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国难之下蒋介石的机会

（文 / 蔡崇达 龙灿）

( 1935年9月，炮、骑、步兵联合军事演习。在德国国防技术的支持之下，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南宁以及广东等地均新建兵工厂，能够生产马克沁机关枪及迫击炮。除提高军队的装备和训练之外，德国顾问团也建议国防实力要以工业力量为基础 )

事先张扬的开战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当时甚至没有感到一点意外，根据他的回忆录，时间晚上23点10分，在朋友家吃饭的蔡廷锴接到驻扎在闸北的张启荣报告日本开火的电话时，他只是平静地说:“那就按计划开始吧！”挂上电话的他还特意跑到朋友家的三楼眺望一下，看到“细密的枪点开始闪起”，才从容地和刚到静安寺路19号的总指挥官蒋光鼐步行前往龙华司令部。

“用步行这样的方式，可见蒋光鼐和蔡廷锴的信心，因为此前早已经安排好了。不意外的原因是，这实际上是一场事先就异常张扬的开战。”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齐福霖说。十九路军第156旅旅长翁照垣的回忆录印证了齐福霖的说法，回忆录中称，当时“由于预知日本图谋进犯，故我军也在各个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因为“在这一两天，日军当局曾一度声明将采取必要手段以实现他们的五项要求”。

所谓的五项要求还要回溯到1932年1月18日日本自编自导的一场闹剧。1月18日下午日莲宗和尚天歧启升、水上秀雄及信徒藤村国吉、后藤芳平、黑岩浅次郎等5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借口，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门前敲打扁鼓，走走停停四下窥探。三友实业是上海一家有名的民族企业，据说还是共产党当时在上海的主要爱国活动基地。三友实业的工厂门口张贴着一幅巨型的宣传画，画面是一个工人义勇军战士拿枪对着日本的侵略者。据齐福霖的研究，当时的三友义勇军拦住日本和尚，突然从旁边冲出一些身份不明化装成工人模样的打手，把日本和尚打得一死四伤，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事实上，驻沪领事馆武官田中隆吉后来在日本NHK电视台接受采访时透露，这些所谓殴打的“群众”是川岛芳子和他安排的，在访谈中他曾得意洋洋地说：“我们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以乘机小题大做。”1月21日村井仓松更是气势汹汹地跑到上海市政府，一口咬定杀害日莲宗和尚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的工人，向市政府提出五项要求:一、上海市政府必须表示道歉;二、赔偿被害者;三、取缔一切抗日团体和活动;四、搜捕抗日团体;五、中国军队还要从上海地区撤退30华里。

“就是这么五项要求成了导火的引子，但实际上日本的开战是事先张扬的。”齐福霖说，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宣称，如果在1月28日晚间没有被接受，就将发动战争。而就在发表宣言之前，日本从1月21日就开始频频调兵遣将。21日日本海军当局派出巡洋舰“大井号”，第15驱逐舰队，同日又从佐世保派出航空母舰“能登昌号”。24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在上海增加武装力量并令大使重光葵迅速返回上海主持。一般情况下，日本在上海常驻军舰只有一两艘，陆战队六七百人，到“一二八”当天，日本在上海停泊的军舰增加到24艘，陆战队六七百人，武装浪人3000人左右，飞机40架，铁甲车十余辆。另外在长江各地还有驻扎军舰14艘备用。

( “七七事变”后，在庐山指导国民党军官团的蒋介石召集各界人士磋商时局，会议上洋溢着应战的激昂情绪 )

根据翁照垣的回忆录，从1月28日上午9点开始，横滨路附近的日本小学校，已经调来两百多个海军陆战队员，江湾路日军司令部附近，也有日兵四五十名，机枪三挺，一早就开始和翁照垣对峙着。而另据李以匡的回忆录，“入夜后，日军开始集结，用装甲车巡逻并用探照灯乱照”。那时候蔡廷锴正在静安寺路19号和朋友用餐闲谈，入夜21时，他就看到虹口花园各商店、居民纷纷搬行李逃避。翁照垣在回忆录里说，其实当时的将领都明白“这场仗是避不了的”。

一场为了争风吃醋的战争

( 1935年9月，炮骑步兵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军演人员向汪精卫讲解模型操演。1934年出任德国顾问团团长的塞克特将军对南京政府的建军计划发挥了重大的影响 )

就在这天，日本天皇裕仁还在烦恼另外的事情，“根本没有把日军在上海的这次行动放在心里”。根据日本学者河原敏明的研究，“一二八”当天，生育后嗣是裕仁天皇最头疼的事情，皇后好像根本不像有生太子的势头。1925年12月生照宫成子公主，1927年9月生久宫佑子公主，1929年9月生孝宫和子，1931年生顺宫厚子，而1932年皇后又怀孕了，在这天太医初次向天皇的汇报，估计又是个女的，天皇为此苦恼着要怎么处理。根据他的侍卫官奈良日记的描述，这个皇帝有个坏习惯，思考的时候习惯自言自语，而且越是难以抉择越是自言自语成大声。所以本来应该是属于机密的许多事情，因为这个天皇的大声嚷嚷而成了众人皆知的事情了。

“天皇不知道，正是他上个月所表彰的坂垣利用海军争风吃醋挑起了这一天的进攻上海。” 齐福霖说:“‘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获得大量的奖赏并被日本本土看作是英雄使得当时海军眼红。”根据日本海军的来往信件，日本海军司令盐泽幸一有点急不可耐地说:“不能让陆军抢了风头。我们海军也要赶快表现表现。”当时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回忆录里记载了当时海军的争宠心理:“正当陆军在中国北方采取强硬手段的时候，好像可以要与陆军竞争似的，上海的海军也表示了强硬态度。”

( “一二八事变”中由于上海市民以各种方式协助十九路军，包括运送物资以及收集日军军事动态的情报，给予日军严重的威胁，因此日军便衣队更加紧对无辜市民百姓的镇压。图为日军便衣队殴打一名被疑为抗日分子的上海市民 )

正好是在海军急不可耐想挑起事端表现的时候，1月8日天皇的仪仗行列路过樱田警视厅门前时候，朝鲜人李奉昌仍了一枚炸弹，但因掷偏而天皇没有受伤。上海的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第二天的报纸报道了这条消息并说:“只是炸毁了随车，实在遗憾”，好像在惋惜暗杀事件没有取得成功。当时侨居在上海的日本人有3万人，居各国侨民人数之首。1月9日开始，日本的侨民开始上街游行。

而此时最初由上海商人组织的针对万宝山事件和朝鲜大屠杀作出反应的经济抵制日货运动，在“九一八”以后很快普及开来，并且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与蒋介石争相迎合国内民意，最终批准地方党的机构直接支持抵制日货运动的组织，上海国民党党部也资助了抵制活动。“这惹怒了众多日本大企业，他们也开始在叫嚣要给中国人一点颜色看看。”齐福霖说。

(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日军便衣队在街道上设警哨，随意盘查过往的中国人，一名被日军便衣队拦住的中国人一脸无奈 )

实际的点火人是田中隆吉，背后策划者却是发动“九一八”的坂垣。根据记者收集到的《田中隆吉著作集》里的描述，在1932年的1月10日，“九一八”的主要策动者、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就给田中隆吉发去了一封长电，同时通过上海横滨正金银行给他汇去了两万元经费。电文的内容大意是:满洲事变已经按计划取得进展，但考虑到日本政府和军部惧怕国联反对满洲独立，希望你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各国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届时关东军则趁机实现满洲独立。

坂垣发这个指示有一个背景，“当时英法美对日本侵略东北原本是纵容，其目的是鼓励日本对抗苏联甚至北上进攻苏联。但日本在占领东北后就停止北上，努力巩固其在东北的既得利益，建立伪满洲国，这不能不引起英、法、美各国对自身利益的担心。所以1931年12月，国际联盟通过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议，插手东北。所以日本企图在调查团到东北之前放一把火，以此分散注意力，而日本选择上海的原因是这里集中了各国在华的主要利益。”齐福霖说，“田中隆吉策划的日僧事件无疑成功了点燃了双方的矛盾，可以说，无论是海军还是中国的当局者显然都被坂垣利用了。”

( 1937年8月，我军与日军在罗店激战后，收复金家宅阵地。经过反复肉搏战的将士在战斗间隙休息 )

“不听话”的十九路军

在这个“寒冻异常”的1月28日早上，蔡廷锴还在忙着接待来自蒋介石的信使。因为妻子不适应这样的天气，他们夫妇到了将近9点才起床，结果甫一着好衣，时任上海市商会主席的王晓籁及杜月笙就来“慰问”了。蔡廷锴这样回忆了当时的他们的原话:王、杜两君说贵军长体念政府的苦心，遵命撤退上海驻军，以求息事宁人，保存上海数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同人等无限钦佩。除代表上海民众慰谢外，并预祝军长北上杀敌成功。

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自从1931年年底被调到上海就很郁闷，此前的太平无事，让他觉得日子很难消磨。而且从1月起雨就下个没完没了，而从广州到上海临时换个地方又没有其他朋友，用他的话是“寒风微雨，无处可游，只好四处消磨”。而妻子还在家里闹着嚷着说住上海不舒服。让他烦心的另一件事情是十九路军从1931年10月起，就从未领到分文军饷，蔡廷锴几次找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但让他恼火的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从未拖欠。

所谓的北上杀敌其实是蒋介石对他认为“不听话”的十九路军的安排。早在1月23日，在得知日本派遣舰队的时候，蒋光鼐断定无论再怎么屈服日本总会有一战，刚出院的蒋光鼐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这个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一、如果日军进攻是不是抵抗？二、如果抵抗，在哪里抵抗？这个会上群情激愤，决定保卫上海，也就在当晚的19点，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密令，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且不顾南京政府军政部的警告，明确命令——假使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齐福霖说。当时的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但仍在幕后指挥。1月27日夜里，何应钦给蔡廷锴发了三次急电:“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务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事。”并命令78师将将防地交给蒋介石的宪兵第六团接防，并叫十九路军在28日做好北上抗日的准备。这个决定是蒋介石在1月27日夜里向何应钦交代的，根据温济深的研究，1月27日晚，在蒋汪密谈28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常会的合作方案时，何应钦及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打来电话，蒋作此安排。

( 1932年2月，坚守阵地的十九路军，右边站立者为总指挥蔡廷锴将军 )

所以1月28日一早，何应钦和吴铁城就兵分两路，何应钦到蔡廷锴那边作慰问，而吴铁城于当日清晨即开始取缔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的行动。下午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奉命将全部承诺五项要求的书面答复送达日本领事馆。

根据李以匡的回忆录，在何应钦的敦促下，28日上午蔡廷锴只好电告十九路军78师师长区寿年，准备下午待宪兵第六团第一营营长李上珍到达上海北站后，即做移防交代。

( 1932年1月，十九路军官兵虽武器装备不如日军，但以誓死抵御外辱的决心让日军攻势受挫 )

不过交防还是出了问题。李以匡这么回忆:“是日下午16时，何应钦限制下午18时交代完毕。17点左右，宪兵团先遣部队陪同宪兵营长李上珍到闸北个路口视察。此时日军陆战队已经在北四川路、老耙子路等步步逼迫，似有一触即发的模样。区寿年向所属各部询问前线情况及各路工事加强程度，各路官兵纷纷请求决心一拼，不愿交防。区寿年乃以电话向蔡请示并要求于1月29日才交防。蔡廷锴和蒋光鼐商量，下命令当夜日寇来犯即行抵抗，决定如当夜情况不变，1月29日交防。”也因为这是公然变更蒋何的命令，宪兵营长李上珍气急败坏地赶忙电告吴铁城，但此时，枪声已经响起。

“曾经有人说是第十九路军鲁莽，要不完全可以避免淞沪抗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齐福霖说，根据他的研究，上海市府的复文是1月28日下午13时45分送给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当晚20时半，日方即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少将的名义发出所谓“公告”，要求“中国方面将闸北所有中国军队及敌对设施立刻撤退”。为免失却出兵进犯借口，又故意延至当晚11时25分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及公安局长。在仅仅通报吴铁城之后的几分钟，甚至还没有确定最后通牒送达吴铁城的手里没有，盐泽幸一就立即派遣他的海军进入闸北。也就是说，日本根本不会给中国任何机会，日本海军显然急切地想打一仗，证明海军比陆军强。

蒋介石的另一个战场

但是在1月20日蒋介石的心里，或许同样在这天召开的中常会才是他的主战场。根据当时的京沪总指挥官陈铭枢的回忆录，这一天一早蒋介石和他长年的政敌汪精卫竟然一同亲密地走进了中常会的会场。

这是他在12月15日以后第一次回到南京。由于党内元老的力量支持，在那一天举办的联合会议上，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军队总司令的职务，只保留他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资格，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成了行政院院长。那一次的辞职，几乎是蒋介石最大的危机。但他辞职那天，主持了行政院国务会议，决定改组苏、浙、赣、甘四省省政府，以他的亲信军人顾祝同任江苏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而以邵力子任甘肃省政府主席。而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带领所有工作人员集体辞职，并带走所有账本。显然他是为了重新夺回权力埋下伏笔。

可以说是这样一次国难帮助了蒋介石。军事紧急加重了财政负担，在蒋介石带着宋子文下台时，还故意拖欠银行界1000万元。1月21日情况告急，四方要求抗战的呼声提高，“孙科政府曾想筹款1000万元，经多方设法也只得300万元，而照中央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4天开销。”陈名枢的回忆录里这么叙述。这件事情逼得刚上台不久的孙科几次提出辞职，最后一个导火索则是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埋下的。当时孙科的心腹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建议政府采取对日绝交方针，此时蒋、汪则早在杭州密会就达成协议，1月24日，南京召开中政会议，联合抨击这个方针，致使陈友仁和孙科再一次集体辞职，此时，经蒋汪密谋，蒋又走到台上。

28日这一天，蒋介石主持会议，在几乎没有异议的情况下通过了以下决议:“一、行政院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兆铭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而29日的中常会，蒋介石成为以应对日本局势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蒋汪各自取得了交换的条件，“最大的胜利者还是蒋介石，这次策动不仅挤掉了党内的竞争力量，也支配了汪精卫，从此蒋介石由此成了国民党里享有绝对权威的领导人。”

“一二八事变”中的日本 间谍川岛芳子

正是川岛芳子主要策划的日僧事件点燃“一二八事变”。从清朝王女到日本间谍，传奇性的经历使川岛芳子因此被不断演绎。“姐姐很聪明，但她其实并不知道自己为谁做事。”爱新觉罗·显琦对《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这么评价她的姐姐。川岛芳子的妹妹爱新觉罗·显琦（又名金默玉）已经87岁了，她现在住在河北廊坊，每年都要到日本去住一阵，她告诉记者，姐姐川岛芳子是清朝肃亲王的第十四女，而她是肃亲王的第十七女，根据日本学者上坂冬子的说法，她和她姐姐长得异常相似。她的姐姐金碧辉之所以成了川岛芳子是因为父亲肃亲王把他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当养女。

根据上坂冬子的研究，川岛芳子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的，之后就奉她的情人田中隆吉之命到奉天，投入板垣的指挥之下。她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当时的“皇后”婉容接到东北，第二个任务就是到上海协助田中策划“日僧事件”。“姐姐是个充满才情的人，她能说中、日、英三种语言，又能歌善舞，这些使得她成了当时的交际高手。”金默玉说。事实上，日本曾有一个作家村松就以川岛芳子为原型写了《男装丽人》，据这个作家的说，芳子是个扮演男角色的跳舞名手，而且在华尔兹舞的比赛会上获得过一等奖。村松曾经为写作采访有两个月时间和芳子住在一起。据村松描述，“当时芳子的实际生活毫无规律，她每晚都要玩到深夜，第二天不到12点决不起床。当她要醒的时候，女佣人必须悄悄进入她的房间，开始为她放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接着再给她放爵士乐。”这样的交际能力使芳子成为日本当时最重要的间谍。在“一二八”时，她因为和国民军队的军官熟识，轻而易举单身潜入吴淞炮台查点炮数。通过舞会的机会，他从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口中得知国民政府的许多举动。

但她显然还是个轻佻多嘴的人，据上坂冬子研究，她和田中隆吉、日本许多海军军官保持着暧昧的情人关系，而据《田中隆吉著作集》的记载，随着间谍活动的成功，“芳子开始陶醉于取得的成功和名声，四处宣扬自己做的事情。芳子说的最著名的段子是‘一二八事变’中所谓‘肉弹三勇士’的秘密，说上海庙巷镇三个抱着炸弹而冲入敌阵与敌同归于尽当时被崇拜为军神的北川丞等三人，实际上是他们错把1米的导火索弄成50厘米而造成的事故死亡。”因为这件事情芳子被田中要求坂垣接走，而坂垣当时则让她到刚刚建立的满洲国执政府去当女长官了。日本战败后川岛芳子以汉奸罪在北京被枪决。■

(感谢北京文史馆、北京参事室大力支持)

1932年“一二八”事变大事记

背景

1月9日，上海《民国日报》以“天皇阅兵毕返京突遭袭击，不幸仅炸副车凶手即被捕”的标题，报道日本天皇遇刺的消息。日本官方即指为有意侮辱天皇，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无理的抗议。

1月18日，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根据其上司田中隆吉的指示设置圈套，使5名日僧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附近遭袭击，结果日僧1死2伤。日驻沪领事馆以此为口实，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

1月20日凌晨，日使馆派驻上海的武官田中隆吉指使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的一群暴徒焚毁三友实业社总厂，并冲进附近警察岗亭，杀死中国警察田润生，刺伤陈胜德、朱伍兰。日本暴徒在北四川路一带沿途滋扰，捣毁中国商店多家。上海市政府向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提出抗议。

1月22日，日舰借机驶进黄浦江。

1月23日，日本政府训令其驻上海领事，要求中国政府取消抗日运动。日舰大批驶进黄浦江。日海军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监泽幸一扬言“4小时可占领上海”。日本士兵不断在虹口武装巡逻，加剧紧张空气。上海市政府召开治安会议。驻沪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召集驻军营以上军官会议，作出保卫上海的决定。

1月24日，日本特务在日大使重光葵的上海驻所纵火，然后诬称是中国人所为。

1月26日，日本海军最高会议作出进攻上海的决定。日本在中国各地的领事馆向其居住在江南一带的日侨发出劝告书，要他们于一二日内集中到上海。日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交最后通牒，要求取缔抵制日货等4项条件，限48小时答复。《民国日报》被日方压迫停刊。

1月27日，日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至此，上海已有日舰30余艘，飞机40多架，陆战队六七千人）。日军舰集中黄浦江示威。日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对“日本和尚案”提出道歉、赔偿、惩凶，制止反日行动等要求，并称“24小时不见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各界抗日救国会。

事变

1月28日，下午4时，上海市政府答复日本总领事，表示承认日本所提4项要求。夜11时30分，日海军陆战队约千人袭击北火车站，侵占五区警察署；700余人攻天通庵车站；1600余人以坦克掩护由北四川路租界地区分向虬江路、宝山路、横浜路、青云路等地，对中国闸北驻军发动袭击。驻防该地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将日军击退。第一次淞沪抗战爆发。

1月29日凌晨，日机轰炸闸北，宝山路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闸北多处燃烧。驻沪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全国，表示誓死保卫国土。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自卫宣言》。中国守军双方多次与敌展开白刃战，日军死伤惨重。中国军队用步枪击落日机1架。日军向中国方面要求实行停火。

十九路军发布战时抗日通电:“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30分，日军在闸北天通庵路突然向第十九路军翁照垣部袭击。中国驻军依照总部23日下达的密令第2项‘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的规定，当即给予还击，发生猛烈巷战。此时日军用铁甲兵20余辆为前导，分兵5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总部接到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3人星夜步行经北新泾到达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计划，以电话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天亮，日本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滥肆轰炸，战火逐渐扩大。但在中国军队坚强抵抗下，敌军各路进攻均被击退。⋯⋯”

1月30日，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办公。蒋介石通电抗日。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真如慰问抗日将士。上海56家日厂近7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罢工。上海各界民众纷纷组织反日救国会，支援中国军队抗战。双方激战两昼夜，日军惨败。日方要求驻沪英、美领事出面调停，提出停战3天。

1月31日，日部分援兵赶到，闸北战火又起。日机轰炸中国真如国际电台，并进攻江湾、吴淞。十九路军向全国通电报告战绩。

中国代表颜惠庆报告国联，今后中国将采取有效自卫。

2月1日，国民政府通电，决心自卫。停泊在南京下关江面的日舰，炮轰枪击南京各要塞。日援军到沪，4000人由杨树浦登陆。各国舆论抨击日军在沪暴行。美国对日本再次提出抗议。

2月2日，侵沪日军发动总攻，闸北日夜激战。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至沪视察防线。日海军编成第3舰队，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岛田繁太郎任参谋长，协同进犯上海。

2月3日，日机继续轰炸闸北，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日舰进攻吴淞炮台。中国军队翁照垣旅开炮击沉驱逐舰1艘，击伤炮舰3艘。

2月4日，日军再次总攻江湾、吴淞被中国军队重创。日机24架轮番轰炸吴淞炮台，毁我炮6门。日本拒绝各国调停沪战。日本便衣队四处杀人纵火。上海市民被害者无以计数。

2月5日，侵沪日军发动第三次总攻。中、日空军开战，中国空军飞行员黄毓铨殉国。国民政府外交部向日提出严重抗议照会:抗议日军在沪任意逮捕中国市民，擅处私刑和杀戮，蔑视国际公法，违背人道。中国军队地面防空部队在真如机场附近击落日机3架。

2月6日，日军续调4000人到沪参战，发动第四次总攻。闸北、八字桥、江湾一带战事激烈。

2月7日，日海军侵沪屡败，司令官监泽幸一被撤职，野村吉三郎继任。日陆军第9师团、第24旅团到沪参战，进攻吴淞、江湾、庙行等处；日步兵2000余人侵占蕴藻浜。日机24架轰炸吴淞镇，市场全毁。

2月8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猛攻，在闸北、八字桥、江湾全线反复冲锋，皆遭中国军队迎头痛击。

2月9日，日军偷渡蕴藻浜，被中国军队击退。日内阁决定募集上海战债4000万元。

2月10日，日舰炮轰吴淞要塞，被击退。闸北中国军队大败日军，中国军队阵线向前进展。

2月11日，日重炮、飞机继续轰炸中国军队各阵地。日本万余援军抵沪。英、美、法三国公使由京赴沪，调停战事。

2月12日，驻沪英、美领事提议停战半日，救济难民。下午战事又起，中国军队大胜。国联发表上海领事调查团第二次报告书。

2月13日，日援军又图偷袭蕴藻浜，激战终日，其主力在曹家桥惨败。各路中国军队皆将敌击退。

2月14日，日军新司令植田谦吉率援军3万多人到沪。外交部第三次照会英、美公使，抗议日军在上海租界码头登岸。

2月15日，侵沪日军乘卡车过南京路，向商店开枪。日舰炮攻吴淞。

2月16日，吴淞仍受炮击，江湾展开激战。

2月17日，江湾仍在激战中。

2月18日，日军司令植田谦吉向十九路军提交最后通牒，提出要中国军队于20日上午7时前，从上海租界线向北撤退20公里等6项无理要求。日驻沪领事也向市政府提出同样要求。中国军队第五军87、88师及税警总团到沪增援，归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指挥。

2月19日，十九路军及上海市政府驳斥日方要求。外交部发表拒绝日方无理要求的宣言。

2月20日，日军于上午7时20分下总攻击令，海、陆、空军全力向吴淞、江湾、庙行、闸北进攻，被我奋勇击退。

2月21日，日军继续攻击，中国军队与敌激战。

2月22日，日军变更战略，重心移到庙行、江湾、八字桥一带，仍被中国军队击溃。日机轰炸苏州。受聘于中国空军航校的美籍教官肖特驾机与之相遇，见日寇肆虐，激起义愤，击落日机1架后不幸中弹，遂身殉正义。

2月23日，江湾日军被中国军队围击，伤亡惨重。

2月24日，日军反攻，告败。

2月25日，江湾、庙行在激战中。

2月26日，日机2次飞杭州，轰炸中国空军机场及航校。中国军队与敌继续剧战。

2月27日，日援军到沪。中国军队上官云相师奉命援沪，有两营开赴黄渡。

2月28日，日军继续炮攻吴淞、江湾，战事剧烈。

2月29日，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四任司令官白川义则率援军到沪，接替植田谦吉指挥进犯上海。（此时在沪日军约10万人，中国军队不足5万人）。中国军队在八字桥与敌激战，双方伤亡惨重，阵地6次易手。敌联队长村崛被我击毙。日军通告中国，将轰炸沪杭、京沪铁路。

3月1日，侵沪日军8万人发动总攻，攻占浏河杨林口、七丫口等地，绕至淞沪后方。上海市民义勇军在宝山县城东门外海滩阻击登陆日军，获全胜，并击毙日军70余人。

3月2日，中国军队因援军不继，被迫从上海撤退至南翔、昆山第二道防线。淞沪地区被日军占领。十九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电文。

3月3日，日军侵占吴淞炮台与真如，前锋已逾南翔镇，侵占嘉定县城。宣称:保侨目的已达，实行停战。

3月4日，日军向黄渡进攻，被中国军队击退。中国军队一度克复浏河，因后援不继，仍退守第二道防线。

日内瓦国际联盟特别大会通过中日实行停战决议案。

3月5日，日援军继续增加。

3月6日，中国军队接受国联议案而停战，日方仍进击。

3月7日，日机轰炸京沪铁路。

3月8日，日军窥太仓，被我击退。

3月9日，日方针对国联议案发表不撤兵声明。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沪。

3月17日，国联19人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就上海停战交涉，听取中、日代表报告。

3月19日，中日代表讨论停战撤兵。

3月21日，中日停战会议定淞沪停战三原则:“1.中国军队暂驻现防；2.日本军队按照一定之程序，撤退到1月28日以前之原防，此项程序将由正式会议规定；3.由参加各友邦代表在内之合组委员会，证明第1、第2项之实行。”

3月23日，日军在安亭、黄渡间纵火屠杀。

3月25日，日军攻太仓，双方交火。上海停战会议续开。

4月2日，日军又犯太仓，被中国军队击退。

4月4日，停战会议仍无结果。日舰12艘到杨林口。

4月5日，上海市政府下通缉汉奸令。

4月29日，侵华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在虹口公园被朝鲜志士炸伤，5月26日死亡。

5月1日，外交部训令上海停战会议代表郭泰祺签署《上海停战协定》。

5月3日，郭泰祺被抗日救国团体代表殴伤。

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一二八”淞沪抗战宣告结束。

事件后

5月9日，中国方面开始接收浏河、南翔和嘉定。

5月19日，中国方面接收江湾、庙行。

5月23日，中国方面接收真如暨闸北铁路北区。

5月24日，中国方面接收杨行、狮子林。

5月25日，中国方面接收吴淞、宝山。

5月28日，苏州举行抗日殉难将士追悼大会。

5月31日，日本侵沪陆军撤退。

6月17日，日本侵沪海军陆战队撤退。■

蔡廷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

在位于上海社科院大楼10层的历史研究所图书馆里，在密密匝匝寂然无声的排排书架后面，记者抽出被微尘覆盖的《蔡廷锴回忆录》。当“九一八”战火爆发时，蔡廷锴正在菲律宾的旅游城市碧瑶。当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赶回硝烟弥漫的中国。“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蔡廷锴的举动正是历代中国爱国军人对国家危难的第一反应。

“蔡廷锴是陈枢铭培养起来的旧军人，他没有读过黄埔，毕业于广东自办讲武学堂。完全靠血战才出人头地。”曾经是蔡廷锴部下的前十九路军参谋朱伯康说，“但他却不像旧时代的军人那样以军权自重，而是非常忠于提携他的陈铭枢。”与蔡廷锴齐名的蒋光鼐则与他截然不同，“蒋光鼐毕业于著名的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骑兵科）”。

蔡廷锴的女儿蔡绍芝向《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谈到蔡蒋两家的关系，“他（蒋光鼐）个子瘦瘦小小，我父亲个子很高。他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年，至今我们两家一直都有来往”。虽然十九路军总指挥和军长，家庭出身和性格都截然不同，但朱伯康说，“他们合作非常好，两人好像正是一种互补。蒋光鼐很有学识，主管大局；蔡廷锴身经百战，主管指挥。”

农民出身的蔡廷锴本是因为对清朝的腐败不满，试图通过当兵寻找出路。他早年参加革命军，以著名的铁军（第四军）28团团长身份参加北伐，在攻克武昌的战斗中，28团首先攻入武昌城，与叶挺独立团齐名。后来，蔡廷锴还在叶挺领导下参加了南昌起义，只因为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信仰不同，蔡廷锴在离开南昌后召集部队共产党员训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令所有共产党员离开该师，发给路费，派兵护送一天。

与许多在内战中追求权力与地盘的旧军人不同的是，蔡廷锴一生并不陷于权力和党派之争。他先后参与北伐，参加中原大战，与当年兄弟部队厮杀，又参与围剿红军，但在“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号召推动下，蔡廷锴和第十九路军3万多官兵终于在江西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当时陈铭枢被蒋介石邀请前往南京，并允许带部队在京沪一线驻防保护。”朱伯康说，在十九路军调京沪一线后，蔡廷锴决定“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1931年底，蔡廷锴曾经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干部来沪密商，决定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自任总指挥，奔赴东北，援助正在抗日的马占山、丁超、李杜。已经打算于1932年2月率部乘津浦车北上。这时日本在上海增兵和制造事端，迫使他不得不在淞沪加紧备战。“蔡廷锴这个人血性很强。虽然蒋介石要求他不要与日军作战，但他抗日心切，连命都不要了，根本不听。我记得当时蔡廷锴说:‘我们现在保国有路了，做军人的就要视死如归。’”

“福建事变”后蔡廷锴再次出国，回国后居住在老家罗定，依旧同情共产党。蔡绍芝谈到离职后的父亲依旧支持共产党的抗日，“我的叔叔是老家罗定的一个开明地主，曾经收了很多日本人留下的枪支和手榴弹。父亲专门告诉叔叔，让他把这些武器交给共产党游击队。”到了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五一宣言”后，周恩来向侨居海外的爱国人士发出了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我父亲当时和几个民主人士第一批出发，偷偷乘坐苏联轮船前往北平”。

长期的军旅生活，蔡廷锴一直与子女分离。“我们家里一共6个兄妹。大哥在香港，我们5个在广州。广州解放时，父亲已经前往北平。当时我家里人大多在香港，只有我在广州，大部分房子都空着。解放军入城后住进我们家里，要给我房钱。”现年73岁的蔡绍芝当年正在广州读高中，她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蔡廷锴，结果却是“父亲知道后骂了我一顿，要我把钱退还给解放军”。

解放后的蔡廷锴家依旧未能在一起，“我们6个孩子的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后来在外奔波是和母亲罗西欧在一起。除了大哥早年定居香港，解放后一个妹妹在南京，一个妹妹在加拿大，只有姐姐陪父母在北京。每年暑假父亲定期去北戴河疗养，那时候我们才能在一起见面。”虽然解放后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但蔡绍芝说起自己的兄弟姐妹，却没有一个人受到过父亲的特殊关照。“我当时毕业后在广州工作，后来参加土改。但是我还是渴望读书，于是自己考到湖北大学学习财会，从此一直留在武汉。我记得1957年时父亲经常和我通信，他对我说，‘你要为人民服务啊！’我从来没有依靠他，工作努力，一切全凭自己，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

命运因十九路军而改变

——十九路军司令部参谋朱伯康话当年

虽然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名垂青史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被取消番号已经数十年之久，但是对于曾在这支部队战斗过的著名经济学家朱伯康先生，十九路军的生活彻底改变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我中学毕业后就离开家乡，考上了南京军事工作研究养成所，毕业后进了军官教导队，分配到蔡廷锴第10师（隶属于陈铭枢第11军），前往海南岛的琼崖驻防了一年，那时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朱伯康回忆说。从海南岛回到大陆后的朱伯康在第10师教导队担任营指导员，当时的教导队主任，就是后来十九路军的高级参谋华振中。朱伯康告诉记者，“教导队类似于一个小型培训基地，是当时的部队专门培养自己子弟兵的地方。”

然而没过多久，朱伯康却当了“逃兵”。“那时候军阀混战。当时蒋介石与张发奎交战，十九路军帮助蒋介石对张作战。我当时想打这个仗不值得，白白送命，就以老母有病为由请了个长假，跑到上海去考了大学。”

至今说到这些，朱伯康还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因为十九路军的长官们没有为难他，他如愿以偿，前往上海考上了劳动大学直到毕业。“后来劳动大学的老师陶希圣受邀前往北京大学当教授，他要把我带去当助理。陶希圣当时去北京当教授，一个月360大洋！所以他能够养得起助理，他要我和他去北京。”

朱伯康1930年毕业后随陶希圣前往北平，然而“九一八”爆发，北平学生和地下党对蒋介石极为不满，朱伯康说，“我参加了进步团体，因为我喜欢写些小诗，在北平的《信报》上发表了一首诗讽刺蒋介石，被警察盯上了。”对这首写在74年前的小诗，朱伯康记忆犹新，诗曰:

莫道长城百二关，锦州更有万重山，

不知谁放倭奴入，昨夜将军大败还。

这首诗让朱伯康在北平的生活陷入危险，“我当时在北平比较害怕。‘一二八’上海打了起来，十九路军正好在那里抗战，我就跟陶希圣说，我要回上海找十九路军。”

“我当时一去就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少校参谋，不久又被任命为中校参谋，辅助高级参谋华振中编写战报，他正是我当年的老师。当时十九路军一打仗，上海报纸就出号外，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但是报纸上的战报在细节上时有误差，有一次蒋光鼐和蔡廷锴就说，我们自己把战事先写一个，这样以后报纸有了什么争议就以我们的为准。”于是与华振中一起，朱伯康参与完成了《十九路军抗日血战史》的编撰工作，这本书成为日后研究十九路军和“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重要历史文献。

“当时陈铭枢忠于蒋介石，并曾和蒋介石结拜兄弟。以陈铭枢为领袖的十九路军长期为蒋介石南征北战，从打汪精卫、张发奎、阎锡山直到前往江西围剿红军。五次围剿红军中，第二次和第三次十九路军都曾经参加。他们都是受孙中山先生教育的有革命思想传统的部队，很多军官都是黄埔学生。”朱伯康说，“虽然走了许多弯路，但大家都开始反对内战，觉得‘打小日本才痛快’。”

十九路军的抗战赢得了全国乃至海内外中国人的热情支持。当时国民政府为了遏止十九路军的抗战，从此前一年多的时间就开始停发军饷，甚至将全国人民捐给十九路军的奖金收归国库。在蔡廷锴等人的强烈反对下，才将奖金抵军饷。朱伯康说:“那时我当个中校，月饷是180块现大洋。从三等兵到一等兵，军饷分别是8块、10块和12块，所有这些钱都不是政府的拨款，全部是人民捐给我们的奖金！”

然而《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1932年5月，十九路军再次被迫调往福建剿共。当时早已经不愿意打内战的十九路军在蒋光鼐和蔡廷锴等人领导下，于1933年11月发动了以“反蒋抗日”为主旨的“福建事变”，朱伯康担任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随着起义的迅速失败，具有光荣历史的十九路军番号从此被取消。“十九路军取消后开始整编，蒋介石给一笔钱，让师以上干部出国‘考察’，师以下团以上干部前往南京中央陆军大学接受训练改造，算是给你一条出路。我当时想，我要是上了陆军大学，命运就在别人手里捏着了。”于是朱伯康再次用行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随十九路军旅团级干部从福建软禁到南京后，“就在交接点名前，我和一个团长找机会溜出了军校。当时不敢从下关原路返回，只好从另一个小站返回上海，逃到香港投奔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老领导。”

“他（蔡廷锴）是一个行伍出身的标准军人。人格高尚，非常孝顺，很有血性，忠于朋友。”时至今日朱伯康还记得蔡廷锴的样子，“他是广东罗定人，个子高高瘦瘦，家里很穷。因为他常去家乡招兵，所以十九路军里面罗定人多。”蒋光鼐则与蔡廷锴几乎截然不同，“他出生在翰林的家庭，书香门第，父亲是前清举人。蒋光鼐很有文化，对联写得很好。十九路军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上的对联，就是蒋光鼐亲自写的。”

在香港，他住在陈铭枢家。“一个朋友跟我说，你适合读书去，那时候也正好宣传‘教育救国’。那时候德国的大学非常正规，没有野鸡大学，于是陈铭枢、蔡廷锴等老领导还有十九路军的同事纷纷给我凑钱，我才能顺利前往德国读书。”

事实上，十九路军是一支几乎纯粹的广东部队。朱伯康回忆说，除了军官中有极少数的外乡人，绝大部分军官和几乎全部士兵都是广东子弟。朱伯康的人生就这样和这支部队割舍不断。他拿给记者一本广东十九路军将属联谊会出版的十九路军纪念画册，那上面刊载着气势恢弘的十九路军烈士陵园和纪念碑。“这个陵园在广州，修建于‘一二八’战争结束后。你可能会奇怪为什么会在那里而不在上海，但是你要知道，十九路军是由广东子弟组成的，是受过国父中山先生革命教育过的军队，他们参加上海淞沪抗战保卫国家，广东人对他们的纪念，正是以他们为骄傲！”■ 1932年机会世界大战历史中国近代史抗日战争十九路军日本海军蒋介石中国军队蔡廷锴日本中国国难蒋光鼐川岛芳子国难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