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1日:从海上来，日本军队增援

（文 / 王鸿谅 王恺）

( 1937年8月６日，战争爆发，上海难民逃往租界 )

第一部长石原的辞职

9月11日这天的日本，两件相互关联的事情被记录下来:第三次增兵上海和“决定向上海增兵后，石原第一部长提出辞去部长职”，日军参谋本部第二科高级部员关于石原下台的回忆曾如此描述。

毫无疑问，日本方面对于淞沪战局重新有了判断。就在增兵的前一天，9月10日，参谋本部第三课部员西村敏雄少佐，从上海方面视察回到东京后提交的一份报告里，对于淞沪战局有这样的描述:“中国居民对敌人有极其强烈的敌忾心”，“敌人（指中国军队）的抵抗实在顽强，无论是被炮击还是被包围绝不后退”。而日本方面，“由于调军舰运送紧急动员的部队，派遣军后方接济不上，两个师团陷于严重的苦战中”。此前的9月5日，还在上海的西村敏雄给课长打去电报，建议“调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的一个大队到上海”。9月6日上午，日军军令部总长迅速为海军用兵问题上奏，称“上海陆上的战斗迟迟无进展，必须增强陆军兵力”。当日下午3时，日军参谋总长在参谋本部进行研讨之后，谒见天皇，上奏称“内定增派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台湾守备队到上海，派后备步兵四个大队到上海”。以此为转折，第三次增兵上海的工作进展迅速。

9月11日的增兵规模显然比前两次都来得重大:根据日本军令部临参命第99号，“第9、第11、第101师团及军的直辖部队、兵站部队（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独立野战重炮兵第15联队、独立工兵第12联队、第3飞行团司令部等）”均被派遣赶往上海增援。在这以前，日本对于上海派遣军只有“编组”而没有下达“战斗序列”令，而这一天，临参命第101号下达命令:“编成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和第3飞行团及上海派遣军通信队，编制如另册。”同样是这一天里，接下来还有两道命令，临参命第102号，“派第18师团到满洲待机”和临参命第103号，“派攻城炮兵司令部、攻城工兵司令部、攻城重炮兵第一联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4大队及其有关的兵站部队到满洲，入列关东军司令属下”。

“这次事变战争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要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解决事变的可能估计不到50%。”9月11日增兵这一天，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骏中对部内有过如此指示。

就在向上海增派五个师团的命令发布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立即提出辞呈，并于9月23日离职，同日，下村定少将接任石原成为第一部长。这是一次颇有深意的人事更迭，被日军称为“第一流军事学者”的作战部长石原莞尔，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极力主张“不扩大方针”的稳健派核心人物，而他的继任者原第四部部长下村定少将，是坚持认为“必须扩大作战规模的”强硬派之一员。

关于石原的离职和当时的日本国内环境，稻田正纯中将后来有过非常细致的分析，在他看来，最根本的一点，是石原的“持久战争指导思想，在当时未被众人充分理解，因而未获采纳”，而且当时“处于轻辱中国的观念，不论陆军或海军，积极论者均极得势”，因而石原主张的“不扩大方针不符众望”。“特别是在战争指导课的人员中，有人大肆宣扬石原主义为飞跃的、超然的、理想主义，却反而煽起了反石原的气势。”

( 1934年，大上海高层政商名人。左一为杜月笙 )

石原和本部第三课长武藤章大佐的意见不合，也被认为是重要原因之一。掌管作战、编制等具体主要业务的第三课是第一部的核心，武藤章“因有任关东军参谋时绥远事变失败的教训，认为巩固满洲侧背需要确保内蒙及永定河一线，可能时并且希望确保保定、独流镇一线”，“事事都与石原的不扩大方针背道而驰”。在稻田正纯看来，早在7月11日，石原最终同意武藤章动员三个师团的方案，就意味着“他的不扩大方针被彻底推翻，以至以后无法实现。”

9月27日，转任关东军副参谋长的石原莞尔，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半年被当时担任陆相的东条英机放逐出陆军，尔后在宪兵监视下隐居于北海道，在日本投降前不久死亡。

增兵之争与扩大的战局

9月11日，“形式上是石原反对在上海增兵，认为即使占领南京，占领汉口，均不可能使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屈服，不如及早结束战局，从而要求辞职。”“实际上是遭强硬派的排斥，而被放逐至关东军，充当历来是强硬派巨头的东条英机参谋长的副手，”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成员的顾高地曾如此分析。

( “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上海女童军杨惠敏冒死渡苏州河，将一面国旗交给抗敌勇士，大大鼓舞军心。图为杨惠敏（左）与饰演她的女星林青霞（右）合影 )

事实上，石原对于上海派兵的否定意见，从一个月之前的第一次派兵开始，就未能起决定性作用。8月12日的夜晚，出兵的鼓点已经敲响。一边是军令部总长博恭王分别于当晚23时40分、23时45分、23时55分发出的三道密令，接受密令的一方，分别是长谷川清第三舰队和永野联合舰队的司令长官，23时55分的第三道密令中，明确指示第三舰队“解除关于出兵前的限制”。而另一边，是近卫首相、米内海相、杉山陆相、广田外相举行的四相会议。米内海相要求决定陆军派兵方针，各大臣“以事态既以如此，均无异议”，订于13日上午9时正式召开阁议决定。

当夜四相会议散后，军令部部员在参谋本部作战课商谈关于上海作战，石原对于即时向上海派兵持否定意见。他的理由是“上海方面作战，江湾归入敌手，而后作战甚为困难，进而敌进入吴淞，作为陆军登陆地点，作战绝望，在各国环视下，登陆不能成功，此次作战将彻底失败”。而且即便是派兵，此前他也坚决主张，“陆军只限派往华北，上海、青岛方面由海军承担”。8月13日清晨，石原为出兵事由找到军令部第一部长海军少将近藤信竹，近藤表示，“此次事变至此地步，是不得已的，再者，担心在吴淞方面登陆海军可于事前实行轰炸炮击等等，决不会让陆军单独轻率的登陆，海军当充分予以援助”。

( 1937年8月，爆发“八一三淞沪战役”，上海文化界展开救亡活动，争取国际支持 )

当日的阁议决定正式出兵。上海派遣军由第3师团、第11师团编成。8月16日为动员第一天，先遣部队以第11师团的步兵四个大队、炮兵两个大队为基干，其中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在主流江岸，第3师团的步兵三个大队、炮兵一个中队及第11师团的步兵一个大队、炮兵一个大队在黄浦江左岸登陆，预计8月21至22日到达，主力预定自8月28日至9月7日到达。整个动员规模，兵员约30万，马匹约8.7万。

8月22日，集结在马鞍群岛的两个先遣师团在夜色中开始阴谋，“为了登陆时便于靠近陆地，乘坐大舰艇的部队都换乘小舰艇”，23日零时，夜色正浓，第11师团经川沙河口停泊处，5时许，曙光未现，日军开始在川沙镇北面强行登陆，江岸的中国军队顽强防守至当日午后，终因力量悬殊不敌，被迫后撤，日军占领川沙镇附近，并准备向罗店镇发起攻击。第3师团3时左右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傍晚时分，第一线已进入吴淞铁路西面约1500米的河渠道码头南面500米的地带。

但这次的增兵，并未能如日军所设想的那样打开上海方面的战局，当时的日军参谋本部总务部长中岛中将，后来曾对竹田宫大尉做出如此叙述:“8月23日，虽命上海派遣军在海军的协助下，迅速登陆，但由于中国军队已占领登陆点附近严阵以待，登陆作战产生困难。”中岛还认为，这次派兵有一个最重大的失误:“根据错误的兵要地志资料，认为上海附近地形不能使用野炮以上的火炮，致使上海派遣军的编组劣于中国驻屯军，仅配备有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一个中队、野战重炮兵一个联队（缺一个大队）及迫击炮兵一个大队。”中岛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意外坚固，以致陷入极度的苦战”。毫无进展的战况和日军的不断伤亡，终于酿成对于日军参谋本部的埋怨和指责:“参谋本部的作战计划不好，所以造成那种状况。不能信赖它。”这种埋怨最终直指第一部长——“石原无能”。中岛曾经为石原辩解，认为石原一直是根据战争指导方针避免扩大战局，并且判断无论怎样积极指导，结果也将陷入战略持久战中不能自拔。而备受责难的石原，依旧坚持不再扩大增兵，直到被迫辞职。

9月23日接任第一部长的下村定，莅任之初即决定编成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其后又决定自华北调来第16师团在长江白茆口登陆，对上海形成战略包围。同时还主张在上海作战告一段落后，即进山东作战，在海州登陆，攻掠徐州，认为控制徐州，即可保障华北独立，从而控制京沪杭地区，使国民党政府屈服，这正是强硬派的一贯妄想。

相持:攻与守的惨烈血战

9月11日这天的激战，依旧在罗店—月浦—吴淞一带。这一天日军在吴淞以北，与中国军队第15集团军“相峙于月浦、罗店及洋泾界河之线”；在吴淞以南及中间，日军与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相峙于淞沪公路一带及蕴藻浜附近。

在上海的整个战局中，以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双方的攻守数次反复。因为罗店距离吴淞、长江口近，离大场闸北亦不远，日军的海军舰炮可直接命中目标。而且日军掌握制空权，可以发挥其陆海空联合作战的优势，但对于中国军队而言，极为不利。从青岛调往上海的天谷支队，9月11日,这一天攻入月浦镇后，同样是向罗店方向发起进攻。事实上，罗店的对峙血战远早于此，8月23日，日军第11师第一梯队在川沙口和石洞口地段登陆后攻占狮子林炮台、月浦和罗店，继而分别向浏河、宝山进攻。当日下午陈诚所率部队先后赶到，中国军队第18军协同第54军实施反击，当晚收复罗店，次日收复宝山、狮子林和月浦。

9月13日，日军集中其第11师团主力，飞机、大炮、铁甲车同时出动，扼守此地的中国军队罗卓英部主动将两翼稍向后移，扼守罗店之突出部，击退日军。当夜，日军集中炮火向淑里桥附近轰击，中国军队所筑工事被毁。日军乘机兵分两路，派出战车四辆，伴随步兵七八百人，在小金宅方面渡河，袭击罗店之东侧，另一支袭击罗店之北。9月14日，天谷支队与被困罗店东面的日军第11师团相会。9月15日，中国军队增援反攻，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面对装备明显优于自己的日军，中国军队几乎使用惨烈的肉搏战，恢复了罗店东郊原有阵地。

9月16日，罗店南北两面阵地的激战仍在继续。中国军队奋勇苦战，肉搏多次，始将其左翼日军击退。然而防不胜防，日军一部窜入罗店镇，纵火焚烧。中国军队难以坚守，再度退出罗店突出部，转守西郊预设阵地。在罗店争夺战中，中国军队第11师代理团长韩应斌，副团长薛先维、曹金轮负伤；营长伤亡18人。第67师师长李树森被敌机炸伤右臂。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402团团长李维藩阵亡，398团团长傅锡章负伤。第98师路景荣、李远新团长阵亡，侯思明团长负伤，连排长和士兵们的伤亡之惨重更是数倍于此。

回到9月11日，随着月浦、杨行相继失守，中国军队德式师所坚守的江湾、庙行一线成为整个战线的突出部，态势极为不利。也是在这一天，蒋介石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命令第9集团军主力撤至蕴藻浜、庙行、江湾、北站一线。更艰难的相持由陈诚的15集团军精华部队肩负。从9月11日开始，陈诚的部队沿着长江以南，洋泾以西这条战线苦守了40天。而在这40天之中，曾扬言3月亡华的日本精锐部队在这一条战线上，事实上仅仅向前推进了5公里。

根据香港《中报月刊》1980年第八期上刊登的国民党将领白崇禧的回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将军（司令长官原为冯玉祥，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由蒋介石兼任）指挥张发奎、朱绍良、薛岳、罗卓英、刘湘（本人未至前线）、廖磊（淞沪战事发生后月余始到达上海）等之集团军，与敌对峙于北站、刘行、浏河之线。”“当时我军力若每一集团军以三军计算，共18个军，若每军以三师计，共54个师。敌人兵力至9月底共聚集20万人，并与强大海空军力量配合，故以优越之势，突破我庙行、江湾之防线，我军乃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

对于之后的激烈战事，白崇禧描述:“我军因缺乏现代化武器，全赖血肉之躯与之相抗，所以伤亡甚重。”9月下旬至10月初，日军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上海——这正是9月11日，日本第三度派兵的结果——第101师团18日起航22日登陆；第9师团23日起航27日登陆，第13师团27日起航，10月1日登陆。9月30日拂晓，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此后，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

白崇禧后来的描述，是“因敌人火力猛烈，我军被迫向苏州河南岸、江桥镇、小南翔撤退。因制空权操之敌手，敌机日夜侵扰，遂与左翼兵团续退至青浦、白鹤港。”“当时因联络困难，下达命令较迟，各部准备不周，撤退秩序甚为混乱，是以青浦、白鹤港之线不守，乃向吴福线之既设阵地撤退。当时以受敌机日夜跟踪之威胁，各部队撤退秩序更为紊乱，以至吴福线又告不守，而续退向锡澄线。”

11月5日，日军一部从杭州湾登陆，迂回守军侧后，合围上海。而白崇禧的描述是，“11月9日，敌迫近锡澄，中央见部队伤亡重大，于敌人强大空军之威胁下又无法作战，乃下令撤退淞沪战场，部队主力向浙皖赣边境撤退，一部沿京沪大道向南京撤退，参加守城。”11月1日，市区陷落。这是一个悲壮的结尾，如白崇禧所言，“上海抗战原计划本是节节抵抗，故有既设阵地和吴福线、锡澄线，后因敌人掌握制空权，行军不易，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实施，复以命令下达仓促，部队准备不周，故原计划尚未实现便开始撤退。”■

1937年10月4日:上海滩，战争状态下的市民们

租界内外的难民

1937年8月13日，涌进租界的难民达60000人。从那天开始，上海的租界内外变成两个世界。“一线之隔，一边是天堂，一边是地狱。地狱里面的人饥寒交迫，天天幻想着天堂。”《劫后的上海》，1938年出版的，一本记录上海淞沪抗战始末的书这样形容。

“租界和华界本来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租界的地段在市中心，房子昂贵。一般市民愿意到华界生活。淞沪抗战爆发前，报纸上租界的空房子招租的多。”研究租界生活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吴健熙说。但是，10月4日的报纸上，招租的广告几乎绝迹。战争期间的租界房子显示出它的金贵。

本来，在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之间，就有大大小小的牢固的铁栅门50多座，法租界与华界的南面边界本来是干涸的一条河流，经常有人走来走去，“法国人为了省去南边来的麻烦，在战争爆发后雇佣了几百名工人，筑了一道4华里的砖墙。只在里面开了几道铁栅门。”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郑祖安说。

除了8月14日、23日毁灭性掉落在大世界、南京路上的炸弹，租界里的生活是相对离开了战争火光的。《申报》上刊登的《租界安全日益巩固》的文章给租界里的人一剂定心丸。表示将沿着苏州河建立第三道防线，“英美防兵达一营以上，所有沪西及中央区只防卫，概由英军接任”。

10月开始了继8月13日后的第二次难民潮。随着战争加剧，闸北、江湾、真如一带战区的难民恐慌到了极点，沿着沪杭铁路滚滚而来，想通过公共租界西边防御线进入。但是8月13日后涌进的大批难民已经在租界里缺乏容身之处。于是，铁栅门紧紧关闭，在铁栅门外的难民挤在一起，又要逃避头顶飞机的轰炸，又要央求把门的巡捕，“难民比前更多，箱笼被褥，木器家具，千车万担，绵延数里”。按规定，行李是不能带进租界的，所以沿途丢弃的行李很多。

“天空里出现一架日机，就会引起很大的骚动和纷乱，后面的人尽力往前涌，男的哭，女的叫，夹杂着被挤倒在地上的孩子的被践踏的惨叫声。”

实际上，“遵守严格之中立”的租界在8月底已经接纳了70万左右的难民，“当时租界有100万左右居民，现在每人要接纳0.7个难民，环境要崩溃了。”郑祖安说。报纸报道:“在法租界大马路两旁商店门前露宿者，亦不下数百人，大都狼狈不堪，日来仅赖一二热心人士，购买大饼馒头，此外并无给养。”即使是在收容所里面的难民，日子也照样狼狈，“记者曾望中央收容所看过一次，把龌龊的玻璃门推开，把脚步跨了进去——我们如同打开了一个地狱的门。”

“外滩公园里，永远有一群人聚集，在谈论每天发生的状况，‘为什么打仗的地方云不同呢？’有人问。‘那不是云，是黑烟，是房屋被烧毁时的黑烟。’”

租界的铁门关闭后，大批难民聚集在租界铁门外，租界内的各种团体机构，以及个人购置大量的馒头烧饼，送至各铁门口，由巡捕代为抛送。后来难民日多，于是沿路各商店店主、住家开始在自己的窗口抛送食物，“纷纷如雨滴而下”。

在南市区紧邻法租界的地方，由国际救济会和法国神父饶家驹成立了一个收容20万难民的难民区。饶神父的一只胳膊在欧战中失去了，他说着上海话和法语，安慰难民，布置工作。对日本人他则说简单日语:“这是你们军队批准的难民营。”在这里参观的彭启一看见:“角落里一个刚生了死婴的妇女在拼命多要一个馒头，而被难民营救出的、从浦东过来的四天没吃饭的难民千余人像‘一群冤魂’一样移动过来。”难民营周围的民房在火焰中继续燃烧。

10月4日夜，日本军队在进攻郊区罗店时使用了毒瓦斯。战争结束后，一名叫枫叶的学生回到故乡罗店:“海滩附近的房屋，成了一片瓦砾;田野里躺着许多死尸，面目都已模糊不辨，臭味从地面蒸发起来，跟着风吹来阵阵浑浊的腥臭。”

也在此日，上海市政府创办平民儿童医院，救济难童，战时，每天平均死亡难童100人左右。报纸上连篇发表着儿童难民营的消息。

伴随难民脏乱的生活而来的是瘟疫。

10月4日，中山医院已经收治了租界里的2000名瘟疫患者，上海流行霍乱已经近一个月，被香港等地宣布为“疫区”。该院从当日起由伤兵医院改成了专门的“时疫医院”，由红十字会管理，但是，这在平时理应轰动的大新闻和战争的新闻相比就显得轻微了，几家报纸在角落发表了这消息。

海上闻人的“抗战生活”

10月4日，杜月笙自己花钱在各报纸上做广告，说他当晚要在电台演说，劝募棉背心，支援前方。这个当年水果行的学徒曾经在寒冬挨冻，受人耻笑为“腊光月生”。

随着天气渐寒，战场上最需要的是棉衣，“军事委员会来电征募御寒品”的消息已经在昨日报纸上刊登。10月4日《大公报》报道普通市民周镜辉先生捐献了价值1000多元的羊毛衫裤给空军;而苏维明先生也在报纸上刊出文章，怎样“费时短、用料少、最适用地制造棉背心”。海上闻人杜月笙当然不会落后。

“当时在文化上最有影响的是郭沫若他们办的‘救亡日报’，但是在具体事物上，做出贡献最多的应该是担任上海地方协会会长的杜月笙了。”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曾经对杜月笙在淞沪抗战间的行动做过钩沉，得到这样的结论。

早在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后，杜月笙就和日本人结下了梁子，东北有人大量销售假冒其所有的长城公司的唱片，但法庭无法受理，因“当事人利用日伪之力量破坏司法”。此事助长了杜的反日情绪，“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和杜很有交情的上海行政长官宋子文力主抗战，对他也很有影响，在当时，他和地方协会就募集了大洋27万元交送十九路军。

“他在30年代，已经逐步摆脱了帮会生意，转做正经生意，大量投资于工商业和金融业，比较著名的有浦东商业储备银行、中汇银行、大达轮船公司、长城唱片公司等，经济利益已经和日本人有所冲突了。这也是他在30年代一直大力提倡用国货的原因，当然也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邵雍说。

此次淞沪抗战一起，杜月笙就忙碌起来，“他是个爱面子讲义气的人，喜欢说‘闲话一句’，表示自己能力超强。加上蒋介石看得起他，他就更卖力了。”8月19日，他在报纸上发表征募救国捐和金银物品的告示，仅月余时间他主持的募集会就募集到了救国捐150万元，对抗战帮助很大。

留存下来的杜的讲话颇有正气:“从‘九一八’到现在，这七年间，备受敌人的压迫，我们常常卧薪尝胆地刻苦自励，同时期待着世界的公论。”但是现在“我们绝不能依赖人家帮忙，救国完全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杜自担任上海商界劝募队副队长以来，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响力，上海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占全部发行量的1/6。“他有当时国民政府都没有的广泛的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而且肯出力。像黄金荣就贪财，只拿进不拿出，做不到像他这样。”邵雍说。

10月，他除了募集棉衣，还个人向晋北前线的八路军捐献了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花万余元购买了装甲汽车捐献给了右翼军司令张发奎。

当驻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部队缺乏食品的消息传出时，一天之间，杜就送去了20万个烧饼。面对这过多的烧饼，谢晋元致函杜表示过于充足，让他转告继续捐赠的市民:“希望最好购买救国公债，或捐助现金，做全国抗战牺牲官兵之抚恤，以免浪费。”

11月26日晚，杜秘密乘船赴香港，走前购买了大量《西行漫记》、《鲁迅全集》捐献上海租界内的图书馆。

和杜这样的巨头相比，普通百姓的捐赠虽然数量较少，但也充斥着日常生活:10月4日，各报纸的广告版面满是各协会、同乡会劝募捐衣服、食品、金钱的启事;王芸生号召市民献金的呼声一起，有七龄女孩来到中华妇女运动会上捐献银元三枚;中华妇女运动同盟会在号召里弄妇女收集碎布做军鞋;上海市慰劳委员会来了两名小朋友捐献望远镜;市商会发表宣言:对日经济绝交。

“上海各界市民充分表现了爱国热忱，无论男女老幼都与前线战士一条心。青年学生与工人组成‘抗战就国青年团’，地方人士杜月笙先生等组织‘抗敌救援会’，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心士气高涨到了极度，实开我国总体作战之先河。”当时88师的参谋张柏生这样记录。

抗战时期的消费社会

逍遥舞厅在《华美晚报》上的这则广告已经做了几天了，10月4日仍然在持续:大字是茶舞开始即赠送:战事照片。次大的字是:数百种。下面的小字则是:战地冒险拍摄来，珍贵非凡，人人可得。

“上海的市民消费社会的特性在这张广告中展露无疑，他们仗着自己有租界的安全保护，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消费一切，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吴健熙说，“加上他们从来没有机会看到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战争期间消息不畅通，现在舞厅以战争照片为招徕也不足为奇。”

其实，不仅是购买照片，这样的消费在租界报纸上也在流行。没法报道战区里面的真实消息，大家就报道战争的“花边新闻”，“三个中国兵利用空帽子打死日军”的新闻一直在报纸上登了几天。每个进入租界的伤兵都有记者前来探访。要不就是大量地关于难民的充满感伤色彩的报道。

当时，租界里的人普遍以为这样的战争不会长，连马寅初这样的著名人士都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说战争不过几日内就会结束。更多老百姓不知道战争的漫长岁月将一直持续下去，报纸上的财经消息在报道某些商人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套路，开始囤积颜料。“真正需要的米煤等生活用品大家还没考虑囤积，总以为这战争再过几日就结束了。”吴健熙说。10月4日的《大公报》上，上海市民食调节委员会宣布米粮每担加价四角，但原因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海关征收转口税”。报纸同时还宣布“柴炭到货多日，菜价恢复常态”、“存煤足够维持三到四月”。普通市民绝对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孤岛岁月，他们将在物资的渐渐匮乏中度日如年。“上海人就是那时候起变得越来越穷的。”

而真正预测到战争惨烈的国民政府官员已经开始进行准备:首先是大批工厂的搬迁，8月12日上海工厂迁移委员会成立，将一批与战备相关的工厂内迁;现在已经到了“迁人”阶段，陈诚通过军委会专门成立了“抗战演剧队”，该队随军演出，所谓“共赴国难”，上海滩名噪一时的文化明星全部卷入其中迁入后方。包括电影明星胡蝶、陶金、白杨，也包括漫画家叶浅予和当时崭露头角的滑稽演员杨华生。10月的上海滩报纸上，再见不到他们的踪影，后来汪精卫在孤岛时期组成的“中央电影公司”，苦于没有一流演员，不得不大力培养新秀。

国产电影陷于停顿:10月4日大光明、大上海电影院的影片都是放映将近一个月的美国恐怖侦探片《魔术大王》、滑稽巨片《腾云驾雾》。而在淞沪抗战爆发前，美国的电影在本国上映的一周后会准时在上海露面，“当时基本做到同步上映”。

戏曲演出也少了，南北交通的断绝使北京的京剧名角难以出现在上海舞台上，以前一直没有流行的话剧开始编写抗战戏，描写战争的“在火线上”开始演出。

“3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已经促成了稳定的中间阶层，上海人习惯于过别的城市还不太流行的消费生活，战争时期电影院去厌了，戏园子没有戏可以演出，当然去舞厅的就多了。加上舞厅也是当时的新鲜事物，见报率高。”吴健熙这样解释10月4日华美晚报上众多的舞厅报道。

当时的舞厅报道也和抗战有关:“舞女救国，舞国的同志们，莫再当舞女是不中用的，他们都有热的血、健的腿，为垂危的国家来出一份力量了。”维也纳舞厅的陈姓老板决定将所有收入捐献抗战将士。

荣氏面粉厂成为作战指挥部

“就在军民一片的同时，五方杂处的上海不免有极少数地痞流氓，受日本人收买利用，混杂在都市各个角落里，做通风报信的工作。”张柏生这样形容他们9月、10月被迫的搬迁。

他们最初的指挥所设立在由沪西到火车北站的中山大道的三十一号桥附近的观音堂上，一时间这里成为记者和热心地方人士的探访慰劳的目标，孙元良将军不久后决定搬迁，并且侦察新位置，选定苏州河畔荣氏家族的企业茂新面粉厂。正好在他们离开期间，日本炮舰对准观音堂轰炸，“中殿佛像被炸得粉碎，我的床铺被炸得无影无踪，残壁上插着好几枚不发弹，不禁捏一把汗。”张回忆。

茂新面粉厂的指挥所也招待了当时记者曹聚仁，他记录道:“那么一个黑洞洞的堡垒，表面看去，好似沉在静寂的深渊中。一进入厂房，只见灯火辉煌，官佐们忙忙碌碌，在指挥前线的战争，房中灯光，给厚黑的棉幕隔在门户之内，人声也给沿墙堆积的面粉包吸收掉了。军方支配着这堡垒和闸北全线的命运。”荣氏家族在淞沪抗战刚一开始时就进行大转移，将许多工厂搬迁到了内地，此时间，只留下极少的员工，这时都闲散在一边，无所事事。

但是，指挥部不管怎样搬迁，“敌炮总是如影随形”。最后选择了坚固的四行仓库，但对外仍然以观音堂为联络地点，四行仓库是金城、盐业等四家银行的堆栈，面临苏州河，河对面是公共租界，坚固耐守。军队劝说居民搬迁，“市民们扶老携幼越过苏州河，避入公共租界。直到闸北放弃，我们司令部没有再移动，最后作为最后阵地，授命八百壮士坚守，留下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茂新面粉厂的屋顶，原来是金鱼园，养着大大小小的几十缸鱼，也有几种非常名贵。自从9月日军控制了闸北水厂，自来水的来源就断了，炮火越来越猛，厂里仅有的留守员工也进入公共租界，这些鱼全部倒毙。厂门的右边，是巨大的垃圾箱，不时有大大小小的猫来享用他们最后的晚餐。有几只雪白波斯猫，在垃圾堆边咽下最后一口气。10月4日的闸北，留下的居民不足百分之一，曹聚仁写道:“众生自在历劫中。”■

1937年8月18日，在黄浦江淞沪会战中，日本海军“出云号”旗舰上的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

稳健派VS强硬派

根据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成员的顾高地回忆，当时日军对华北问题的处理，存在两种对立意见，斗争极为激烈。一为稳健派，“着眼于对苏作战，主张中止华北自治工作，而谋求所谓日支邦交调整，实行共同防共、经济提携，并以退还日本在中国（除伪满外）的一切政治军事权益，包括治外法权、华北特殊利益、陆海军驻兵权、租界等为诱饵，诱我承认伪满（至少事实上承认），屈辱妥协。同时，谋求陆军内部的‘整肃’，防止所谓‘下克上’的重演，以期统帅部的意图得到贯彻。”另一派为强硬派，亦即通常所谓少壮派，或称皇道派，“认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现地事态恶化’，谋求断然一举解决华北问题，以免夜长梦多，并为此不惜于现地制造事变，强迫东京跟着走，重演‘九一八’以来‘下克上’的故伎。”

稳健派在陆军中央方面，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战争指导课长河边虎四郎大佐、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等为代表，受到参谋次长今井清中将的支持，海军、外务及元老重臣方面亦多表赞同。在中国境内则以支那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作战参谋池田纯久中佐、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驻北平的武官今井武夫少佐等为代表，受到支那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的支持。

强硬派在陆军中央方面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武藤章大佐、支那课长永津佐比重大佐、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大佐等为代表，受到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的支持；在中国境内则以大使馆附陆军武官喜多诚一少将、支那驻屯军先任参谋和知鹰二中佐、大木良技中佐、情报参谋长田盛寿少佐等为代表，受到关东军的支持。■

上海市的抗日救亡团体

自卢沟桥事变到淞沪抗战结束，上海共出现了18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从政府机关到各地同乡会，从工界、商界到农界，从教师到学生，从艺人到舞女，从家庭妇女到孩子，无所不包。各种团体中，一部分由国民政府上海当局组织和控制，一部分由战前某些救国会扩大转变而来;一部分是由中共江苏省委秘密组织领导和联系的;还有一部分是民众自发形成的。

“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是名义上由各合法团体共同产生而实际由国民党掌握领导权的。其下设立有9个特种委员会。在当时机构极为庞大，任务繁重。辅助甚至执行了某些政府的功能，成为当时带有抗战统一战线色彩的临时权力机构。

由中共领导的“文化界救国会”演变的“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各种培训班深入民间，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被协会印发，协会出版的《救亡日报》总共出版了86期，颇为人所称道。 历史抗日战争日军师团上海太平洋战争增援日本陆军中国军队军队近卫师团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