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利润，耐克的道德姿态

（文 / 马丽萍）

有了这份《社会责任报告》，各种独立机构可以按图索骥，找到耐克公司在中国、越南、印尼的任何一家供应商，追随它们的工人，问询工厂生产状况。这无疑是有商业风险的。在记者手里长长的报告中，耐克公司用偌大的字体写道:“我们期望建立信任，让股东通过事实而不是感性认识来判断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透明化是惟一的工具。”耐克公司还表示，每年将更新此报告，汇报最新状况。

耐克公司在报告中，承认了与其签有合同的供货公司中，的确存在着盘剥工人、强制工人超负荷劳动、性骚扰等情况，耐克表示将会建立一个特别小组，保证雇员们的收入、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符合要求。自美国叶氏管理咨询公司的董事总经理Daniel.Shao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将极大提高耐克公司的运营成本。

可作为一家向消费者推销“生活方式”，而不单单是卖产品的国际大企业，耐克经常被放在放大镜下检视。把“反对耐克”或“制裁耐克”的英文字样输入Google，你会得到大约6万条的搜索结果。在持续的指责和不满中，反对“血汗工厂”是最重要的一条。在这样“恶名”名单中，还包括沃尔玛、锐步、国际时装零售商Gap、牛仔裤制造商Levi-Strauss，以及娱乐大腕迪斯尼公司。

JUST STOP IT!

命名于1978年的耐克公司并不具备制造优势。它所有的鞋从来不自己生产，而是包给独立的合同工厂，这些厂家也是世界其他著名品牌的供应商。根据耐克的这份报告，他们的合同工厂主要分布在亚洲，有550821名员工，是耐克全部合同工厂员工人数的90%。以前的资料显示，这些工人绝大多数是低于24岁的妇女。

80年代，韩国一度是运动鞋的主要输出国，但由于民主改革、劳工变动及经济发展等原因，鞋工的工资在1986年增加了一倍，制鞋公司只好将工厂迁至中国内地和东南亚一带。其后的3年间，韩国的鞋业在本国裁掉3/4的员工，近40万的韩国鞋工都失去了饭碗。耐克公司抛弃他们如同当初它抛弃美国本土高工资的合同厂一样。

耐克事件最早是在1988年。印尼发表了一份报告，披露韩国的印尼耐克代工厂有不合理的低薪和超时工作等，违反了劳工权益情况。这逐步引起了媒体和国际组织的关注，不得已，耐克公司在1992年公布了有关对海外外包劳工的工作守则(Code of Conduct)，但状况并没有得到大的改善。

Daniel介绍说，在中国，人们可能不太知道耐克的麻烦。在美国，10年前，人们就开始了反对“血汗工厂”的示威活动。示威人群游说耐克的少年消费者们，说他们穿的鞋是由童工，甚至是监狱里边的犯人生产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人的生产环境恶劣。除了强制加班外，还不得不忍受危险的尘土和有毒烟雾的侵害。反对的人们把耐克的“Just Do It”改成了“Just Stop It”。

作为回应消极报道，公司也通过向各大学校长及体育运动管理当局邮寄信件、宣传品以及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公开信等形式对不利报道进行反驳，并声称这是商业的“言论自由”。耐克的这一举动最终败给了旧金山的劳工权益运动人士卡斯基，卡斯基认为，这是不实广告，是在欺骗消费者。耐克最终捐赠了150万美元，并在法律诉讼中沉寂了3年，直到这份社会责任报告出台。

道德难题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安然丑闻和世界通信事件之后，不但美国民众开始关注企业的道德问题，大的投资商也非常看重这点。”Daniel说。在以前投资者只会说:“让我赚钱，其余免谈”（Show me the money），现在又加上“注重道德，我才安心”（Show me the ethics）。

这似乎与自由主义的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主张相悖。他认为，确保世界成为高尚场所不是企业的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法律规范内谋取利润。对于“虚伪的，粉饰门面的”公司行动，他充满鄙夷。“当我听到商人们在雄辩地谈到‘自由企业制度中商业的社会责任’时，我不禁想起了一位法国人的绝妙故事，他在70岁时发现他一生都在发表着无聊的议论。”

可今天的世界似乎让企业别无选择。深圳当代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从1998年开始关注中国劳工保护状况，他认为:跨国公司不会真正关心工人状况，也不会因为供应商改善了工人条件就提高订单价格。他们只是不希望供应商给自己惹事，不希望自己的企业形象受损，不希望因“血汗采购”而失去本土市场的消费者。

这一点得到了Daniel的认同。“这些合同厂不只给耐克一家供货;它们的厂址也设在美国本土之外，甚至或许没有违反当地的法律。可在很多美国人和非政府组织眼里，它违反他们的人权概念了，所以会干涉。”Daniel说。

最近的《金融时报》文章中，约翰·盖普也表达了他的看法，公平地对待供应商、工人，以免招致负面宣传或公众的强烈反应，关乎审慎而非道德。大部分公司高管抱定这样的思想:不要成为激进分子的目标，而人力资源经理们则劝诫高管重视企业社会责任。言下之意是，重要的不是要有道德，而是要让人家认为你有道德。

“什么是现实，认知就是现实！有些传闻或许不是真的，可市场并不理会这些。与几十年前不一样，这些大公司都是上市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通过股东给公司管理者以压力。”耐克的“社会责任报告”，在《金融时报》的约翰·盖普眼里是“善意的谎言”，其目的是安抚四处出没的活动人士和非政府组织。Daniel则对记者说，这也不过是企业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支出的“副产品”。

耐克公司在报告中指出，希望其他同类公司也能积极跟进。美国著名的制衣公司GAP在几个月前也发表了《社会责任报告》和相似的声明，披露了其设立在墨西哥、中国、俄罗斯以及印度工厂中恶劣的工作条件。这些报告在得到积极反响之后，接下来的难题便是，怎么解决这些不属于本公司的供应商的问题？■

耐克问题与中国困局

——专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与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张峻峰

三联生活周刊:耐克报告出来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商学院有一位项目主任叫苏珊·安德森，她替耐克辩解道，耐克并不拥有那些有问题的工厂，这些工厂只是和耐克签订合同，生产耐克公司的产品。所以侵犯工人权益现象的主要责任应该由当地政府承担，而不是耐克公司。您怎么看？

张峻峰:这种说法是不负责任的。去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结论和香港前几年所做的调查不谋而合。主要有两点:第一，在过去3年内，中国纺织品的采购价格不断下降，大约跌了20%;第二，跨国采购商要求中国企业的交货期不断缩短，原来是一年交三季货，现在最短25天就要交货。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包括出图样，寄给采购者，批准后组织生产、寻价、送货等。在这样被不断挤压的情形下，国际大型采购者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就是虚伪的。消费者或其他研究人员谴责“血汗工厂”，也是虚伪的。

当然，我们面对的不是西方民众，面对的是大的采购商。采购商转嫁给中国企业的生存压力，就必须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

我曾经参观过耐克公司在中国的一个供货厂，他们的某款鞋卖到美国市场的价格是14.99美元。厂方就把价格写在墙上，供应商能拿到多少呢？他们告诉我只有4元人民币。这个数字不是特别精确，但反映了问题。供应商的负责人说，即便是第一成本，他们也得做，因为只要厂子不停工，固定成本就照常支出。这些供货厂的边际利润率非常低。

承包商为了满足采购商的订单要求，在压低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侵犯劳工权益，显然是违反了我们的法律。

三联生活周刊:据最新数字，中国目前大约有832万人等待就业，这些大的采购商也认为他们给当地带来了就业机会。

张峻峰:就中国的现实来看，在多就业和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上，确实存在着两难的政策选择和理论探讨。企业应该遵守国家的法律，保障员工权益。另一个前提是，中国7.2亿的劳动大军中，大批的人需要就业。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市场规律:只要有便宜的劳动力存在，就没有必要给高工资。

就供货厂来看，我们曾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发现很多企业有延长工时和克扣工资的普遍问题。要是跟以前的国营企业相比，过去的国有企业劳工状况普遍良好，可效率低下，经营表现也不佳。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劳动法规定的工时要求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如果按照欧美采购商的“企业社会责任规范”，对供应商的要求最高甚至可以达到每周工作72小时。在欧洲，这是可以接受的，前提当然是要多付加班费。中国的企业会在工时上做文章，比如，不按工时计算而是按计件计算工资，这又导致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不论怎样，凡是违反了我们法律，被我们发现了，还是会严肃处理的。改善现状的关键是，如何在跨国公司的利润让渡和政府保护劳工权益之间达成某种平衡。■ 耐克耐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