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3日:停而未停的战争

（文 / 蔡崇达 葛维樱 李菁）

( 1937年8月，日机轰炸后的上海街头 )

日本的面子问题

日本天皇这几天心里很不安宁，根据他的侍卫官奈良的日记，他不大愿意听广播，一方面由于子嗣的问题在这时候成了全民讨论的大事，日本人民争论皇后的肚子是不是传说中的“女人腹”，“使他觉得有种无法表达的难堪”。另一方面他最近只要一打开收音机，里面就是反对日本的消息。

事实上，3月3日，当50多个国家的代表走进日内瓦国联大会会场时，德国柏林正在举行市民大会、法国巴黎正在举行示威游行。此前荷兰政府正在审议是否仿效英美先例，对日拒绝一切战争借款。

“上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它集中了英国在华投资的约80%，美国的约60%，法国的约90%，意大利的约70%。日军在上海的不断挑衅引起列强的关注。”历史学者刘建武说。事实上，“一二八”事变发生当天，美国政府就警告说:“日方在租界内之军事行动，毫无理由，殊难予以宽恕。准备同英国政府接洽，共同采取强硬态度。”各国驻沪的领事也纷纷表示，如果日方不停止暴行，“将请各国军舰军队共同合作，以对付外来之横暴”。3月3日这天，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美国，出席日内瓦军缩会议的全体美国代表列席了会议。根据当时的档案，日本代表松平恒雄一看到这样的气势就招来身旁的人急忙汇报给天皇。

而日本天皇和首相犬养毅也已经厌烦了持续的战争，从9月至第二年的3月，军部支出的费用超过8800万日元，并且处于“一种不知止境的膨胀状态”。而天皇本来的底线是:“如果陆军大臣一个月需要100万日元左右的经费可不通过议会。”此前天皇本来心里想的是，把东三省划为日本后能大大赢利，没想到反而成了负担。根据奈良日记的说法，天皇甚至感觉被欺骗了。

“但是就是差一个面子问题，日军在战争初期一直占不到太多便宜，原本想邀功的海军觉得脸上无光不愿意就此打住，而军部也觉得就此打住‘有损军威’，所以日本一面决定再调两个师团迅速‘解决上海事件’。在此背景下，一面派松冈洋右到沪，企图联络各国领事同日本一起向中国提出在上海周围划设缓冲区的要求，以便体面‘下台’，一面继续增加兵力以求迅速解决。然而2月16日，行政院的12个理事国（中、日两国除外）向日本政府发出了紧急警告书，指出:日本作为国联盟约、九国公约及非战公约的签字国，本应恪守其一切义务与责任。日本未能充分运用条约所规定的解决方法，对数月以来的事件负有‘特殊责任’；而‘中国自冲突发生于其领土之初，即将其案情，提交国联会处理，并允接受国联会和平解决之建议，此同人不得不承认之者’。它警告日本，‘侵犯国联任何会员国领土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皆不能认为合法有效’。这个警告书是自‘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第一次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公开谴责，让日本在难堪之余为了挽回面子又负气地加派了军队。”刘建武说。

十九路军的窘迫

3月3日，蔡廷锴在唯亭收到来自伦敦一个小学生碧尼曼的破敌建议书时，他已经在2月29日几乎弹尽粮绝，不得已的情况下听从蒋光鼐全线撤回第二防线。这个十九路军军长的名字因为此前的彪炳战绩，已经被抢注成商标，而他本人不断收到礼物，如永安公司的负责人给蔡廷锴赠送了昂贵的法国白兰地，而海内外华侨也捐赠了4000万银元，这些捐赠全部被蒋介石给扣留了。

他在回忆录里愤愤不平:“十九路军在战争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药器材，国民党一概不予补给。日军的坦克车、铁甲车、飞机杀伤力大，我军迫切需要平射炮，经向军政部一再呼吁请领，军政部始终不发一枪一弹。一个月间，日军不断有大量海陆空军增援，十九路军函电请援，国民党政府置之不理。军政部甚至丧心病狂地通令各部队说，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当时驻扎附近有蒋介石约六十个师除了张治中之外，皆按兵不动。“在2月29日的战斗中，蔡廷锴甚至用了上海工人自发用罐头加工制作的土炸弹。

关于蒋介石的不支援，美国历史学家柯博文这么分析:“蒋介石惧怕的是这个和自己不友好的军队将领如果最终胜利的话，将可能动摇到他的地位。而如果不支援的话他将可能被人民责难，照样地位难保。”

蒋介石最终的选择是派出张治中领导的第五军。据柯博文的研究，这恰恰是张治中的建议，他告诉蒋介石:派我去，如果最终打赢了也是我军共同的成绩，而不会让十九路军做大；如果打输了也不会被人民责怪，因为你确实派我出征了。关于历史的这个细节，齐福霖有另外的补充，照他的观点，张治中是为了能够支援十九路军才不得已依蒋的逻辑说服蒋的。

就在3月3日这一天，张治中还带领着他的军队袭击葛隆镇，用他回忆录里的话说:“葛隆镇一役关系重大，因为敌军的企图是在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我后路。”“如果得逞，我们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的归路将被切断，那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天的血战第五军损失了一个营长，两个连长，六个排长，士兵伤亡近千数。直到下午才接到蒋光鼐的电令，撤退到陆家桥、石牌、新市构筑防线。

已经撤退的蔡廷锴始终等不到底下各个师的报告，“心中甚为不安，前方消息更无所闻”，一直在焦虑地等着，他们哪里想到，几个小时后战争会说停就停。

蒋介石的算盘

这一天的蒋介石正在洛阳临时政府里等待消息。

冯玉祥的回忆录详细地记载着蒋介石在1月29日第一次听到开战时的表情:“这天南京会议得到这个消息，蒋一言不发。陈友仁先生说，抗日是救亡图存的事，我听说士兵不用命，政府不敢抗敌是有的；我没有听说过士兵愿意打敌人，政府反倒不敢打。有这样不怕死的军队，又有那样慷慨好义的人民，政府不想收复失地，假若把这个机会失去，军心民心全失掉了，将来要想抗日也不成功了。于右任说，北伐的时候，蒋先生很大胆，冯先生在五原誓师，一个宣言出来，如同把两个炸弹掷在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脖子上一样。为什么到了今天国难这样严重，反倒不下决心呢?我站起来说，自从‘九一八’那天起，我就说，非抗日不可，非收复失地不可，谁要是阻碍抗日，谁就是卖国贼。我想大家都听见过我说的这话，今天我再说，就是十九路军陈铭枢、蔡廷锴等几位将军正在那里拼命杀敌，他们为什么这样干?他们为了救国家、救人民。我们若不赶紧决定派出多数的军队援助他们，那是害国殃民，那就是要把十九路军的官兵性命送掉了，那种贪生怕死的办法顶不对的。”面对这些人的咄咄相逼，蒋介石却始终一言不发。

蒋介石心里想，如果上海的战斗失控的话，也许会招致日本对南京政府的全面进犯，蒋在扬子江上的统治将变得岌岌可危。所以蒋介石不仅不马上表示抗日，第一件事情紧急照会美、英、法、意、比等九国公约签字国，强调:日本对上海的进攻，除违反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外，对华盛顿九国公约更是直接的践踏。敦请九国公约各签字国“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动，俾使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同一天，国民政府还照会国联秘书长德鲁蒙，请求国联按其盟约，除在“九一八”事变后已被引用的第11条外，再引用盟约的第10条和第15条来处理“中日纠纷”，以便“采取一切适当及必要之行动”。蒋介石把宝押给了列强，他知道列强不会坐视自己在上海的利益不管的。

而他则从1月29日晚上就开始盘算把自己刚刚好不容易重新执掌的政府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在蒋1月29日的日记里，他只记下了他这个打算。

1月30日，就在蒋介石提议迁都的时候，英国命令取消远东军队的返回令，使驻沪英军人数达到2800名，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终日升火，处于战备状态。同一天，美国驻马尼拉的亚细亚舰队开赴上海。31日，美国海军又派两艘驱逐舰分别抵达南京和芜湖。随后，法国和意大利也采取了同样行动，向日本炫示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实力。那一天，蒋介石的日记里充满自己判断准确的得意洋洋。

事实上，蒋介石的算盘还不仅于此。国民政府对英美等国于2月2日提出的5项“和平提议”立即表示欢迎。2月4日，国民政府公开表示:除将“中立区域”及“中立国”字样改为“和平区域”及“第三国”，并“热望各友邦与其以观察者之资格，不若以参与者之资格，参与将来之商议”外，完全接受“提议”，并“严格遵行”。2月5日，他就吩咐上海市长吴铁城试探性地说:英美等国“所提出之五项办法，为沈案（即‘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我国所希望而不得者”。前任外长顾维钧也认为，“四国提议正予我国解决本问题之绝好机会”。这说明，蒋的真实用意是希望利用西方列强的干预，把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联系起来一并解决。所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在讨论列强“调停”问题时，强调“东三省问题实国难之始，而非国难之终，故须决定方针求整个解决”，“此刻亟应乘此机会谋整个之解决，如认本问题成为局部化，则调停各国将于上海事件有相当之结束时，必借此下台”。外交部当即将此意电告日内瓦中国代表团，要求他们“竭力主张中日事件为整个问题，东省事件与沪案绝无分开之理”。

所以到3月3日这一天大会开始，中国代表颜惠庆首先向会议报告的不是“一二八”事变而是“九一八”事变。颜惠庆说“请求大会就力量所及，先行阻止在华之一切敌对行动，并促侵略军队撤退；次再在行政院决议及盟约精神之范围内，觅求和平解决整个中日争议之方法”。根据当时的会议记录，紧接着上台演讲的日本代表松平恒雄一方面表示，此次会议的召集没有什么意义，并把日军对上海的侵犯归咎于中国“抵制日货”、“虐待日侨”等。同时，松平说:如果日本控制区域内的日侨及公共租界的“危险解除”，日军即可停止战争并撤退。当颜惠庆试探性地问到“九一八”事变时，松平恒雄突然脸一绿，大声地说：“我拒绝会议讨论满洲问题。”

3月3日下午，国联大会结束，日本宣布将逐渐撤兵。而3月9日，溥仪在长春伪“满洲国”执政。据田中隆吉的回忆录，早在3月1日，坂垣就发一封感谢信给他，信中说:“多亏你等的努力，满洲国顺利成立了。

“如果要说‘一二八’事变有战胜者的话，我觉得只有一个——坂垣。”齐福霖说。■

(感谢北京文史馆、北京参事室大力支持)

蒋建国:我的父亲蒋光鼐和他的十九路军

说起蒋光鼐，蒋建国对着《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给出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而且显然他的幽默传染给了十九路军。”蒋建国告诉记者，他以前从蒋光鼐听到的关于十九路的抗战版本诙谐而好玩，“我记得他讲过一个细节，当时十九路军设备太差了，每次日本飞机出来轰炸的时候，根本没有办法还击，他们就用铁皮把战壕一盖，然后就开始打盹或者听音乐，等到轰炸声一结束，就大喊一声干活了，然后冲出去杀敌。”

“事实上这支十九路军是孙中山缔造的第一支军队，所以他们拥有很强的独立性，既不偏胡、汪，也不偏蒋，也正因为这样，宁粤谈判的结果是十九路军从广东到上海南京维持南京政府的治安。但也恰恰因为这样，无论是哪一派的人都排挤十九路军。所以‘一二八’一结束，蒋介石就想肢解十九路军。1932年的5月6日，蒋下令以一师调江西、以一师调武汉、另一师调安徽，最终因为父亲和蔡廷锴的拒不服从而作罢，然而蒋是不想留十九路在上海了，5月21日就把十九路调到福建驻防。”

蒋建国记得一个细节，有一个学者在一本社会学书籍中发现当时蒋廷锴写给陈铭枢的电报，“可见父亲在战争那么激烈的时候竟然还读社会学的书，想想当时社会学对中国来讲是一门全新的学科，有多少人听过。事实上，十九路军整体上可以说是一支很浪漫主义，甚至诗人气质的军队，在当时的十九路军，受我父亲和陈铭枢的影响，人人都喜欢读佛经”。

“这就不难理解十九路军为什么在‘一二八’坚持顶住蒋介石的压力开打，也不难理解到了福建后，十九路军会拉起反蒋大旗。事实上，十九路军到福建后，大家要建设一个乌托邦的理想更浓了，平分地权，财产共享，连周恩来总理后来都和我父亲说，你们简直比共产主义还平均主义了。”蒋建国说，“可能也是受这种性格影响，十九路军看不惯蒋的作风后来联共反蒋了，可惜后来十九路军被蒋的军队夹击而最终消亡，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在拉起反蒋大旗后，陈铭枢下令全军通读马克思主义，当时十九路军就是带着马克思的著作和蒋决战的。”■

“一二八”事变日军侵沪造成的损失

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统计局初步统计，此次日军侵沪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15.6亿元（不包括嘉定），其中居民财产损失为7.88亿元，工业0.97亿元，商业0.59亿元。受害居民达18.0816万户，81.4084万人，占全市华界总人口的45%，其中死亡6080人，受伤2000人，失踪1.04万人。许多人被迫流离失所，全上海人口较战前减少了81万。而《生活》周刊当时给出的调查则表明，当时全市约有4万学生失学，238所学校毁于战火，仅吴淞地区就有中国公学、同济大学、商船学校、水产学校等7所学校遭到程度不同的损害。战区内共有579家工厂受到破坏，占全市工厂总数的25%。全市失业率达80%，仅棉纺织业就有25万人。战区内共有商店1.29家，其中受害者达到70%。全市银行和钱庄的营业额下降85%，同时进出口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闸北至江湾一带10华里，被炮火摧毁的民居达80%，尤其凄惨的是战后的闸北。《时事新报》一位战地记者经实地察访后写道:“由宝山路至永兴路，几如身涉乱砾丛中，极目四望，但见一片残垣断壁，⋯⋯闸北全区数万幢房屋，在昨日记者所经之处，完好者可称寻不到一所，其有未经全烧者，亦门户开洞，物件劫掠一空矣。”

回忆我的父亲张治中

“父亲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1937年8月11日，张治中的长女、22岁的张素我结束了三年的英国留学生涯，回到上海。“7月份卢沟桥事变后，高官的家属都安置在青岛，我也准备去青岛。但是在英国接到的最后一封电报口气忽然变得很严厉，父亲说，形势现在非常紧张，让我回上海和他见面。”在北京崇文门的一处普通的民居里，张素我娓娓讲述着68年前的故事，虽然已是90岁的老人，但她思维清晰，只是眼神偶尔飘向窗外，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脸上的表情仿佛又回到做女儿对父亲的那种依恋。

“8月11日，我被接到苏州留园，留园是准备作战的秘密基地。我还晕晕的，就看到了正在布置作战计划的父亲。他瘦了很多，但全神贯注，看到我就让人送我去南京和母亲团聚，‘照顾好母亲和弟妹们。’也顾不上和我多讲话。我刚从宁静的英国小城回来，提了一大堆行李，根本不明白战争是什么。12日到了南京，家里也知道父亲要上战场了，我觉得母亲比谁都焦虑，但她还要安慰我们。没想到第二天（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了。上海变成了战场。在南京待了两个多星期，母亲决定和我带着弟妹们一起迁往安徽老家。”

“我长得像母亲。”张素我年轻时的照片完全是母亲的翻版，浓眉大眼，丰美多姿。解放后在外经贸大学执教17年，今年刚过了90大寿，眉宇间倒透出了父亲的文雅淡然。“母亲和父亲是指腹为婚的，相濡以沫一辈子。”张家姊妹7人，除一女早夭，如今6人健在，4个在美国，在北京的长女和幼子张一纯分别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事对台工作30年的港澳台海外联谊会会长，73岁的张一纯不乏自豪地说:“国共两党高官惟有2人一生只一位夫人，共产党有周恩来，国民党有张治中。”1909年，17岁的洪希厚按照当地洪张两姓联姻的习俗，嫁给了同样来自贫寒人家的张治中，陪伴他直到1969年去世。“母亲没有文化，却跟着父亲见过许多大世面，性格开朗，与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许多高官夫人交好，而且善于持家，我们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亲自己做，他们从不让我们做少爷小姐。”张素我与张一纯不约而同说了一句话:“父亲和母亲总是在一起，任何时候，只要不打仗，我们全家就要在一起。”当上高官后，张治中有很多朋友劝他另组家庭，“娶更般配的小姐，父亲只说，她是我孩子的母亲。”回忆起解放后每年看着老父老母穿着泳衣拉手在北戴河泡海水，90岁的张素我笑得很甜。

“淞沪抗战结束后，父亲回到了安徽老家，他更瘦了，心力交瘁的样子，我们都不敢和他讲话。他总是躲避参加内战，但是抗日却坚决勇敢地冲到第一个，随从发现了他写给我们的遗书，说要抵抗日本到底，如果活着回来反倒是一种意外。”1937年9月，张治中以身体为由提出的请辞终于被批准，“他很苦闷，每天都很晚睡觉，把最喜欢的古书拿出来读。”张素我记忆中的父亲那时候一脸思虑，“连说话都没了力气似的，疲惫不堪，我能看出他巨大的心理压力，可是他从来不和我们交流战场上的事。”

但比起做军事家，做政治家显然需要张治中投入更多的心力。“对蒋介石，父亲一直忠诚，感情很深。上世纪80年代我见到蒋经国、蒋纬国，都对父亲带着尊崇。”张一纯说父亲一贯怎么想就怎么说，“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期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可是石沉大海，父亲很绝望。后来周总理说‘不能再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前一个是张学良），又派专机把我们全家接过来。父亲终于留了下来。”“文革”中张治中上过两次万言书，都被周总理保了下来，“这样他见到毛主席还要问: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的张一纯说，1967年以后父亲每天都要等他下班回来讲形势，“我们家被周总理保护了，但那几年父亲天天都想不通，比以前更加忧心。他身体一直很好，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就那么躺着起不来，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1969年终于衰竭而死。”■

被忽略的人群

——“八一三”战前的上海日本居留民

对于“八一三”日本侵略中国的目的，除了日本的既定国策，长期研究近代史和日本问题的上海东华大学文化学院教授陈祖思先生认为，保护日本在上海的侨民（居留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在上海开埠后的20年间，当西方英美法等国家的侨民涌入上海时，上海还没有日本侨民。但民国初年，上海日本侨民的数量已经超过10万，占上海外国侨民数量的2/3。陈祖恩在《上海的日本人》一书中写道，“日本人虽然很早就作为我口河漂流民来到过上海，但其后最初在上海见到他们，是上海开始发展租界的19世纪后半期的事。⋯⋯对日本人来说，上海时距他们最近，也是最能接触到西洋文明的国际都市。”

从“八一三”战后日本人出版的描绘上海及其周边城市风物的书《中支之展望》（三益社，1938年）中，可见日本人用发自内心的羡慕之情赞美上海这个“远东第一都市”，除了显示出对于江南最富饶土地的向往，几乎是将这里当成了日本的土地。

虹桥一带过去被称为南市，陈祖恩说，“如果在70年前的4月，你也许会在这里看到这样的景象:大批穿着和服的日本人盛装华服，到龙华观赏桃花。”当年的日本侨民大都居住在虹口俗称“日本租界”的地区，在位于今天上海塘沽路（原文监师路）和汉阳路（原汉壁礼路）之间的虹口市场，1923年建立了一座三角形三层的亚洲最大规模的菜市场之一，是旧租界内日侨最常规的菜市场。每天，从日本长崎运送的新鲜鱼和蔬菜到达这里，供应日本侨民。曾经生活在虹口的长崎人说:“如果说虹口是把长崎街市的一角原样搬过来，这并不过分。街上的商店，从鱼店、菜店、糕点店到木屐店什么都有，内地（日本侨民对日本国内的称呼）有的物品这里没有不具备的，由于有这样的环境，居住在这里的日本人已经忘了自己生活在国外。”

“作为1930年前后远东第一大国际都市，当时的上海生活有来自40多个国家、总人数超过5万的外国侨民，其中日本人占约一半，除当时东北外，几乎是中国大陆日本侨民的半数。”不过陈祖恩指出，“与生活在英美租界的日本上层人士不同，来上海的日本人中，大部分都是来中国谋生的中、下层日本人。这似乎从最早进入中国大陆的日本女性为‘唐行妇’（以中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日本妓女）就可见端倪。”

上海的日本侨民生活圈子虽与普通中国人隔绝，经济却与中国人密不可分。“九一八”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中国人的民族反日运动后，上海抵制日货、不给日本人做工的浪潮，让上海的日本经济几乎陷于停顿，大多数都拖家带口、以普通人、小生意人和日企职员为主的日本居留民损失很大。

“日本居留民在日本政府长期的反华侵华宣传下，并没有意识中国人的反日根源，反而由于长期受日影响，要求政府出兵对他们进行保护。日本在上海侨民多次召开侨民大会，要求日本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甚至要求进一步对中国出兵。”陈祖思说。在日本强盛军力的支持下，日本居留民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居住地的主人。在以日本驻沪总理事为委员长的、以日本官方和民间合组的时局委员会领导下，日本居留民团、各路联合会、在乡军人会，开展一系列对付反日运动的侨民活动。“一二八”战争一发生，各组织中的日侨便配合日本军人，以协助搜查、逮捕中国游击队的名目对中国民众施虐。用当时曾经救助过许多中国人的日本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话说:“实际上那时的日本人全部发疯了。”

“如果说‘九一八’战争是由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少壮派策划的，那么上海‘一二八’事变策划者则是试图与陆军一争高低的日本海军。日本海军要显示自己的作用，‘九一八’之后的上海中国人的反日浪潮，对日本海军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日本居留民的生存问题成为一个最好的进攻借口。”陈祖恩认为，日本居留民在“一二八”时试图通过日本军队寻求保护的话，那么在1937年“八一三”全面侵华后，已经不断为“完成皇国日本的伟大使命”所煽动，“他们虽不是军人，但与日本军队站在同一立场，要求对中国发动‘全面决战’。”

1937年9月，日本为强化“国体论”，将天皇神圣化，开展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韧持久”为口号，向日本国民渗透国体观念，鼓吹军国主义，动员国民开展参拜神社、祭奠战死者等活动。上海的日本居留民以各种方式投入“大东亚圣战”，在这些活动中，最常见的风景就是那些唱着军歌，在街头列队行走的上海各日本人学校的学生。“如果说在上海，以财力支援日本军队的是日本大企业，那么，以自己的生命支援日本军队的是留沪的居留民（包括教师），他们手持武器，以‘自警团’、‘在乡军大会’成员的身份协同军队在虹口等地巡逻、搜索。其中58人死于战火，失踪、负伤399人。”■

淞沪抗战中日 双方重要人物

1937年8月14日:

“可塞”起飞，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空军:拉开战幕

一场台风刚刚经过中国的东海，8月14日，长江中下游及苏浙地区笼罩在一个巨大的低气压下。这一天的上海电闪雷鸣大雨倾盆，风速竟达每秒22米。本已在前天晚上11点下令这一天空袭杭州、南昌及虹桥等几个中国机场的长谷川清，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有些犹豫。5点30分，这位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下令:“在天气好转之前暂停空袭。”

长谷川清应该没有预料到，3个半小时之前，国民政府方面恰好下了截然相反的一个命令——这一天凌晨2点，位于南京小营总部的空军总指挥部发出了“空军作战命令第二号”——轰炸日军司令部、军械库、公大纱厂日军机场以及游弋海面的日本军舰等，被确定为空军参战部队在8月14日的主要任务。

“大家都把这一次淞沪会战称为‘八一三’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不过是两军对垒，步哨上有些接触，而正式的开战是8月14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后来在其回忆录里特地解释了这一点。

早晨7点，空军35队队长许思廉率领的5架“可塞”轰炸机群，是最早出现在上海上空的中国战机，他们从杭州的笕桥机场起飞，在云隙和日军高射炮火网中，向有“军械库”之称的公大纱厂俯冲。弹落烟起，火光冲天轰炸了公大纱厂日军军械库，年轻的中国空军由此勇敢地成为“正式开战”的揭幕者。

“我们三架飞机沿着武汉铁路、杭州到上海的路，飞得很低，那云低得不得了。一到上海，我们就发现了黄浦江的炮‘刷刷刷’地往我们这边打，我就一个急转弯跑到云里去了，再出来时候，把炸弹都投到了公大纱厂。”从汉口赶来参加空战的飞行员姜献祥后来向台湾著名的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回忆了当天的细节。

“8月14日上午，高大队长从南京打一个电话到周家口（河南），说马上准备出发，要飞到杭州。河南的天气比较干燥一点，天气很好，我们飞到安徽，天气慢慢变坏。等飞到浙江，那里天气更坏，坏得一塌糊涂。大概14点40多分，那时候，西湖后边有一个山，我们绕过那个山，一看就是一片水，白白一片，大家就晓得到了。”卢沟桥事变后，中国空军的主力已部署在山西、河南一带，以备华北抗战。而随着华东局势的转变，空军在8月13日下午下达第一号令，急令驻河南信阳、周家口和许昌的第二、第四和第九大队被调至安徽广德、浙江笕桥和曹娥机场，参加淞沪抗战，王荫华便是从河南周家口赶来的第四大队的一员。

“高队长说，敌人已经快到了，马上起飞，我们说，报告大队长，还没加油，怎么起飞啊？他说，不管，马上起飞！他就上了飞机。结果高大队长一飞起来就打到日本飞机了。”王荫华回忆的是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他击中了从台湾新竹起飞的一架重型轰炸机，宣告了中国空军对日空战史上零的突破，高志航当时也一下子成了振奋人心的民族英雄。

“中国空军出现在浦江上空，向日舰投弹轰炸，日舰纷纷放高射炮，华机毫不畏缩，盘旋于高射炮之烟幕中，奋勇轰炸。一般人士为之诧异，且为此英勇善战，更使人兴奋，故当轰炸时，市民赴外滩及各大厦屋顶观战者，颇为热烈。”8月14日外电的一篇报道生动地描摹了当时的场景。

这天下午15点，在上海长城唱片公司上班的张德治坐车外出，“途中行人拥挤不堪，向高空观望，时适空军激战，机声轧轧，炮声隆隆，高射炮密如连珠，炮声过后，黑点布满空际”。张德治当天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这一幕，“停泊在日本领事馆外，黄浦江苏州河口北首的‘出云’是日本第三舰队的旗舰，因此成为中国空军轰炸的重点。几番轰炸后，‘出云’似未下沉，惟已被我某项爆炸军器击中，船舱受重伤，向下游开去，吴淞口外，击沉潜水舰一艘，焚烧敌袖珍舰两艘。”张德治的日记后来被收藏，使得后人有幸重温那个场景。

为了追击这艘“出云号”，首日出战的中国空军也上演了一幕不幸的误炸事件。“空军飞近上海市郊，突然从5000米高空降低到1000米以下，瞄准失度，一枚1000磅重炸弹落在大世界门口，恰好是行人群集处，闯下了滔天大祸。伤亡2021人。那个坑穴，有一丈半深，二丈直径。四邻都是残肢破骨，斜角那篱巷中，堆起了一丈多高。我们还看见青年会的屋顶上，飞落了一只断腿。”著名报人曹聚仁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回忆。那天，他与初婚妻子邓珂云“恰好在南京路上大新公司门口”，连忙躲到公司中去，只听得轰然一声，接着一片凄惨喊声，“后来又看见接连地载尸体的血淋淋车辆过去”。直到一个小时后，街上才恢复了交通，两人分别回家。珂云还被担心的母亲责骂了一顿。

关于这一天，中方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日本战机说法不一，有说6架、有说4架。日本战报在第二天的报告中称“1/3的战机没有返航”，由此我方估计击落20架左右。中共延安的刊物也发表了《英勇的中国空军万岁》的文章。年轻的中国空军，竟然将梗津、鹿屋两个闻名于世的主力航空队装备最新式的轰炸机消灭过半，在日本引起震惊，联队长石井义剖腹自杀。国民政府为纪念这一次辉煌战史，1939年，将8月14日定为“空军节”。而早期参与筹建空军的宋美龄一生最爱佩戴的，也是那枚空军胸针，并称他们是“我的空军”。

海军:“破釜沉舟”

海军在8月14日这一天的作战任务已在一天前发出:“封锁江阴”。

江阴位于长江下游，上海战事之前，为了防堵上游日舰东下，以及后来敌军溯江而上，国民政府决定沉船以堵住航道，想一举扫荡日军在长江内的舰艇。为此，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已奉命夜令三辆测量船和二艘炮艇驶赴江阴以下江面，将各航路标志彻底破坏。随后又乘“宁海号”巡洋舰率第一舰队主力赴江阴，将征用的20艘商船沉于江底，封锁航道。

后来陈绍宽又接到一手令:“凡年在40以上之大船，须将其炮卸下准备沉没。”相对于空军在首战的激情飞扬与战绩显赫，海军为8月14日作战的准备显得悲壮——他们对总体作战的最大贡献竟是自己执行“破釜沉舟”，这未免有些令人无奈。

“大概8月初，我们开始准备沉船，上面告诉我们等待商船到。我们就在江阴口等商船一来就带到封锁线上去，然后把船底壳开了沉船。8月1日，沉掉17条，一直等到8月11日，我记得我那天刚沉完一条船，回到我的船上，海军部部长陈绍宽也来了，船上很紧张。”原来当年负责沉船的海军少尉林君颜回忆，海军部部长陈绍宽接到命令，还要向江里继续“补”沉船，“大概要5条军舰，我到现在还记得，因为我的‘通济号’也是其中之一。”

前两天，8月12日上午，上海各大学在闸北、江湾、吴淞各校举行新生考试，上午9点半，校方派员突然宣告新生停止考试，劝考生立即离开闸北、吴淞此地，不可片刻停留。当时大家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还一无所知，因为淞沪路停运了，当时在吴淞同济大学考试的曹礼吾与其他同学一样，乘帆船回了上海。他们的帆船溯黄浦江而上，曲折从日本军舰行列中穿过，而日兵好像显得很悠闲，大炮还穿着炮衣。

曹礼吾没有想到，林君颜所在的海军却“准备12日把日本封锁，不让他船走，然后围在里面打他”。但一个意外的发生令海军多少有些被动。封锁长江的决定是在1937年8月7日的最高国防会议做出的，结果列席此会的行政院秘书黄浚将此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10日就开始开船，11日，我们就看见一条船一条船开下来了”。未得到“拦截”命令的海军只能眼看着日军舰一个个逃出封锁线。消息的走露让蒋介石大为震怒，黄浚与其在外交部工作的长子黄晟后来成了国民政府首批处死的汉奸。

8月14日这一天，江阴防区司令欧阳格派102与171两艘鱼雷艇，伪装成民船，从江阴出发一路躲躲闪闪经无锡、太湖、苏州、松江，抵达龙华，其间险象环生。171未跟上，两天后102号艇偷袭了停泊于汇山码头的“出云号”，使“出云号”尾部受到重创。在当时情况下，中国海军处于绝对劣势，此一击被日本人评为“中国海军惟一一次积极性攻击”。

( 1937年8月，淞沪抗战，中国空军出动 )

后来有人作了一个简单比较，假如单纯以吨位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该为1∶30”，当然“质”上更无从比较，“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的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在这样的条件下，淞沪抗战中海军在江阴防区苦战到11月底，等大军西移，才放弃了阵地，退守南京。这一段日子里，总共在江阴水道沉入的大小船只多达43艘，至于这些动作究竟对阻止日军西进的速度产生了多大作用，我们不得而知。“布雷”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的主要作战任务。

“八年抗战对海军而言，他们在失去海洋，失去船舰的处境下，不惜生命，配合持久作战的国策，默默奉献，悄悄牺牲，其贡献是值得肯定的。”陈君天在他制作的节目中几分伤感地点评，“1945年在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他们高举着只有‘海军’两个字的旗子，没有番号，没有舰别，他们只是深以抗日八年之间曾任海军为荣。”

( 空军英雄高志航（左）少怀大志，加入空军击落多架日机，后以身殉国 )

陆军:血战淞沪

“⋯⋯事至今日，和平确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御侮救亡，义无反顾⋯⋯本军所部全体将士，与暴日誓不共戴一天。”张治中8月14日这一天，发表了语气坚定的讲话，这也成了他对日行动的“正式宣言”。

驻守在无锡的孙元良88师作为先头部队之一，其实已在三天前进驻上海。

“我还记得8月7日那天，孙元良兄在上海福州路咖喱饭店请我吃晚饭。”在淞沪会战中作了战地记者的曹聚仁后来在文章里回忆，那时孙元良对曹说，抗日战争已成定局，“但一时还未必有战事”。可是两天后，刚从上海返回无锡的孙元良就接到动员令，87、88两师就在8月11日当天向淞沪近郊推进。8月12日清晨，88师前哨在北站出现，87师前哨也推进到江湾车站。

在中国军队向淞沪布防的同时，三天前，8月11日，日本第三舰队已驶集黄浦江等港口，次日，陆军总部决定动员30万兵力分赴上海与青岛。上海市民从双方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已嗅出愈来愈浓的硝烟味道。

“本军决于本日午后5时，对敌开始攻击。”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里，留存着张治中在8月14日当天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密电。中国方面期望以优势兵力进攻日军在沪各据点——按照张治中事先部署的作战计划，“置重点于杨树浦港以西至虹口日司令部间”。在空军轰炸后，借助炮火掩护“进占其根据地，压迫至苏州河及黄浦江而歼灭之”。

“总攻令”实际上是张治中下午3点钟下达的。一天前已与日军在八字桥一带发生局部战争的陆军87、88师，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本盘踞的纱厂进攻。

“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

因为闸北相对而言比较密集，所以双方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几天内，中国军队已推至闸北、虹口、杨树浦之线。但是，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张治中后来向蒋介石报告说:“最初目的原求遇隙突入，不在攻坚，但因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终至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这种攻坚战，中国军队必须配备相应的重武器。但当时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

大战的血幕既已拉开，蒋介石遂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开”。当时驻扎南京、上海的部队颇多，单独命令宋希濂部队由陕开沪，是因为36师与87、88两个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宋希濂的部队经过南京、镇江、无锡、苏州等京沪路沿线各县，所到之处“每站都是人山人海，鼓掌欢送，高呼口号壮我军行”，慰劳将士的饼干、糖果、罐头、香烟等，也被欢呼的民众争相扔进车窗内，士兵也被这样的场景所感动。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淞沪会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海陆空立体协同作战，也被认为是亚洲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战役。■

（在此特别感谢台湾著名电视制作人陈君天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真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