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调查：活跃的中国热钱

（文 / 蔡崇达）

( 2005年5月，中信实业银行为温州人量身定制的“温州人卡”全国首发，持卡人限定必须是温州人，而后能享受到信用卡带来的各种星级服务，“温州人卡”已被温州人称为“第二身份证” )热钱，闭塞温州的经济寄生

温州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中国最大的热钱基地的？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马津龙的回答是:上世纪90年代中旬。不过，马津龙又赶忙补充了一句:“你应该还要问温州人是什么时候出去的，事实上，早在80年代温州人就遍布各地投资，但是那时候温州人投资的钱并不是热钱。”

马津龙教授的潜台词是——温州人并不是为了投资而蓄意四处出击的，也并不是温州人自己把钱变成炒作的热钱的，在温州变成投机代表的过程中，温州并不是主动的，“而是有了大环境的关系。温州人只不过那时候恰好在那里了，要是你有机会赢利，你会不赢利吗？”梳理温州变成最大热钱基地的演变过程，不难理解马教授的这句话。事实上，温州人的对外迁移，并不是后来宣传的美好的主动冲击，而是闭塞温州的对外经济寄生。

北京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正在筹办的北京温州商会的负责人叶茂西是最早走出来的温州人。他对记者描述这个过程:“温州人大规模出来应该是在80年代，以前不是不出来，而是国家政策把温州锁在当地出不来。温州实际上是个闭塞的山区，许多山把这片土地几乎圈死了，交通也异常不方便。记得我青年时，因为山多，从温州坐轮船到上海，竟然要24个小时，而且在那边排队等上船也要将近24个小时——因为闭塞所以条件差，因为条件差所以更闭塞。在温州当地有个说法‘七山一水两分田’，靠温州的土地肯定养不饱想要过好日子的温州人，而且国家此前非常不重视温州，给的项目异常少，所以改革开放后，就有10多万温州人开始以推销员的身份走出去。

“第一批的温州人事实上只是工人，他们并不是投资者而是打工者，必须指出的特点在于——区别于其他地方，温州人几乎是出走最多的人，中国的各个地方几乎都有温州人。”

( 最早走出温州的人——叶茂西 )

“温州在外面的投资和热钱特征应该是在90年代中。”洪振宁对记者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造就了成千上万的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经济总有发展瓶颈，迫使温州经济急需整体的产业升级。但是投资化工、机械等大型产业，温州缺乏产业基础;投资高科技产业，缺少技术、人才支持;继续眼下的轻工业产品加工生产和模仿制造，又面临着新市场规则的制约和残酷的市场竞争。一向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温州民企，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归根究底还是地理位置的原因，相对于浙江其他地方，温州的地理位置太弱势了，外商几乎没有投资在群山怀抱中的温州的理由。闭塞的地理位置再次把温州发展出来的企业推向绝境，这些在本地找不到投资领域的温州富余的民间资本肯定不愿意就此耗费，于是，温州的钱开始大规模往外迁移。而此前，已经有温州人扎根在全国各地，握有资本的人开始通过这些散布各地的人探询投资可能，温州民间资本开始将投资的目光投向外部和本地企业以外的领域。”洪振宁说。

( 2004年6月5日举行的南宁市步行街第三期拍卖会上，意气风发的温州“买铺团”将拍卖会推到了一个小高潮，铺面最高价拍出10万元/平方米的“天价”，创下南宁市商铺售价的最高纪录 )

“不能说当时所有温州人就是投机，事实上这些拥有雄厚资本的大企业一开始选择的是长线战略，到中西部投资兴业，以寻求低廉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如奥康在重庆鹤壁投巨资建立的中国最大的西部鞋城。投机的是中小资本和零散资金。”叶茂生说。

而这恰恰是温州热钱开始流动的基础。根据洪振宁的讲述，温州的投机是从上海房地产开始的“一开始只有零散资金投机，后来看到一个月前买的每平方米5000元的房子，一个月后就变成了每平方米6000元，发现了赢利空间的温州人开始奔相走告。紧接着，开始有企业家的夫人们临时挪用企业运转资金试着投资，温州一些企业将主营业务的流动资金投入炒房，甚至通过银行融资再进行投资。温州市银监分局曾问卷调查过该市100家企业，发现32.56%的企业用温州银行的贷款填补省外投资的资金缺口。而后来上海房价的猛涨，最终也馋坏了大企业，最顶峰的时刻应该说是中瑞、中驰的出现”。

这个时间点在2004年6月，由神力集团、奥康集团、国光集团、法派集团、泰力集团、远洋眼镜、新雅集团、星际实业、天宇实业9家温州著名民营企业发起组建的中瑞财团和由温州柳市的长城集团、华通集团、民扬集团、永固金具、福达合金材料、东新密封、柳川房开7家企业组成的中驰财团先后成立，“说白点，他们是大企业组成的最大的联合炒房团”。至此，温州对外的热钱输送达到了顶峰。泡沫，发热中国的暴利空间

6月8日，中国股市泻到千点后马上又反弹了140点，在一惊一乍中，开始有人惊呼:温州人开始炒股了。记者把这种说法带到了叶茂西的办公室，面对求证，他神秘地告诉记者:“这要靠你们判断了。要提醒你的是，不要误解温州人。事实上温州是不会轻易冒风险的，温州习惯的是寻找稳妥、迅速的赢利空间。”

洪振宁认可叶茂西的说法，“现在的中国在许多领域有很强的暴利空间，温州人为什么还要冒险？事实上，温州人是很怕股市的，因为我们觉得那不是空间，如果没有保证，温州人绝对不选择。”他举了一个例子，“从2003年开始，温州本土曾经试图实施‘一港三城’新战略重新吸引游资，从2003年起到2007年，温州市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计划吸引1500亿元民间资本投入‘反哺’本地经济。不过已经吃到投机甜头的游资怎么可能回去？发展实业有一定的回收时间，而在外面形成的投资模式反而相对安全。举一个例子，比如第一个承包机场的均瑶集团实际上包飞机也亏钱，做均瑶牛奶也亏钱，开宾馆也亏钱，它最赢利的是在上海买下整整一幢楼，我记得买的时候是10亿元，到现在有人估价已经达到35亿元了。温州人寻找的是这种空间。”

洪振宁非常气愤所谓的温州恶意炒作的说法，“这个升值空间难道仅凭温州人能炒出来吗？正是有了暴利的空间才有可能迅速升值。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温州人把房子叫卖到每平方米两万元没有人买，温州人只能把价钱降回到原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人看好这个空间，也不断有人有需求，价格才有可能一直上去。说到底，温州所谓的热钱只不过释放了这个空间而已”。

马津龙教授用直接的举例印证这种说法，他举的是温州第二大引人注目的炒煤团。“第一批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煤炭市场即将纳入市场机制(1993年煤炭市场放开)，传承市场开拓意识的温州商人陆续在山西承包煤矿，从事煤炭采掘、生产和经营。这一批人大部分是上世纪80年代进入山西的井巷掘进队伍，分别属于温州市苍南县和平阳县的井巷工程公司职工。由于80年代是中国尤其是山西新建煤矿的高峰期，而温州掘进队伍技高一筹，迅速占领了山西煤矿井巷掘进市场。当时，山西境内从统配煤矿到地方矿，从乡镇煤矿到民营矿，几乎所有新建、扩建矿井的井巷工程都由浙籍施工队伍(90%是温州的)承担。但是90年代初，新建矿井逐年减少，掘进市场随之萎缩，加上煤炭市场化程度日浓，温州煤团自此浮出。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胡育林，他1987年开始在大同承包经营煤矿，目前在山西拥有六七家煤矿，总投资额已达1亿多元。第二批基本是在2000年后入晋的，直到目前仍在大量涌入。2000年的背景是:全国煤炭市场刚刚经历三年特困期，正以蒸蒸日上的势头回暖。尤其是近两年的能源短缺，电荒、煤荒困扰全国各地，由于供不应求，煤价一扫多年颓势，每吨煤炭从原来的20元左右反弹至每吨50元到500元不等。温州人就是这样‘炒’起煤炭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启示大量温州人涌入只因为一个细节——“2002年，浙江省省长北上谋煤，长驱山西、内蒙古等地，但收获寥寥。这一事情在温商中反响强烈，其强烈的市场信号，刺激了相当多的温商前往山西。因为那时候所有温州人已经从房地产的获利中确信了一个东西:发展需要的原材料就是暴利的空间，而最稀缺的是城市化需要的土地。”马津龙说。

这就不难理解从2003年起，在云南、湖南、重庆、贵州、四川等省市的山沟里，常常有浙江丽水人、温州人的身影出现，他们多数是十几个人一群，有的负责和政府谈判，有的翻山越岭考察地质条件，有的调查流域内人口与住户，忙得不亦乐乎。“浙西南水电投资团的出现，与浙西南的产业结构及小水电资源趋于枯竭有关。”2003年新疆棉籽收购放开之后，大量温州游资进入新疆。据媒体报道，2003年以温州为首的民资到新疆收购棉花的资金超过100亿元，其中仅在主要产棉区阿克苏地区，就有上千温州人携资30亿元入市。“他们认定，棉花是快速发展的纺织业的稀缺原料。”最新的消息则是，越来越多的浙江人开始在全国各地投资煤矿、石油和电力。目前内蒙古、陕西、安徽、山东、湖南、贵州都已经陆续有大批温商涌入。“还有一些温州商人，正在瞄准朝鲜学习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进军朝鲜能源、交通领域。”马津龙教授说。越来越热的钱碰上越来越冷静的经济

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出温州银行——根据温州官方公布的数据，自2003年2月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打破了连续10年来温州存款余额月月上升的纪录。然而这样越来越狂热的温州投资在2004年以后开始突然遭遇寒流。

2005年6月10日，在新疆投资的温州人张玉明对电话这边的记者说，这个夏天是他最近五年来过得最不舒服的一年，因为他被套住了。张玉明和他们家族的好几个同辈兄弟一样，在新疆已闯荡10多年，新疆几乎成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尽管算不上暴富，但这些年积累下来不薄的资产。但是在2004年的投资热潮中，他被新疆的棉花和房产套牢了，不但自己的现金亏了进去，还欠下了债务。

被套住的不仅是张玉明。“之前在丽水投资小水电的温州人也不好过。国家电监会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份资料显示，由于宏观调控等各种因素，2004年，全国小水电项目目前已停工的占20%～30%，即将停工、现非正常运转、只能维持3～4个月的占50%。”

而在山西的温州投资商看来，从2005年以来的这个春天就有些冷，他们隐隐感觉到当地政府无形的压力以及官员们异样的眼光，一家全国性媒体曾报道了山西省长治县封杀“温州炒煤团”的经验，标题醒目:山西封杀温州炒煤团。长治对采煤进行重新审核，必须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才能继续挖掘，而在4月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600家煤炭企业中，温州投资的煤矿只不到60家。“到目前为止，山西境内60%的中小煤矿(包括地方国有煤矿和乡镇煤矿)已经由温州煤团承包，投资额度高达40多亿元人民币。温州至少有40亿元被套在山西。”

标志性的事件则是，2004年成立的集温州众多大企业资金的中瑞、中驰这两个温州热钱的极端代表，在2004年下半年两位执行总裁突然离职后就一下没有了声息，甚至开始有倒闭的传言。

洪振宁对此的解释是:“温州人在利润空间发现后，已经从一个发现者变成当地所厌烦的‘分食者’。就必然受到各种力量的挤压，而温州人又不是本地人，在挤压过程中往往处于弱势。”马津龙则对记者愤慨地说:“地方政府要改变观念。不要在缺乏资金时，就欢迎资本进入;看到资本赢利时，又害怕利益外流，拒绝资本。”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教师李华芳却认为这或许有着发展的必然:“这里有着必然的矛盾——温州的热钱随着赢利不断像雪球一样滚大，而且越来越着急找新的投资出口，换句话说钱越来越热。但是中国经济随着发展必然越来越冷静，越来越挤压投机的暴利空间，变得越来越平稳。等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效果真正显现，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之后，那时经济发展速度肯定会适当放缓，房产、原材料等过热行业会趋冷，对电力、煤炭等能源需求相应减低。”

原中驰集团执行董事长王绍庭在接受采访中不无担心地对记者说:“温州本地企业的实业底子太弱了，温州已经丧失了发展本地实业的最好机会，在2000年遇到企业转型的关键期，正好是大量资金汹涌到外地投资的时刻。现在温州本地的企业甚至有的到了早上关机器晚上才工作，赚取电费的时间差额才能生存。”

关于自己为什么最终从中驰辞职，王绍庭讲得很直接:“因为这些财团实际上不是想做实业而是想投机，说到底，他们是在自己企业升级遇到瓶颈时，希望通过大规模的联合炒房赚钱。但是，看似很挣钱的投机背后实际上有恶性循环，企业受挫，资金外流，为继续吸引更多资金，企业的发展资金几乎被掏空了，甚至有人说温州成了经济空心城市。如果你到温州就会觉得惊讶，这么有钱的一个城市，怎么交通、物流等商业设备还是这么不方便，从这个角度上我并不认为，所谓温州人GDP和温州GDP差不多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洪振宁则表示其他的担心:“温州人所瞄上的这些暴利空间，甚至对温州的钱是过度吸引。”他举了一个例子，“以在温州人炒房的资金来源中，民间借贷是主要筹资方式之一。房产投资者的资金主要有三个来源:自有闲置资金、企业资金、民间借贷和股权集资。使用最后一种筹资方式的往往是一些大项目，不是‘炒’一套或几套房子，而可能是买下一整幢楼。类似这样大规模投入全部是以月利息3分(年息36%)在民间借入的，有时候甚至到了七八分。而且这些人有时候相互担保，亲戚邻里因为借贷关系彻底绑在一起，这样很容易放大风险，一个房地产或者小水电项目有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的股东，每个股东的背后，还有若干户的农户作为子股东。也就是说，一个中等水电站背后实际上可能有数百个大小股东，如果这个小水电项目亏了，很可能影响几百户家庭生计。丽水在省外跑小水电项目的业主，最多不到几百人，真正跑到项目的更少，但他们正是通过层层递进的资金网络，吸纳了数以万计甚至数以十万计的股东。因此，要是哪一天小水电投资出现行业性的亏损，那就可能数万甚至数十万人跟着栽跟头。这种情况令人担心，在温州平阳，我可以这么说，你看到的所有东西、包括地皮全都是被抵押的”。

“我们想象一下这样发展的结果——越来越多钱被吸引出来，温州整个经济越来越倚重在外地的这种投机，在中国经济越来越冷静的前提下，假如哪一个空间突然被紧压，需要担心的是温州经济可能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崩盘。”王绍庭说。

李华芳展望了未来温州的可能困境:“那时，数千亿的热钱就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撤资，一种是继续经营，无论哪种选择，都可能造成祸害。如果是在经济放缓之前快速撤资，当地经济肯定会产生动荡，影响社会稳定。而如果继续经营，热钱很可能被套牢，导致炒客亏损，同样影响稳定。所以，最好的选择是，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前，就能找到这些热钱的合适疏导管道与途径。据我估计，目前温州千亿投资中可能出问题或已出问题的不到400亿，恶果还没真正显现，我个人觉得，现在或许是到了温州人思考抉择的时候了。”民间借贷：温州热钱的出口

“没有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也就没有今天的温州。事实上，温州热钱的优势在于他们能在短时间迅速积累巨大的资金投入赢利空间，可以说，温州的热钱投机离不开他背后的资金通道。”马津龙教授对记者说。

温州的民间借贷是在生存中学会的。“自建国到1981年，32个年头国家投入到温州的全部资金只有6.5亿元。加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投融资规模小的县城撤退、农村的合作基金会的清理整顿以及农村信用社尚待改革等原因，为小规模私营经济和个体农户提供信贷支持的农村金融市场主体仍处于缺位状态。所以从一开始温州就学会在民间寻找资金。事实上民间借贷甚至在温州半合法化了，通常民间借贷的利息是1～1.5分，高的也有达到3分利。只要在3分以内，出现纠纷法院会出面帮你追讨，这说明这种借贷形式和利息标准在温州是被政府默许的”

温州民间借贷还有另一个重要形式就是“起会”。“起会”是我国一种古老的民间信用互助形式，一般由发起人(称“会头”)邀请亲友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每月、每季或半年举行一次，每次各交一定数量的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一般起会以5万元会居多，利率在1分至1分5，高出银行利息好几倍。温州农村有的乡镇几乎家家都参加“会”，有的一家参加好几个会。“这就构成了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调集大量资金的可能”马教授说。

事实上温州市银监局曾在2002年初对全市进行调查后发现，民间借贷手续出人意料的简单。87%的企业借款是以信用方式进行，提供房产抵押或担保的比例很低;个人在借贷时只有63%写借条;另有22%的借贷则没有任何手续。以直接借贷为主的温州民间借贷并没有因为缺乏专业性而出现大的风险，出现纠纷的资金规模还不到总量的2%。2003年末，随着国家实行宏观调控，银行收紧信贷资金，温州的银行储蓄在2004年年初以高速度流出银行。从2004年2月以来，温州全市存款余额每月递减20亿元左右，累计至7月，减少总数超过100亿元，根据相关部门调查从银行流出的100亿元绝大部分都进入了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 经济学温州房价活跃温州交通热钱温州温州房地产温州银行调查民间借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