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敦煌，一生都给你

“房顶是纸吊的，夜里老鼠嗖嗖地走，‘扑通’一声老鼠掉下来了，毛茸茸的，把我吓的，又没有灯。夜里想出去解手，听说这儿有狼，但没有见过狼，结果走出旁门，看见一黑糊糊的东西，吓了一跳，以为是狼，又退了回来。想解手又没法解，一夜也没有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是头驴。”生于北京、长于上海的樊锦诗，1963年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带着一腔热血来到敦煌，但初到大西北，艰苦的条件让她这个自小在大城市长大的姑娘意识到，敦煌并不是想象中的浪漫和美好。没水没电的敦煌仿佛与世隔绝，樊锦诗就在藏经洞陈列馆的“下寺”落下脚。

樊锦诗的同学加恋人彭金章却被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他们约好樊锦诗在敦煌干三年后就回武汉，一起好好生活。“我确实没有下过决心，要来这里待一辈子，当时根本没这个想法，没想不待一辈子，也没想要待一辈子，总之，很简单，我总归要跟老彭成家，成了家嘛，就是按照中国的传统习惯，一个是往大城市走，一个是女方到男方那儿去，这是很自然的。”多年以后，樊锦诗很坦诚地讲了自己的心里话。

“它的艺术确实漂亮，而且它的内容非常博大。”敦煌的魅力和把工作做好的朴素想法让樊锦诗留了下来。1967年，樊锦诗与彭金章结了婚，此时彭金章已在武汉大学筹建考古专业。各自都有离不开的事业，两人虽然成了家，却过着劳燕分飞的日子。1968年，樊锦诗分娩在即，却因工作需要不能离开敦煌，彭金章挑着扁担一路辗转从武汉到了敦煌，看到的是光着屁股的婴儿，身上连点儿布条也没有。樊锦诗看到连孩子衣服都带来了的丈夫，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而丈夫也因公务在身，没等孩子满月，就离开了敦煌。

“到1973年的时候，我已经来了十年了，也慢慢对这个地方有感情了，那时是‘文革’后期，已经可以搞一点业务，这个地方和这个事业都不舍得了。”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江南弱女子独自一人在敦煌又待了下来，“连累”得家庭也四分五散——两个儿子都被她送到亲戚家照看，一家四口长年分散居住在四个地方。

有一年，樊锦诗去彭金章在河北农村的老家看第二个儿子，到了以后，见到一个小孩“黑不溜秋的、傻乎乎站在门背后”，因为两三年没见了，樊锦诗和儿子互相都不认得对方，“我真的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了”，直到旁边的姑姑催促，小孩才怯怯地对这个陌生人喊了声“妈”。樊锦诗后来说，每到周末看着别人回去看孩子，对孩子的思念就开始折磨她。1986年，为了成全这个家，彭金章也离开武汉大学调到敦煌，结束了两人23年的长期分居生活。为此，在别人眼里工作第一、甚至有点“铁石心肠”的樊锦诗却充满了感激和愧疚，“像这样的丈夫，确实打着灯笼也难找”。这位迟来的敦煌女婿，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做出了突破性的发现，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加到735个。

樊锦诗对自己40年来所做的工作自谦为“瞎忙”，但樊锦诗对促进敦煌文物的保护事业做出的贡献，却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1998年，樊锦诗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代敦煌研究院院长。面对千年宝库，担当如此重任，樊锦诗感到沉重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她的前任常书鸿与段文杰两位先生已经为敦煌保护与研究奠定了一个极具高度的平台，她更是丝毫不敢怠懈。

上任伊始，她遇到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难题，为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樊锦诗忧心忡忡。“这是国家的财产啊，要捆绑上市就会有风险，什么挣了、亏了，这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不能拿去做买卖。”为此，樊锦诗四处奔走，跑遍了相关部门，向人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的重要。“敦煌壁画这么漂亮，它是拿什么做的？泥巴、草、木材，你说脆弱不脆弱，你一弄就坏了！再加上它多病，几乎每个洞都有病！”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她甚至对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说:“如果敦煌捆绑上市，国家文物局就关门吧，我这个院长的帽子也还给你们。”经过樊锦诗的努力，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当曾经荒凉的敦煌吸引着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热切的目光时，樊锦诗却陷入了一个矛盾:出于经济效益，地方一些部门希望游客越多越好，而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樊锦诗却一直唱“反调”，最担心的却是游客太多了，“所以我急切地希望减轻洞窟的压力，洞窟坏了我们就是罪人。”她开始进行游客承载量的研究，希望在满足游客需要和文物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人类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已经诞生1600多年，但是，敦煌石窟仍在不断受到新的挑战。如果用1908年和1940年代拍摄的照片与今天的一部分壁画比较，衰变的情况令人惊叹。“年迈”的敦煌石窟，在历尽千年沧桑之后如何延续生命，确已成为新千年的思考。2003年，樊锦诗向全国政协会议提交议案，详细描述了“数字化敦煌”的设想。“壁画这个文物不可再生，但它也不能永生，那么它要退化怎么办？我考虑要抓数字化，就是为国家永存这份信息”。正在实施中的数字化敦煌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年逾花甲的樊锦诗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她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能够亲眼看见一个数字化敦煌的建立。

“我们现在采取物理的、化学的、工程的等等的保护办法，实际上只能延长它的寿命，就是使它延年益寿，或者是叫它慢一点退化，实际上这种退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所以，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计划。建数字化敦煌是樊锦诗抓长效机制的一个设想，用计算机完整地储存下敦煌艺术档案，并建立一个数字化放映室，让参观者在放映室如同身临其境，能够更全面更详细地了解敦煌艺术之美；这样即减少了洞窟的压力，也达到了保护洞窟的最终目的。为此，年过花甲的樊锦诗重新开始学习计算机及相关技术。

2005年，是樊锦诗守望敦煌的第42个年头，敦煌这所拥有1600多年历史、汇集四大文明的宝库也见证了樊锦诗从青春岁月到今天的满头华发，“它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成了我家里的一部分，敦煌事业就是我们家的事业”。有人说樊锦诗脾气倔，很难接近，自承在上学期间上台发言讲不出话来的樊锦诗说自己到了敦煌之后，“就跟大西北一样变得粗犷了”，“年轻时我很爱笑，也许后来工作压力大了就笑不起来了，”樊锦诗说。在她眼里，什么也比不上敦煌重要:“把莫高窟这个人类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我莫大的责任，它不允许在我手中损坏。”■ 樊锦诗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