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距离
作者：蔡伟/
( 1943年6月24日，苏军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上，销毁缴获的纳粹旗帜 )
决定命运的冬天
在兵临斯大林格勒城下之前，希特勒其实已在莫斯科失去了这场战争。
1940年7月21日，希特勒在一次有他的主要军事顾问们参加的会议上，讨论了入侵英国，以及在1940年秋天进攻苏联的计划。伦敦空战的失利最终让希特勒放弃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犹如拿破仑在得到特拉法尔加战败的消息以后，拆除了他设在布洛涅的兵营，挥兵东向乌尔姆和奥斯特里支那样，希特勒也从打算入侵英国改变为进攻俄国”。他的目的是通过征服整个欧洲大陆以摧毁英国的抵抗意志。同样的策略曾促使拿破仑于1812年入侵俄国，并招致同样的惨败。
在西线胜利之前的希特勒似乎是谨慎的。他采用了被称为“吃香肠”的战略。从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巴尔干，每次都是全力攻击一个目标，好像是一段一段吃香肠。然而希特勒在未能完全击败英国时就开始了东线战场。从北起摩尔曼斯克，南至克里米亚的漫长战线上，精锐的德国部队在经历了最初史无前例的胜利后，迅速被苏联广袤的原野所稀释。巧合的是，冯·包克元帅的中央集团军群所沿续的，正是当年拿破仑的路线。
希特勒曾经坚持认为列宁格勒和乌克兰比莫斯科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斥责陆军将领们“头脑守旧”，宣称:“莫斯科的确很重要，但在我看来，它只不过是一个地理概念而已。占领莫斯科应该是大戏的尾声，在此之前，应先在南方和北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令希特勒意外的是，列宁格勒成为德军第一个未攻克的目标。正如德国历史上一位伟大军人此前曾经说过:“战争之前犯下的错误，不可能在战争开始后被改正。”1941年在经过了攻占斯莫棱斯克和基辅的耽搁后，希特勒于1941年9月6日发布第35号训令（代号“台风”行动），确定10月2日发起莫斯科会战。希特勒声称:“今年最后的一次大战将给敌国以及整个战争的煽动者英国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消灭了这个敌国，就是消灭了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盟国，同时我们将替德意志帝国和欧洲消灭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自匈奴时代和蒙古入侵以来最可怕的。”对于苏德战场的形势，希特勒10月3日在柏林体育馆发表的讲演中对双方作出了预言:“在我们的军队后方已经有了一块领土，比1933年的德国大一倍。今天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宣告，东方的敌人已经被打倒，永远站不起来了。”
( 一切能够被调动的爱国热情都被用来鼓舞苏联人民的信心
)
所有的预测似乎被希特勒言中。在维亚兹马和布良斯克对苏军的合围中，德国人俘虏了66.3万名苏军，缴获坦克1242辆，大炮和迫击炮5412门，获得了基辅之役以来又一次巨大的胜利，以致希特勒趾高气扬地在10月7日签署命令，要求包克元帅决不允许接受莫斯科的哪怕是“主动投降”。德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也在日记中写道:“只要会战能有相当良好的指导，再加上中等的好天气，则我们对于莫斯科的包围战是一定能成功的。”然而命运此时开始垂青俄罗斯。1941年突然提前降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寒，这似乎预示德军即将追随当年拿破仑的宿命。
1812年，横扫欧洲的波拿巴率领60万大军进攻俄国时，严寒突然在拿破仑胜利在望时降临。俄国人说，那是上帝拯救了俄罗斯。1941年的冬天，上帝又一次站到了俄罗斯人的一边。10月18日，当中路德军突进到莫扎伊斯克时，天已开始下雨了，道路变成了泥河。第4集团军参谋长勃鲁门提特将军后来回忆说:“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拖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连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过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这一切使得已疲惫不堪的部队空前紧张。”11月3日的第一次降霜虽然使泥泞的道路变硬，但却再次使身着单衣的德军陷入了冻馁之中。德国名将古德里安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们的计划一再延期，严冬即将来临，我们只有坐等敌人争取更多的时间。这对于我军的官兵来说，才真是一件殊堪痛苦的事情。一切都使我十分伤心。虽有满腔热情，但却无补于事。那个可以作具有决定性打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今后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不可知之数。”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当时就在作战分析会上悲观地说:“我们是不是在重蹈拿破仑的覆辙？”
( 在莫斯科被德军处以绞刑的苏联游击队员 )
但在希特勒面前的地图上，德军已经像一只张开的手掌，从北、南、西三面握住了莫斯科。从苏德边境到这里已经经过了500英里的距离。莫斯科就在眼前。12月2日，德军第258步兵师的一支部队突入了莫斯科城郊的波利亚纳。今天，这里已经改名为梅季希，它位于莫斯科西北郊，距莫斯科仅有27公里。就在波利亚纳，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包克元帅曾经在望远镜里看到过克里姆林宫尖顶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然而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莫斯科。第4集团军参谋长勃鲁门提特将军回忆说:“第258步兵师的少数部队，实际上已冲入了莫斯科近郊。但是俄国工人从工厂中涌了出来，用他们的工具同德军搏斗，参加保卫首都的战争⋯⋯”
俄罗斯的精神
( 令希特勒意外的是，列宁格勒成为德军第一个未攻克的目标 )
德军在莫斯科城下失败的原因，古德里安等德军将领认为，主要在于希特勒在斯莫棱斯克、基辅的延误，以及对列宁格勒和乌克兰方向的进攻。而许多西方军事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则认为，俄罗斯冬天的提前来临和德军的疏于准备，才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中写道:“假使要追问，在1941年战役中，德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其最适当的判词就是‘为自然因素所击败。’”
但这不是苏军能够在1941年坚持下来的惟一原因。
( 1945年4月，在柏林的苏联士兵 )
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除了苏联，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国家可以丧失这么多的领土而仍然能继续坚持战争。”苏联常常骄傲地将1940年法军的抵抗与1941年苏军的抵抗相比较。显然，如果苏联像法国一样，其人口、工业和经济财富集中在一条纵深只有500英里的狭窄地带上，他的命运也同样难以猜测。不过斯大林最终没有学习库图佐夫放弃莫斯科。曾经担任过斯大林私人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在回忆录中证实，即便是战争最危险的时候，苏联政府机关已经撤退到古比雪夫，斯大林也仍然留在莫斯科。希特勒轻率地用6000万德国人的命运作为实现自己“理想”作为赌注，同样，对于斯大林来说，为了保证胜利和苏维埃的存在，付出再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
就在红军最初节节败退、动辄数十万人马遭受全歼的艰难日子里，斯大林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发出过一道极其严厉的命令:要求各部队无条件地扼守所占领阵地。苏联元帅崔可夫将它描述为“一份最引人入胜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们的祖国正经历着艰难的日子。”命令要求:“从现在起，我们每放弃一寸土地都将极大地加强敌人的优势，极大地削弱我们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诸如‘我们可以无休止地退下去’、‘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粮食取之不尽’之类的论调。这些论调是有害的、是错误的。它将削弱我们的斗志，助长敌人的威风。因为，如果不停止退却，我们就会失去粮食、燃料、钢铁、原料、工厂、铁路。由此得出结论:是停止退却的时候了。一步也不能后退！这应该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必须顽强地坚守每一个阵地，坚守每一寸苏联领土，尽最大力量去保卫它，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德国高级将领曾经多次对于苏联红军的战斗素质表示过轻蔑。在他们的回忆录中，遭受了大清洗后的苏联红军在战争初期通常是一群“乌合之众”。但苏联人坚韧的民族性格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指出:“五百年来，俄国人由于一直对自己的命运具有信心而受到鼓舞。作为基督教徒，他们一直认为，在土耳其夺得君士坦丁堡，从而完成了征服安纳托利亚和东南欧信奉东正教各民族的大业以后，他们就是上帝特选的东正教的受托人和守护者。再者，世界上苏联是以共产主义为正式信仰的第一个大国。结果，俄国的共产党人和俄国的基督教徒，在抵抗纳粹德国侵略者、保卫对各种信仰的俄国人来说都是神圣的俄国领土方面是齐心协力的。”
斯大林没有忘记利用这些。“东正教会过去是一个受歧视的，几乎是一个多余的小团体，现在却用来唤起中年和老年人残存的一点宗教情绪。同时，过去的俄罗斯英雄和好战的沙皇被抬出来奉为楷模，以赢得爱国人士和俄罗斯人的支持。”而为了鼓舞士气，彼得大帝在1690年创立的近卫军的称号，被斯大林用来授予那些战功卓著的部队、舰艇、兵团和军团，以表彰部队“在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大无畏精神和高度组织纪律性”。
( 正在走向战俘营的德军战俘，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煎熬 )
朱可夫回忆当年斯大林问到他，是否能在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纪念日在德军兵临城下的莫斯科阅兵。这次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准备的阅兵式，甚至对参阅者也事先未作通知。苏联红军元帅崔可夫回忆1941年11月7日那天早晨，《斯拉夫告别曲》响彻红场。指挥乐曲的，正是它的作者、捷尔任斯基师乐队的指挥阿加普金。从西伯利亚赶来参战的苏联红军从列宁墓前经过，然后直接开赴前线。英国《新闻纪事报》报道说:“通往莫斯科的要冲鏖战正酣，而莫斯科却组织了一年一度的传统阅兵，这是英勇和无畏的榜样。”
一切能够被调动的爱国热情都被用来鼓舞苏联人民的信心。斯大林向部队发表了送别讲话，鼓舞在艰难处境中的红军和苏联人民:“想想1918年的情形吧⋯⋯比起那时，我们现在要好得多。”斯大林在红场的演说甚至没有忘记利用被苏维埃推翻的沙皇时代的光荣，“伟大的解放使命已经落在你们身上。你们不要辜负这一崇高使命！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是正义战争。让我们伟大的先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茨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洛沃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英勇形象，在这次战争中鼓舞你们！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
( 1945年7月，柏林街道上的瓦砾已被清除，公共交通虽然已恢复营运，但公共汽车和有轨 )
神话的破灭
左尔格从日本发回来的电报可以说改变了苏德战场的命运:“日本武装力量将全力南进，无意对苏作战。”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旅的精锐部队迅速被调集到莫斯科，而德军的上百个师却被牵制在西线。事实上，苏联军队在战前或好或坏的表现也决定了对左尔格情报的利用可能:1939年8月在诺门坎的惨败使日本政府此后记忆深刻。而芬兰军队在1939〜1940年冬季战役中虽然获得了令人尊敬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并没有使芬兰政府盲目到忘记战争的最终结局。
( 1945年初，武装党卫军少将海因里希·莱因霍特在训练刚刚入伍的新兵。战争的损耗使得大战末期的许多德国部队只能用仓促训练的新兵投入战斗 )
德军最高统帅部开始感受到了苏联军队源源不断的力量:“我们做梦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从苏俄内陆涌出来扑向我们⋯⋯我能预见到未来几天和几个星期的形势图:直到现在我们部队的蓝色标志依然在地图上占主导地位，敌人的红色标志只是零星地四散在其中。不过从现在开始，从列宁格勒到亚述海，厚重的红色箭头在前线的每个部位伸出来，直指德国心脏。”德军指挥官冯·克莱斯特上将此前那个悲剧性的预言似乎不幸被言中。他把德国军队和一头向一群蚂蚁进攻的大象联系起来:“这头大象将杀死数千只蚂蚁，甚至数百万只蚂蚁，但是，最终他们将战胜这只大象，将他吃掉。”
“德国陆军常胜不败的神化已经破灭。”希特勒否决了前线将领要求撤退的要求。英国军事史学家富勒在战后评论说:“虽然是由于他的固执，才会使这个战役走到了惨败的边缘，可是也因为他的固执，才使他不曾跳入这个深渊。毫无疑问，因为他不肯撤出俄国或是斯莫棱斯克以东地区，才使他的大军避免了一个比1812年还更可怕的浩劫。”然而希特勒从此亲自接替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的职务，此举被认为是“除了不把莫斯科作为首先进攻的目标，以及代价很高的基辅胜利以外，德国在对俄战争中的第三个惨重损失”。德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由于元首对敌人潜力估计过低，竟出现了这样的古怪现象，即参谋人员不再可能认真地制订作战计划。元首无论在战略上或战术上的指导愈来愈变化无常，愈来愈拙劣。
( 电车无法容纳众多的行李。妇女们只能用手推车拉着她们残存的物品寻找新住处
1945年，柏林苏占区附近，被俘的纳粹党卫军
)
希特勒在拿破仑后对苏联的入侵不仅仅是一场传统战争，它还是一场种族和生物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并非仅仅是领土，而是对“犹太的——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的灭绝。战前希特勒已经警告了德军高级指挥官，“进攻苏俄的战争不可能以一种骑士气概的样式展开。这场斗争是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异的斗争，必须用前所未有的、无情的、毫不手软的残酷来引导意志”。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指出:苏俄没有在海牙会议上签字，因此没有权利得到人道主义的对待。而根本原因是，在他看来，苏联人是低人一等的，而苏联的领土是布尔什维克化的荒原。“没有什么比在那里教育这些民众更为糟糕的错误了。为了我们的利益，苏俄人只要认识路上的路标就足够了。现在，他们不识字，他们应该永远这样。”他似乎全然不愿意面对这个事实，那就是，这是一个产生了托尔斯泰、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的民族。这个民族不但在10年内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就连希特勒的许多王牌飞行员都在几年前前往苏联学习飞行技术。
希特勒此举帮助了斯大林。由于残酷大清洗带来的后遗症，以及一些民族国家新加入苏联为时不久，德国人在进攻的开始阶段甚至受到了不少地方的欢迎。曼斯坦因元帅回忆说，在克里米亚，许多当地人对德国人表示了欢迎。在乌克兰，德国人起初“在许多地方受到欢迎，像是‘带来面包和盐’的解放者”。但是正如曼斯坦因所痛斥的，随之而来的希姆莱的追随者，紧跟着德国武装部队的脚跟，全方位“围捕共产党员、犹太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颠覆分子’，将他们关进临时建立的集中营，毫无人性地将他们杀害”。为了对付苏联游击队而对当地居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残酷报复，更是“把数以千计的可能拥护德国的乌克兰人变成怨恨的和坚决的敌方游击队”。■
( 1945年7月，从前线回来的德国士兵和无家可归的平民聚集在铁路的终点站
)
1943年2月:苦难的另一副面孔
死 城
2月2日的斯大林格勒出奇地寂静，这使每个习惯于这座城市中充斥的枪炮声和建筑物轰然倒塌声的人都感到奇怪，战地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形容建筑物的废墟和遍布其中的炮弹坑构成了一个稀奇古怪、鬼影憧憧的世界，微弱的冬日阳光在那些扭曲的钢筋水泥下面留下了大片不吉祥的阴影。苏军指挥部完全控制城市后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将3500名市民与1200名德国战俘组成劳动队，掩埋所有的尸体并清除道路。“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一如既往地执行了命令，他们抬起一具具苏军、德军已经冻得僵硬的尸体，把他们如同柴垛一样堆在雪橇上，用马、骆驼乃至人力将他们运送到城市边缘那些宽大的反坦克壕沟里，然后再用坚硬的冰雪覆盖其上。许多人在几天内感染伤寒而死。”根据斯大林格勒市委的统计，只有大约9796名居民，包括994名儿童，得以从这场残酷的战役中存活下来。尽管排除地雷与炮弹的工作刚刚开始，许多从9月开始陆续逃离的居民开始徒步越过封冻的伏尔加河，徒劳地在废墟上寻找关于自己亲人的消息，“在被白雪覆盖的残垣断壁上写满了他们给亲人的联络信息。”一位刚刚抵达这座城市的美国红十字会志愿人员回忆说，“例如‘妈妈，我们一切都好，去贝凯托夫卡找我们——卡佳’。”
但是对于多达91000名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将士来说，成为战俘仅仅是漫长苦难的开始，根据统计，其中将近50%的被俘者都没有能活过即将到来的1943年春天，苏联最高统帅部关于俘虏安置的指示常常变成了一纸空文，在察里津山谷匆忙建立的“战俘医院”，实际上不过是一座死亡营。仓促搭建的土墙根本不能抵御早春的寒冷，大约4000名病号被直接安置在潮湿冰冷的土地上，许多患者死亡的原因是在这里感染的冻伤和伤寒。数量有限的军医被数字庞大的病号队伍搞得晕头转向，何况医疗用品的缺乏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清洁用品只有从溪流中提上来、夹杂着冰雪的水，少得可怜的药品与器械常常被苏军二线部队“征用”，惟一的办法就是半贿赂的黑市交易。为了几片奎宁、止疼片和一条黑面包，第44步兵师的军医鲁道夫·杜伯特不得不从自己的病号中征集了两块手表。被宣布为“健康”的战俘的境遇也很糟糕，内务部与军队后勤机关之间的扯皮使得没有人想到如何为即将投降的第六集团军提供食物，更何况红军也正在度过战争爆发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每天的食物千篇一律，10个人分享一条黑面包，再加上由水、一点盐和黍类做成的汤。”一位隶属第14装甲师的少尉在日记中说，“期望更好的待遇是不现实的，尤其是考虑到党卫军安全部队是如何对待那些落入我们之手的苏联军人时。”
流放之路
当3月来临，冰雪初融的时候，这支由“披着破旧军毯，蹒跚而行的幽魂”组成的队伍就从斯大林格勒附近出发，向东行进，“生存意志”成为支撑这些半死不活的俘虏走向遥远的战俘营的动力。“在沿途的俄国人眼里，我们跟几百年前沙皇发往西伯里亚的囚徒没什么两样。”鲁道夫·杜伯特回忆说，“一些妇女按照古老的习俗站在道路的两侧，将毛毯、粗盐、黑面包和腌鱼塞给上路的战俘，而一些孩子与男人则向队伍投掷石头，并大声咒骂。”对于战俘来说，这趟死亡之旅的时间是各不相同的，最幸运的一批只需行进12公里到达斯大林格勒北部的杜博夫卡战俘营，就可以勉强安顿下来；而更多的人则必须跋涉数月，才能到达目的地西伯利亚与高加索。在漫长的行军中，不断可以听到卫兵的枪声，宣告又一个不堪重负、过分虚弱的同伴已经倒下。夜间，战俘们不得不以10到20人的规模，挤在一起，分享一条军毯，处于最外面的成员必须保持警醒，确保内圈的沉睡者在两三个小时后跟自己轮换，否则寒冷的天气就会使短暂的沉睡变成死亡。“每天早晨，所有人都在卫兵粗声粗气的催促中醒来，及时列队。俄国人的逻辑很简单，能站起来的就打发上路，不能站起来的就赏一颗子弹。”
在经过漫长的跋涉来到战俘营后，这些筋疲力尽的流放者发现他们面临的不过是一座有屋顶和四壁的废墟。在规模最大的贝凯托夫卡营地，30个人拥挤在一间不足60平方米的囚舍中，每隔三天，才有一批食物和水通过少得可怜的卡车和骆驼送到战俘手中。为了防止可能的暴动，战俘营管理人员将战俘按照国籍与“政治成分”划出了名目繁多的等级:罗马尼亚人、意大利人受到的待遇明显优于德国人，他们的口粮和被服供应更充足，并且可以在厨房工作，在顿河河区被俘的意大利第八军中尉卡洛·席尔瓦在回忆录《西伯利亚归来》中就描述他们甚至可以在营地中演出歌剧，并且可以在圣诞节得到面包、砂糖、新鲜蔬菜与肉类。而在德国战俘一边，至少每天有50到100人死于传染病或者劳动过度，甚至一磅从厨房偷来的人造黄油都能使过度饥饿的战俘死于消化不良。对于那些相对幸运的高级军官来说，他们面临的困境通常是精神上的：作为第六集团军的高级指挥官之一，沃尔瑟·冯·塞德里茨将军积极主张与苏联合作，将德国陆军与人民从纳粹暴政下解救出来，在担任苏军对德政治工作的“自由德国”组织负责人后，他甚至希望贝利亚允许他成立一支3000人左右的德国战俘部队，以吸引更多的东线德军投诚，并最终以此为基础组成德国新政府。然而无论是他的昔日战友还是新合作者，都对他的热心表示敌意或冷淡。1943年9月，莫洛托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强烈声明与“自由德国”进行更广泛合作所带来的后果:“这样不仅将在红军内部安插进一个不可靠因素，也会使我们的盟国怀疑我们和德国正在暗中进行某种交易。”同样，在前线接到署名“塞德里茨”的劝降传单后，大为光火的希特勒立刻在东普鲁士的“狼穴”召集了包括龙德施泰特、隆美尔、克莱斯特、利斯特、魏克斯等大部分陆军元帅，迫使他们发表声明，宣布自己和国防军无限忠诚于这个已经显露败相的纳粹政权。
在经过长达两年的漫长等待后，1945年5月的和平并没有立刻使这些“斯大林格勒的幽灵”立刻回到祖国，欧洲日趋紧张的冷战格局使他们成为了苏联与他们昔日盟友讨价还价的筹码。到了1955年，在5000名幸运地活到这一刻的战俘中，仍有2000人被关押在苏联，直到当年9月，阿登纳总理访问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了一揽子经济贸易协定的时候，这些人才得以释放，其中包括曾坚决要求保卢斯突围的第11步兵军军长卡尔·斯崔克将军、沃尔瑟·冯·塞德里茨将军，以及保卢斯的副官亚当上校等。不过回到德国后，许多幸存者发现他们将永远生活在“谁该为第六集团军的悲剧负责”的质问中。在退伍军人眼里，塞德里茨将军毫无疑问是德国和国防军的“叛徒”，虽然联邦政府在1956年撤销了纳粹德国军事法庭对他的判决，但拒绝恢复他的军衔，甚至连参与施道芬堡伯爵刺杀希特勒计划的奥斯特将军也认为他“玷污了国防军的名誉”。而劝说保卢斯坚守到底的亚当上校则被悲愤的军人遗属称为“冷血的帮凶”。不过对于那些饱受集中营式煎熬，有幸回乡的普通一兵来说，这些问题的答案究竟如何已经不再重要，正如哥特费尔德·俾斯麦中尉在回忆录中所写的“幸存下来就是惟一可以感激命运的理由”。■
阴暗的早晨
柏林的1945
1945年4月21日对于柏林来说，是一个天空中充满阴霾的日子，前一天，英美空军以一次千机轰炸作为献给希特勒56岁生日的礼物。尽管戈培尔仍然在广播中喋喋不休地保证苏军将在奥得河和尼斯河之间被阻止，但关于俄国人已经迫近市区的小道消息已经在柏林民众中传开，当日中午11点半，苏军的炮弹打进了排队领取配给食物的市民行列中，正式宣告第三帝国的首都成为了前线。
惶恐的城市
对于已经在空袭中度过近三年岁月的柏林市民而言，炮火威胁使得他们在惊慌中仍能作出正确反应，很多市民已经不再等待广播播放警报，而是自动在各处公共掩体的入口排好队伍，以确保自己能占据一个位置。在他们眼中，最安全的居所是在火车总站附近的“火车站防空掩体”，这座墙厚达4米半，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分地上3层与地下2层，不仅建筑坚固，而且它的地下部分连接着柏林地铁隧道，通过它行走5公里，就可以达到柏林北站。到了4月23日，已经有12000名惊恐的市民拥挤在这个3600平方米的避难所里，由于供水系统停顿，妇女志愿队的成员不得不冒着苏联人的炮火到车站附近的消防水泵去接水。
与相对沉着的民众相比，柏林的守卫者们则开始焦躁不安，一位德国妇女在日记中写道，“开小差的逃兵一下子增多了，随处可见换上便服的军人，而坚守岗位的却常常是些16岁左右的孩子，穿着肥大不合身的军装，沉重的钢盔几乎完全遮住了他们幼稚苍白的脸。许多孩子在绝望中酗酒，并渴望初尝男女之事”。这种恐惧下的放纵行为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帝国宣传机构对俄国人长年累月的宣传。虽然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3天内向柏林撒下了5000万份传单，告诫妇女“不用担心，你们的自由与人身安全将完全得到保证”，许多德国妇女仍然担心遭强奸，而愿意随便委身于任何一个第一眼看见的德国士兵。在广播电台大楼服务的500多名妇女志愿者在几天内都找到了她们的临时伴侣。
比起感情问题，更多的柏林人在乎的是如何维持一日三餐。在城市东郊的诺伊克林机场，当一辆空军给养卡车在苏联空袭中翻倒后，19岁的德国空军志愿人员戈尔达·皮特森和她的同伴们蜂拥而上，她抢到了一份包括卫生纸、啤酒与全麦饼干的飞行员紧急干粮:“大家就像面临冬天的松鼠一样，不顾一切地争夺着食物及其他生活用品。”位于柏林市内最大的嘉士达百货公司在被武装党卫军改造成坚固的防御据点前，也允许饥饿的民众自由进入，各取所需。
街头的混乱气氛很快就影响到了希特勒最后的栖身之地，4月23日早上9点左右，第56装甲军的指挥官赫尔默斯·魏德林将军来到元首总理府后花园的地堡汇报近在咫尺的战况。在接待室里，德国陆军最后一任参谋总长汉斯·克莱勃斯将军以冷冰冰的语气通知他，由于“怯懦”与纵容部下撤退，他可能被元首处以极刑。然而仅几个小时后，魏德林就接到通知，鉴于他详尽的报告，元首已经任命他为柏林卫戍司令。不过截止此刻，新司令的麾下只有一堆七零八落的部队残余:包括第九伞兵师的残部，缩减到战斗群规模的“幕钦堡”装甲师和第18、第20装甲掷弹兵师，以及受创较小的党卫军第11“北地”装甲掷弹兵师，总共只有100辆坦克，45000名党卫军与国防军士兵，以及仓促集合的40000名国民突击军团。在地形上，守卫者的屏障只有横贯市区的兰德韦尔运河与施普雷河，以及3处巨大的防空堡垒:人民公园、动物园和洪堡，它们配备的128毫米大炮和20毫米对空机关炮还有很充足的弹药。然而他们面对的却是来自城市东面的苏联第五突击集团军、第八近卫集团军以及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由身经百战的朱可夫与科涅夫元帅指挥。傍晚时分，为了迎接十二集团军可能发起的救援，刚刚上任的北地师师长，党卫军少将古斯塔夫·库鲁肯伯格就命令在城市东北侧发动有限的反击:第503重战车营指挥官赫尔佐格少校指挥60辆“虎王”重型坦克与“黑豹”中型坦克，在滕珀尔霍夫机场补给后，向布里茨开进。经过在公路两旁精心设计的埋伏行动，赫尔佐格少校和他的部下击毁了10辆左右的斯大林2式重型坦克，30辆T-34/85重型坦克与相当数量的运兵卡车。
关于解围的谣言不仅在防卫者中流传，身处地下室中的柏林市民也认为确实存在一根救命稻草:温克的十二集团军很快就会来解柏林之围，美军也加入了对抗野蛮苏联入侵的行列，因为4月23日一整天，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就没有中断，然而却并没有带来空袭。3天前离开柏林的希姆莱与舍伦贝格将军则要现实得多，傍晚时分，他们在吕贝克会见了瑞典红十字会负责人伯尔纳多特伯爵，要求通过他与艾森豪威尔接触，以便在西线实现有条件投降。
对于仍然囚禁在第三帝国中心的最后一批犹太人来说，苏联人的逼近却是个好消息。这批身份特殊的囚犯被关押在威丁区舒尔大街一所犹太人医院改建的拘留所里，包括一些拥有中立国国籍，或者为保存性命而在纳粹上台伊始就将大笔家产捐献给党卫军高官的犹太人。虽然看守长官、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多贝克接到命令，在苏联军队到来前处决所有犯人，但前医学教授汉斯·奥斯卡·洛文斯坦恩已经与已成惊弓之鸟的多贝克达成协议，“如果你保住我们的性命，也就是保住你自己的”。作为保证自己安全的报答，他将为多贝克提供一张附有全体囚犯签名的字据，证明他在关键时刻的善行。于是，当晚19点左右，苏联坦克的履带声刚刚响起，所有守卫就作鸟兽散。
三个记者的故事
4月24日凌晨8点左右，借助伏特加的作用，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乘坐一辆吉普车，随着第三突击集团军的后续部队强打着精神向柏林推进，同时用速记本记录所见所闻:“在经过柏林市区东北维森湖区时，一群衣衫褴褛的儿童围了上来，我把衣兜里所有的糖块都拿了出来。他们指着远处被毁灭的村庄，嘴里不停地在说着什么，我们解放他们的意义到底何在？”
对于许多柏林的守卫者来说，俄国人降临的惟一意义就是末日，他们狂热的战斗精神使得具备压倒性的对手也感到吃惊:从前一天深夜开始，北地师下属的“赫尔曼·冯·萨尔扎”战车团和第11工兵营在政府区南面的特雷普托公园，与苏联第五突击集团军交火。在靠南一点的赫曼普拉兹，亨利·费内特中尉指挥着大约100名希特勒青年团的狂热分子借助嘉士达百货公司大楼掩护，击毁了大约14辆苏军坦克。而在选帝候大道西端的哈伦西大桥，3名劳工团战斗营成员凭借一挺MG42机枪在这里已经坚守了约24小时。他们的牺牲似乎为希特勒的狂想增添了凭据，在地堡里他仍然喋喋不休地向所有人保证，局势会在几天内扭转，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将与南方舍尔纳将军的部队发动反击，把俄国人赶出城区。然而在无线电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负责通讯的波特中尉只能用一种办法来确定苏军在城市内的进展，就是拨通所有柏林各区民政部门的电话，如果电话接通，他们就询问接听者是否发现了苏联军队到达的迹象，并在地图上作出标记。
就在格罗斯曼进入柏林郊区后不到一天，苏联第58近卫步兵师的巡逻兵和美军第69师在易北河区附近的托尔高会师。为了向全世界发布这个振奋的消息，两名美国记者，《波士顿旅行者报》的安德鲁·杜里与《圣路易斯邮报》的维吉尼亚·埃尔温经艾森豪威尔将军允许，参加了苏联34军军长巴克兰诺夫将军举办的庆祝宴会。正当苏联卫兵开杯狂饮伏特加的时候，杜里与埃尔温萌发了一个惊人想法——乘乱进入柏林，作为进入被征服的第三帝国首都的第一批西方记者。两人不动声色地从宴会溜出来，驾驶一辆插着美国国旗的吉普车一路向西，对遇到的每个苏军哨卡都抱以微笑，这样使他们不到天黑就到达了柏林市郊。在一个苏军指挥部，这两个美国人受到了热情款待，然而多达几十次的干杯使他们头昏脑涨，不得不取消了进一步采访的打算，而听任指挥官卡夫列斯基少校把他们送回了托尔高。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一小小的“郊游”事件却引发了严重后果，艾森豪威尔将军决定立刻将他们遣送回国，并严禁他们的报道见诸任何媒体。在苏联方面，精明的贝利亚认为应当立即由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下属的内务警察部队接替对占领城市的管理，一方面“可以使被解放的德国人民感到他们在与一个民政机关打交道”，而另一方面则“充分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管理机构，巩固苏联在自己占领区内的地位。”这一命令于当天晚上就通过无线电传到了内务部在第一白俄罗斯方面军中的最高负责人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手中。
包围圈
崔可夫将军的第八近卫集团军拥有在斯大林格勒巷战的光荣经历，但他却发现自己的部队正在扮演3年前德国人的角色，“敌人从每一栋建筑物的屋顶和窗户中开火射击，用反坦克火箭筒击中坦克脆弱的顶装甲。我们不得不从焚烧的民居中征集床垫，放置在坦克炮塔和裙装甲周围以加强防护”。一位工兵少校萨巴列夫在战斗间隙写给妻子的信里这样描述，“真想赶紧离开这片充斥着烟雾和狙击火力的废墟，它让每一个同志都濒临崩溃”。依照科涅夫的指示，苏军迅速调整了战术:在火箭炮对目标进行地毯式轰击后，派出6〜8人组成的突击小组在烟幕的掩护下携带手雷接近据点诱使防卫者开火，然后是装备轻重机枪，与反坦克炮的压制小组对据点进行远程攻击，最后由JSU152与SU122等重型自行火炮摧毁整个目标。4月27日上午10点左右，魏德林将军的参谋长上校汉斯·雷菲尔在位于霍亨索伦大街的指挥部里就听到了空中传来的刺耳尖啸声，作为一名东线战场的老兵，他立刻意识到这种声音来自被德国士兵称为“斯大林管风琴”的喀秋莎，于是整个柏林防御指挥部被移到了本德勒大街的陆军大本营。夜间，魏德林来到地堡，向希特勒汇报了参谋们提出的紧急撤退计划——集中剩余的40辆坦克与所有战斗部队于4月28日夜间从柏林西部突围，以便与维斯托拉集团军群的残余汇合，但希特勒再次拒绝了这个建议:“大戏落幕时，主角必须站在台上。”
到了下午，希特勒的舞台已经越来越小，在战线的南方，第八近卫集团军以及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已经接近了兰德韦尔运河，距离总理府不到两公里。不用借助望远镜，他们已经能够看清提尔公园中央的胜利女神纪念碑。留给防守者的，不过是一个东到亚历山大广场，西到帝国体育场和夏洛腾堡宫之间，长15公里，宽约5公里的狭窄区域。然而希特勒依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企图背叛他的属下，盖世太保在夏洛腾堡附近的寓所里抓到了希姆莱的联络官，烂醉如泥的党卫队地区队长菲格莱因将军。他提包里的钞票、珠宝与假护照似乎证实了希特勒以及帝国办公厅主任鲍曼关于他企图潜逃叛变的猜测。第二天，希特勒的新闻专员海因茨·洛伦兹来到地堡，带来了一份伦敦路透社的新闻稿件，证明了希姆莱确实企图与盟军接触，在被盖世太保头子穆勒短暂提审后，菲格莱因在总理府的花园里被枪决。与此同时，地堡里的最后两位客人，新任空军总司令的罗伯特·冯·格莱姆空军元帅与女飞行员汉娜莱契曾带着希特勒关于逮捕希姆莱的命令，驾驶一架阿拉多96式训练机，奇迹般地从勃兰登堡门附近顺利起飞，这个情况使得附近的苏军士兵大为惊讶，许多人甚至认为希特勒藏匿在驾驶舱中离开了柏林。
最后500米
4月28日的黑夜来得格外早，因为尘土和烟雾从下午开始就笼罩了整个都市。作为朱可夫的先头部队，150与171步兵师在夜幕降临前已经越过了莫尔克大桥，这里距国会大厦的距离不到500米，斯大林已经对前线下达命令，要不惜代价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前拿下这座第三帝国的标志建筑。突击营营长列奥斯特耶夫组织了一支完全由共青团员组成的突击队，其中还精心安排了一位来自斯大林故乡格鲁吉亚的战士，每个人都获得了充足的弹药与武器，并在红旗下宣了誓。不过在其他士兵当中，害怕在胜利来临前夕阵亡的情绪已经开始传播:“不要为我担心，我有足够的伏特加和子弹来对付他们，在柏林剩余的德国人已经不多了。”一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幸运已经陪伴了我一天，上午我的钢盔被打了个缺口，下午又及时地从一栋倒掉的六层楼里跑出来，只要再坚持那么一点点时间，我就能带着许多好东西回家了。”然而就在这封信笺写完后几小时，一枚手榴弹就在寄信士兵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佩里佛索夫身边爆炸。
正当红军接近国会大厦的时候，希特勒下定决心不让自己拥有类似墨索里尼式的下场。4月30日13点左右，魏德林将军接到了来自希特勒的最后一道命令:禁止任何个人或部队投降，只同意他们分成小股向西突围。大约两小时后，希特勒在地堡中选择了自杀。直到这时候，朱可夫与崔可夫仍然对希特勒的下落一无所知，隶属第一乌克兰方面军与白俄罗斯方面军的内务部反间谍处正在按照指示从任何可能的俘虏口中探听消息。“直到29日晚上，我们总共才找到两个俘虏。”曾担任反间谍处翻译的叶莲娜·热夫斯卡娅回忆说，“一个是年纪大约16岁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另一个是来自总理府战地医院的护士，在企图穿越战线离开柏林时被我们发现，通过她，我们才模糊地确定希特勒仍然在政府区某个地下室里”。
与此同时，国会大厦的战斗已经演变成了一场逐屋争夺的肉搏，大约2000名党卫军和希特勒青年团进行了最后的抵抗，许多人甚至用链子把自己锁死在机枪射击孔的旁边。直到5月1日凌晨，红旗才被插在了国会大厦顶部。惊慌失措的克莱勃斯将军随即来到动物园附近的崔可夫司令部，请求停火。当第2天午夜柏林最终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发布后，无数军人，平民都惶恐地沿着从弗里德里希车站、夏洛藤堡大街等各条道路企图借助夜幕度过施普雷运河，最终到达美英占领区。鉴于希特勒、戈培尔、鲍曼等帝国领导人的逃跑将导致来自莫斯科的严厉惩罚，朱可夫命令库兹涅佐夫将军的第三突击集团军拦截任何企图逃出柏林的德国人——无论军人还是平民。虽然北地师和慕钦堂装甲师在库鲁肯伯格将军的指挥下，利用残余的两辆虎王战车和几辆半履带式自行防空炮竭尽全力掩护这股时断时续的逃难大军，但在5月2日晚上，仍然有许多平民和企图撤离的军人在运河沿岸丧生，其中包括马丁·鲍曼，以及北地师前师长齐格勒将军。这股溃散的潮流使得总理府的战斗很快就宣告结束，22点左右，苏联第9军政治部的指导员安娜·尼库利娜少校，将另一面红旗插上了帝国总理府楼顶。次日凌晨，成功地领导了夜间撤离的蒙克将军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浪费士兵的生命，于是命令所有从希特勒地堡中撤离的逃亡者在申豪森向苏军投降，其中包括希特勒的两位秘书特劳德尔·容格和格里达·克里斯蒂安。她们扮成普通士兵，不动声色从身边欢呼庆祝的红军士兵身边走过，最终在几天后到达易北河美军占领区。
解放的代价
随着最后一个市内据点，动物园防空碉堡的投降，柏林街头的枪声从5月2日下午开始沉寂下来，市民们小心翼翼地走出掩体，开始在街头露面，“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都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叶莲娜·热夫斯卡娅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们默默地将堆积在街头上的德国士兵尸体抬走，并按照命令，在各个红军的野战炊事中心前排起有秩序的长队领取食物，包括黑面包，一点食用油与汤。”而胜利者的另一项款待，就是紧锣密鼓的搜捕行动:在柏林总理府的野战医院里，“酒气冲天的俄国人端着冲锋枪来到医院里，揪着每个伤员的胸口用生硬的德语盘问‘党卫军？’”很快，所有放下武器，身穿制服的投降者，无论国防军、党卫军还是国民突击军团，都被赶入了向东缓慢行进的战俘行列中，瓦西里·格罗斯曼在街头目睹了这一刻:“每个人的脸上除了疲惫与饥饿，就是惶恐和忧伤，不仅来自于对自己前途命运的担心，也来自战败的深深耻辱。在蒂尔公园附近的街头长凳上，一个德国护士正在安慰一个惊慌失措的青年士兵，他的头深深地埋在铺在膝盖上的军毯里，在他们眼里，似乎整个世界都不复存在了。”
苏军占领下的全新生活虽然来得突然，但柏林居民迅速地适应了新规则:男人遵守卫戍司令部的命令，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役，妇女们则小心地在晚饭后藏匿在家中以躲避“侵犯时间”，并按照内务部队的要求交出了自己的短波收音机，尽管这时所有的频道就只剩下新建立的苏联官方广播电台。不论是出于宣传还是人道目的，9万吨粮食6万吨土豆和5万头牲畜在短短3天内被运进了柏林。与意想中的管理者不同，新任卫戍司令别尔扎林将军常常在街头巡视，与那些排队领取救济的妇女儿童交谈，很快这位平易近人的新长官也获得了许多柏林居民的爱戴。以至于当他在几个月后不幸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时，许多德国人认为这是苏联内务部精心策划的阴谋。
在柏林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一周里，西部的申豪森森林中正在上演这一战役的最后一个插曲。温克将军指挥第十二、第九集团军的残余，全力将10万名以上的难民送至易北河对岸的美军占领区。疲惫不堪的沙恩霍斯特师负责断后，士兵们利用最后几门88毫米大炮，几辆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勉强建立了一条防线。在请示了艾森豪威尔后，美国第四集团军司令威廉·辛普森将军最终允许伤员和所有放下武器的德军通过申豪森与斯坦德之间的铁路桥进入自己的防区，当5月7日凌晨，负责断后的连队得知最后一批难民与温克的司令部已经渡河时，指挥官里提希少尉和最后十几个部下用自己的钢盔分享了一瓶葡萄酒，炸毁了大炮与连部的半履带运兵车，准备向对岸的美军投降:“我们也许是德国陆军中坚持到最后的几个。”他在祝酒时说。
两天后的5月9日，是莫斯科为胜利举行盛大阅兵式的日子，瓦西里·格罗斯曼再次走上柏林街头，看到充满烟雾的晨曦中，妇女们已经开始在瓦砾间支起的炉灶上做饭——大约有100万柏林人无家可归，少数开通的列车与有轨电车被谑称为“仓鼠特快”，因为车上挤满了饥肠辘辘，企图前往郊区农庄里寻找食物的居民。然而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在舒尔大街犹太人医院的遗址上，一小群从长达12年的恐怖中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一名拉比的主持下，轻声唱起了赞美歌，“歌声中没有任何的愤怒或怨恨，只有一种委婉而坚韧的意愿——解放。”■ 世界大战苏德战争希特勒纳粹德国军事历史柏林战役莫斯科保卫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