日本并不是持右翼史观念的人占主要部分的。”韩国国际教科书编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对记者说。李教授任职的韩国国际教科书编纂研究所是韩国一个政府支持的财团法人组织，“彼此误解没有相互沟通是危险的，我想这本教材最大的意义在于很务实地寻找沟通的方式。”

“中国大部分人可能还有另一种误判——以为通过的右翼教科书是指定使用的惟一教材。实际上，目前日本社会上使用的历史教科书一共有8种，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是其中一本，发行量只有0.039%的占有率，其他种和扶桑社的教科书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步平说，“如果我们一味批评而不是沟通，反而容易使隔阂越来越深。现在就有很多日本人认为中国一些反日情绪很冒失，不是反右翼而是反对所有日本人。”

( 6月10日，《东亚的现代史》上架北京西单图书大厦 )

事实上，根据日方相关人员的说法，在日本，右翼教材还是广受抵制的，“日本教育界长期为左翼知识分子占主流，其代表组织就是‘日本教职员工会’。”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东方的传播就是从日本开始的。

“可以这么看，历史教科书两种史观的较量，背后是部分日本政、财界的右翼势力与左翼教育界两大力量的较量。扶桑社右翼教材被审定通过，是日本文部省想方设法配合右翼势力‘平衡’掉日本教育界左翼的和平历史观。但各地的教育系统却掌握在日本左翼知识分子手中，比之50年代和80年代，日本教育界近年对右翼历史教材的反应要更为激烈。年轻人对战争期间的历史更多来自教育。据日本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的调查统计，1999年日本高校生的战争历史知识从老师那里获得的超过90%，而1991年只有62%。历史通过书本而不是上代人的身传，使得教科书问题比过去更为重要。”

( 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激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 )

“我们为什么要给日本友人添麻烦？假如我们不弄清楚所有状况就随意批评，很容易给日本友人的工作带来麻烦，所以当我们知道扶桑社的教科书要出的时候，想到的是通过民间的方式宣传正确的历史，争取很多日本人知道真实情况，帮助日本友人的工作。”步平说，“2001年，日本扶桑社出版了英语教科书，各国对这本教科书展开了很多批判。2002年3月，中国、日本、韩国的学者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的论坛，以后这个论坛每年召开一次。在第一次论坛上，有的学者就提出来，我们批判日本右翼教科书，应该写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教材，让他们知道真正的历史。这种提议得到了两国的响应。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从2002年3月开始进行编纂，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年多的时间。”

“现在日本国民70%是战后出生的，多数人希望和平，反对战争，他们也批评了当年侵略亚洲的战争，但是这些人大部分是站在日本人是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的。对他们来说这种认识比较浮浅，多数人谈到战争就会想到广岛核爆炸，但没有想到对中国和朝鲜两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和他们更需要加强对话和了解。日本人也同样认为战争很残酷，给他们带来苦难。这就有一个共同点，既然他们也反对战争，我们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让他们了解战争带来的苦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如果不承认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仅仅强调他们是加害者，就不能找到共同点。这也说明我们应该以包容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看到日本的销量我们非常开心，我个人觉得这条路基本是可行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条通道，发挥更大的历史作用。”步平说。

日本教科书制度与

右翼教材通过的可能空间

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中心会客厅，日本驻华新闻处主任井出公使说:“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日本应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才是日本政府的历史观，要是对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持有异议的话，是因为日本实施自由的历史教科书制度，谁都可以编写教材，只要最终提供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而文部科学省也并不是从历史观如何的角度出发，而是从是否涉及事实错误的观点进行审定的。”井出公使说，如果中国人明白了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应该就理解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

对于这种解释，韩国国际教科书编纂研究所的李泰永教授说:“这完全是日本方面的托词。”

根据井出公使的介绍，日本教科书制度是允许学者和教师自由编写的，各出版社也可以根据文部科学省制订的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审订标准来组织人员撰写教科书。不过要最终成为教科书则需要通过文部科学省“教科用图书审定调查审议会”的审定。教科书通过审定后，最后一道关卡是选用，日本制度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的教科书选用只能在通过合格审定的教科书的范围中进行。现在日本有8家中学历史教材出版社通过文部省审定，除右翼扶桑社出的历史教材外，东京书籍、大阪书籍、日本书籍、清水书院、帝国书院、教育出版、日本文教出版这7家出版机构出版的历史教材内容和历史观基本一样。

“但是事实上，右翼把握了制定和审定这两道程序。在制定上，右翼教材往往有财团支持，财力雄厚。在审定上，日本文部科学省充斥着大量抱着神国观点的官员，事实上，这次通过采用扶桑社的只有两个地区，东京和爱媛，而爱媛的知事恰恰是文部省的前官员。所以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在前面几个步骤障碍很少。”李泰永教授说。

“日本左翼和右翼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空间:右翼掌握审定，而左翼在采用的决定上更有权力。现在日本的教科书采用是通过学校票和重点精选方式。如在东京都内，各特别区的公立小学、初中，一校一票，以区为单位决定教科书的选择使用。各学校在投票用纸上按一到三位写上希望使用的教科书出版社的名字，东京都教委事务局按照区别进行统计，哪个出版社得到的票数最多，哪个出版社的教科书就成为该区统一使用的教科书。在另一些地区，尽管教育委员按照法律是由地方行政长官如都知事、市长、町长、村长从有选举权、高洁人格，并对教育、学术和文化有见识的人中选择若干人，经过地方议会同意而任命的（政令指定市及特别区教育委员一般是五人，町村的教育委员一般是三人），但由于一些教育委员是兼职或者不是专门的教育工作者，还有些是家长会的代表，不可能对各学科各年级约100多种的小学教科书和100多种的初中教科书都熟悉或者进行过专门的调查研究。所以经常是由作为调查员或者专门委员的专业教师在所有种类教科书中重点精选几部，同时制作排名顺序资料，让教育委员在这缩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和投票表决，这种选用方法也称重点精选法。所以可以说，倾向承认侵略历史的教育界构成了最后的防线。所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扶桑社虽然通过了审定，但是最终采用率低了。”李泰永教授说，“8月份是决定来年教科书采用的最后期限，根据井出公使提供的最新数据，到目前为止，在未来决定采用的书籍课本中，扶桑社只占到0.1%，虽然占的比例少，但是你要看到，比起此前的采用率0.039%，日本右翼教材的采用率正在增长，这是非常应该警惕的。” 历史中日韩合编前前后后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