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年代”的阴影

（文 / 蔡伟）

( 1934年1月，爱国青年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与蒋介石对话，在群众激烈的声浪中，身穿马褂的蒋介石终于出面与学生们对话，留下此经典镜头 )

谋求“统一”的年代

1934年2月19日，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蒋介石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讲演。“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通过一种类似复古的意识形态教育，蒋介石提出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统一国民思想。曾经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4天后甚至再次在南昌进行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做了极为详尽的说明，所有言论被编成《言论集》广为印发。

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规定从4月6日起，所有交易，一律使用国民政府新铸造的银币，从而彻底废除从晚清流通至今、成色和形式混乱不堪的银两。然而世界似乎并不愿给新的民国政府以支持。当时全球爆发的经济危机迫使美英放弃金本位制，立法限制白银出口，使并非产银国的中国金融和经济受到严重打击。为此国民政府再次痛下决心，废除银本位制，于1935年开始发行法币。从此中国经济不再随世界市场银价的变动而波动，中国的经济水平迅速恢复。

日本人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曾说，“中国如无1935年之法币政策，则无1937年之抗战”。无论如何，经济的回升让蒋介石有能力在军事上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建立国防军事力量和工业力量，并打造装备德式武器，实行德式训练的中央军。而他们正是在淞沪抗战中与日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余子道历数了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各方面建设，从经济到文化，从社会到意识形态，显示出一个试图发展的新的政府的抱负和作为。“所有这一切客观上的机遇和主观上的努力，导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在各方面全面超越了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与繁荣。”

( 在青年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期间，蔡元培出面安抚学生情绪 )

国内政治:统一和割据的对抗

蒋介石当时利用对红军的围剿，看到了一个统一全国的历史契机。武力和地盘就是生存的资本，这是中国近代战乱的根源之一。自从袁世凯倒台、南京国民政府在1928年建立、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以来，中国军阀割据的实质却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国民政府的军令政令依然无法在许多军阀拥有实际兵权的省份传达和执行。在军阀混战、北伐统一的20年代过后，川、桂、滇系的军阀们对于蒋介石的警惕甚至超过了对日本人的担心。对于提倡“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除了红军，各地军阀割据势力是他渴望解决的问题。

( 1934年1月，爱国青年穿过南京市区集结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之前，国民党加紧内战的军事行动激起人心普遍的不满，知识分子对蒋介石的抨击也日益激烈 )

“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红军长征给了他一个统一西南的机会。当1935年1月红军进占遵义后，在第五次围剿中为国军立下汗马功劳的薛岳率领10万中央军继续追击红军，名正言顺开入了贵州，顺利地让中央政府结束了王家烈在贵州的军阀统治。

然而对于全国各地的军阀势力来说，蒋介石的作为可以说是路人皆知。就在贵州的邻省，为着时刻防范南京国民政府“吞并”自己，广西省政府领导人李宗仁和白崇禧以一种更加开明的姿态和进取精神，推行“新广西”的发展。作为蒋介石老对手，蒋介石的三次下野都和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关。但1928年蒋介石统一全国后，李宗仁和白崇禧只能退出中原，扎根家乡广西。李、白二人以乡土为根据地，在全国广招人才，通过实行民团制度，实行军事化管理和全省皆兵的制度，使外省人一入被称为“模范省”的广西，“到处都可以听到喊口令，看到军事操演，进入广西就像进入一座大兵营”。

( 1937年8月，驻防闸北的中央军精锐部队 )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中国举国动员抗战，广西在短短一个月左右时间便动员编成四个军，共40个团，成为当时最迅速调动部队奔赴前线作战的省份。桂军五个师后来参加“八一三”淞沪浴血抗战，李宗仁和白崇禧治理广西，功不可没。然而在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眼里，如果不能结束军阀的割据，中国实在没有办法抵抗外侮。

对日外交:以“理智道义” 压制“反日情绪”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外交关系的发展无疑是“黄金年代”的重要一笔。除了进入国联，1934年底蒋介石以匿名在《外交评论》杂志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的文章，要求日本“抛弃武力而注重文化的合作，舍弃土地侵略而代以互利的经济提携，唾弃政治控制的企图而以道德感情与中国相结合”，从而彻底改善中日关系。日本外相在不久后作出了回应:“帝国政府对于东亚各国，决以和睦亲善视为极其重要⋯⋯”“在我任职期间，战争一事断无发生之理”。

对于日方的回应，蒋介石在1935年2月1日对中央社记者表示，对于广田弘毅演说，“吾人认为亦具诚意，吾国朝野对此有深切之谅解”。对于中国人此起彼伏的抗日情绪和热潮，蒋介石解释说，“中国人民因叠受刺激，发生一部分反日运动，政府曾不断予以合理的弭止”，“中国过去反日之情感，与日本对华优越之态度，皆应共同改正，方为敦友睦邻之道。我全国同胞亦当以堂堂正正之态度，与理智道义之指示，制裁一时冲动及反日行为，以示信谊。”

国民政府仍然大踏步迈向消除异己势力的通途，1935年5月17日，中日两国同时宣布，将多年未能升格的两国使馆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对记者表示，他于1932年9月来到中国，“当时中日关系相当险恶，到了今日，已扫除了那些险恶的空气”。

1935年6月10日，南京最高当局发出禁止全国排日、排外的《敦睦邦交令》，明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否则“定予严惩”。

对于国民政府压制饱受日军蹂躏多年的中国国民的反日情绪，《大公报》甚至发表长篇社评《读十日国府令》声援，声称“中国人尚愧无所谓维持和平之资格”。对于国民政府压制中国人反日情绪，不惜表示，“中国今日，一切外来或内在之痛苦，本皆为吾族本身过去之积因⋯⋯我自不振，于人何由？”将日本侵华造成中国人反日的情绪根源，反而归结于中国之落后，仿佛替日本人证明，因落后而挨打实乃是天经地义。“中国国民今后报国之道，惟在共同反省⋯⋯”《大公报》在社论中强调，对于与日方交往的态度，必须“实行孔子言忠心、行笃敬之义”。

化敌为友的幻灭

然而对于南京政府压制民众反日情绪的“忠心”和“笃敬”，日本的作为却是釜底抽薪。

就在1935年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刊载的《闲话皇帝》一文，经转载后被日方指控“侮辱天皇”，并由日本人在虹口游行滋事。国民政府为平息日方，不惜撤换上海公安局长，暂时取消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上海分会，并对《新生》杂志创办人、东北爱国者杜重远提起公诉。

日本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双重压力更加激发了被压制的抗日情绪。日本评论家室伏高信认为:“对日不敬记事，不独中国一国，若以些微琐事一一压迫中国，则中日关系之调整永无希望。”不幸的是，日本对中国的压迫远不止“些微琐事”。

1935年中，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以孙永勤事件和自行制造的两名汉奸遇刺案为借口，逼迫国民政府撤除河北官员，迁移省政府到保定，并严厉要求国民政府从华北撤走中央军和各级党部，为此不惜以武力威胁。国民政府华北最高军政长官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如果不同意日本的要求，“必会引起意外严重之势态”。南京国民政府最终完全让步，自放弃东三省后，再次在华北放弃主权。

然而日本“友邦”一如既往不依不饶，对于日本提出、国民政府已经让步的条件，多次逼迫何应钦接受并签署日本提交的书面协定。在日本武力的威胁和国民政府的软弱之下，一种类似市井流氓行为出现在国民政府和他试图化敌为友的邻国政府之间。何应钦一纸无奈敷衍的纸条，被日本宣传为《何梅协定》，以证明日本对于华北的权力。在国民政府所谓“黄金年代”的顶点，国内外的危机早已孕育呈现。此时距离全面抗战仅有一年多的时间。■

八一宣言:中国共产党对于国家危机和命运的预见及倡议

在华北危急步步进逼的1935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加紧卖国的情况下，中国亡国灭族的大祸迫在眉睫。中国共产党再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部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该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倡议成立国防政府，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一切愿意抗日的军队共同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号召全体同胞总动员，集中人力、物力、财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此举通过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国报》和莫斯科出版的英文版《共产国际通讯》刊登，辗转传入国内，对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上海时代》

一位日本记者眼里30年代的中国

日本已故著名记者和政治家松本重治，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在上海担任日本驻上海新闻联合体“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长达6年之久。由于具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和探求的欲望，松本重治在30年代活跃于上海的政治、经济和新闻圈，结识并采访了众多中日两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显赫人物。晚年在朋友的鼓励下，松本重治耗费7年时间撰写的回忆录《上海时代》，记述了上世纪30年代，作者在上海从事新闻通讯事业和政治外交活动的历史细节，同时也展现了那个危机四伏年代的历史风云。

松本重治眼里的“上海时代”在他看来，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代。那个时代交织着战争与革命。松本重治初次踏上上海土地是乘坐“热田丸号”轮船从欧洲回国途中停泊上海。“那是1927年8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普通国民在各家各店铺张挂青天白日旗以示庆祝，我深深感到中国终于开始改变了。但开始熟悉上海这块土地，并在当地观察中国形势是在4年以后。”

当时以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为标志的世界政治秩序，正遭受着德国和日本的挑战而趋于解体，在第一次淞沪抗战中，松本重治了解到了中国民众高涨的抗日热潮和日本在上海的尴尬处境。在他的眼里，蒋介石是一个专制独裁主义者，而汪精卫则是一个共和民主主义者。蒋介石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而汪精卫是热情的理想主义者。蒋汪合作的政治基础是“攘外必先安内”路线下谋求国家统一的共同目标;而蒋汪政府实行所谓“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以退让妥协求和平的对日政策，正在于为了达到上述共同目标。作者认为“蒋汪两雄都一致认为由于中国准备不充分，因此要尽量避免日中的全面冲突”。

然而日本在“九一八”入侵东三省后，从1933年开始将侵略目标投向华北。对于日本挑起的入侵华北的问题，松本重治认为是“日军为保卫满洲国而企图在华北建立缓冲的战略政策，和中方维护主权要求之间的冲突”。“华北事变”中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谈判，是在危机四伏的30年代，中日全面开战前，中日两国间最重要、也是最后的一场谈判。日本政府意识到全面侵华的军事行动未必能彻底摧毁中国的武力，企图通过谈判迫使中国政府全面接受其扩张侵华的要求,然而随着绥远抗战的兴起，日本的要求终于被国民政府所拒绝。松本重治认为，谈判最终的失败，在于“东京方面对蒋介石和张群等人强烈希望的五条要求，连一条也没有认真对待，仍然强硬地让中方再做让步”。对于30年代的中日关系和华北谈判，松本重治认为，“即使没有绥远事件，日方采取这样的态度，谈判也不会成功”。

在上海时代，身为记者的松本重治最大的成就，乃是利用中国政府法律上禁止、却默许使用的无线电台，在上海率先向全世界报道了震惊海内外的“西安事变”。这个被松本重治称为“世界性的独家新闻”，披露的正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这被作者称为“决定命运的半年”，也是“决定日本命运的时期”。西安事变打乱了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安内攘外”的时间表，不得不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风潮下改变内外政策。

在松本重治看来，蒋介石“在‘攘外’政策上极为谨慎”，想尽可能推迟中日战争。然而日本“军部过火行动”，却始终未能给蒋介石和试图避免马上与中国全面开战的广田内阁以机会。“七七事变”后，在中国方面，“蒋介石于8月15日就任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同时向全体国民发布总动员命令。”此后，苏联驻华大使波郭洛莫夫于8月21日在南京，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上海时代》刚刚由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振威先生和沈中琦先生译毕，并由余子道先生审定，即将在年底出版。本书内容概貌为《三联生活周刊》首次报道。） 南京国民政府世界大战阴影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年代国民政府蒋介石日本中国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