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旺村的海洋荒漠

（文 / 王家耀）

一个渔村的捕鱼变迁史

3月19日，星期六，见到烟台市大季家街道办事处初旺村村长丛治富时，他正在村委会办公室和村里几位领导加班开会。议题是村里上个月的财政收入与支出。“收入一年不如一年，支出却一年多过一年！”上世纪90年代上半期以前，村里账上还是蛮富余。“不信你看看村里的基本建设。然后对比一下附近几个村。”

“现在呢？”回答记者这一问题，丛治富转身问了一下旁边的会计，“上个月怎么样？”会计站起身，“亏了5万多元”。丛治富拿起旁边的算盘，一阵拨拉，现在全年村里账上只能说是收支平衡。丛治富解释亏损的原因:“初旺是个典型的渔村，全村4400多人，只有1400多亩地，海里没有鱼，收入自然就少了。”

丛治富说，“对比”的时候底气很足。村里当年确实很富，在烟台、乃至山东都小有名气。这个4400多人的村庄，街道纵横交错，房屋建筑基本一个模式。新房一般是二层楼房，集中在村前，外墙一律粉刷得雪白。旧房则是一样的高门楼，村中街道规划得异常整齐。大马路、小胡同的路面全用水泥硬化过。胡同里停满了摩托车，马路上偶尔还会见到轿车。邮局、银行、饭店、警卫室配备齐全。站在二层楼房的阳台上，放眼远望，就是茫茫大海。丛治富说很多外地人初来还以为这是个县城。

“现在渔业资源怎么样？”丛治富很是爽快，“现在近海已经没有鱼了，你看看，渔船都停在海边港口。要是早几年你来，初旺还是如日中天呢！”村里185马力以上的渔船有70条，每条船配备10〜12人;80马力的渔船有120多条，每条船配备5人，这样算下来，190条船至少有1300多名渔民。除去30%的雇工，初旺村出海的渔民约有900多人。前几年，靠捕鱼，每年每个渔民都要有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收入。鱼也带动了村里其他产业，船厂、合线厂、网具厂、塑料厂等，容纳了村里约80名工人，这些工人每月都有七八百元收入。“比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工资一点都不少！”丛治富挥着右手，语调逐渐高了起来。

190条渔船中28条属集体所有。村里以每年10万元的价格将其承包给渔业公司。船厂则以每年7万元的价格承包给村民，其余企业以每年1万元的价格承包出去。鱼多的时候，村里财政很富余，烈军属、难属、退休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都很好。

丛治富说:“渔业资源少了，政府提倡报废渔船，渔民转型，可那么多渔民一下子怎么转型？”村里倒是有一些渔民开始搞养殖，可是风险和投入太大了，还需要技术。去年遇上大风浪，搞海带养殖的几户赔了几万元。

( 初旺村的一些渔民开始转向海水养殖 )

记者采访丛治富时，丛治斌正在海边港口盯着那些不能出海的渔船发愣。渔船密密麻麻连成一片，一些渔民正在修理渔船。丛治斌是初旺村渔业公司办公室主任。“怎么没有出海？”丛治斌转过头，“没有鱼，出海干什么？出海连成本都赚不回来。”旁边几个渔民围在船上打牌。每年6月15日〜9月1日为禁渔期，实际上捕鱼只是在5月和9〜11月底，这有限的时间遇上坏天气还不能出海。每次出海，一对船（两条船，当地人叫法）仅柴油和机油费用就要1万多元，出海都不一定能捞回成本。

一条185马力的旧船也要七八十万元，新船则要150万元以上，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停靠在海边无所作为，还要维护。丛治斌除了发愁没有什么好办法。村里大多数渔民则是打牌、喝酒、打麻将。等待将要到来的5月，下海碰运气。碰运气是这两年初旺村渔民的口头语，以前一网下去，满满的鱼虾都拉不动，现在拉上来可能是空网，或者是小鱼、贝壳。

无论是丛治富还是丛治斌都表露出对过去那种“大网捕鱼、大把数钱”日子的无限眷恋。而80岁的刘崇德对村子目前的现状显然有自己的理解。刘崇德是这个村现存资历最老的渔民，这个80岁的渔民1947年正式下海捕鱼，见证了初旺村最初的贫穷，后来的崛起，今日的没落。

刘崇德对捕鱼的回忆是这样的:1947年初旺村全都是小帆船，靠摇橹出海。七八米长的小船有三四名渔民。捕鱼一般在距海边20海里以内的海域，没有网，工具是线钩，一天能捕三四百斤带鱼。1963年，一对60马力的渔船带的拖网，一网下去，曾经捕过6000公斤对虾。一对船都装不了，只好让别的船帮忙运。一网捕上千斤对虾很平常。1984年，整个初旺村海边，夜晚密密麻麻的渔船上灯火通明，就像现代化的城市，“捕鱼进入疯狂状态”。1988年后，鱼开始少了，但还是能很容易的捕到鱼。1996年后，捕鱼就要靠运气了。

初旺村最辉煌的日子应该是1983年改制后，直到1996年，很多渔民都富了，鱼也捕得差不多了。在烟台市海洋渔业局渔业科科长陈相堂的记忆里，对虾、带鱼现在都成了稀缺货。对虾都涨到了100多元一斤，市场上还很难买到。“现在一网连1公斤对虾都捕不到。”

刘崇德退休前是初旺村渔业支部副书记（初旺村分渔业支部和农业支部）。老人分析渔业资源骤减的原因首先提到过度捕捞，“捕鱼工具先进了，他们用大铁抓，连小鱼、小虾、贝壳都不放过”。其次是水环境的污染。每年7月雨季，海河、黄河、辽河带来大量污水注入渤海，而7月正是对虾产卵季节，10月份就会长成大对虾。这样对虾来不及长大就在污水中死去。

采访结束时，记者与丛治富有这样一番对话:“捕鱼肯定靠不住了，将来怎么办？”“小康达不到，温饱不成问题。”村长丛治富这样形容渔民的生活。“那主要是靠前几年攒下的家底啊!”村会计补充说。“将来⋯⋯”丛治富沉默了一会，没有作答。

中国近海资源匮乏的现实状态

不仅是初旺村所在海域无鱼可捕，整个烟台市所属黄渤海交界海面，渤海湾都已无鱼可捕。初旺村只是中国近海渔村的一个代表。

“现在我们基本不谈捕捞了，开会主要是谈养殖。”3月18日，烟台市海洋渔业局渔业科科长陈相堂说起捕捞，用了这样一句话，“没法提，到哪里捕？”记者问有没有去年或近几年烟台市捕捞情况统计。陈相堂在一大堆文件中翻来翻去，好一阵子。然后很不好意思的告诉记者，“还真没有，以前年年有，但没有录入电脑。现在捕鱼的都是一些散户，而且很少，不好统计”。

在一小时的采访中，陈相堂至少接了四个电话，分别为烟台下属县市渔业局和一些养殖场，双方谈的全都是养殖。陈相堂说，渔业科的职责最早主要管捕捞，前两年开始管弃舟登陆，通俗地说就是砸船，现在则主要是指导养殖。

陈相堂举了一组数据，上世纪80年代，烟台市有渔民20万，2004年年底统计数据为，渔民只有3万多。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外来打工者。从事捕捞、养殖、加工、运销、休闲渔业的共有12万人。

山东省海洋渔业厅环境保护处处长孙景茂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过去对虾有群体，现在根本看不到了。只有一些处在生物链底层的生物还有群体存在，如海蜇、海边小贝类，处在食物链二级以上的几乎没有。”2000年，中日、中韩双边渔业协定的签订生效，海洋渔业开始由领海外自由捕捞向专属经济区制度过渡。我国海洋捕捞渔船的作业渔场明显缩小，大量捕捞渔民面临转产转业问题。

对虾捕不到了，带鱼也很难捕到。渔业资源究竟稀缺到什么程度？

中国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周遒鳞曾经做过一个计算，假设我们将东海现有的渔船全部动员起来进行捕捞，那么只需要两周这些渔船就可以将整个东海渔业资源捕捞一空。可以说，捕捞能力远远大于资源再生能力已经是多年来中国渔业的现实。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陈大刚多年研究发现，目前中国近海90%以上的水域基本已无鱼可捕。

先天资源稀缺，加上后天破坏，中国“海洋荒漠”已经出现。

打开中国地图就会发现，虽然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中国却没有一处大洋型海洋资源区，海疆被局限在那些散落在太平洋中的岛屿之内。这种先天性的局限，使得中国海洋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量远远小于一些海洋渔业大国。举例说，日本拥有的鳕鱼资源数量以千万吨计，而中国四大经济鱼种之一带鱼，历史上达到的最大年产量是50万吨。这种绝对量的差距，如果再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因素，那么平均到每个中国人身上，可以说中国在海洋资源拥有量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造成中国海洋渔业资源严重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周遒麟说，在一些海洋大国，国民集中消费的往往是海洋食物链中的几种海产品，如马哈鱼、金枪鱼、虾类。而中国人的饮食习惯较杂，整个海洋食物链都在中国人的食谱之中。周遒麟认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海洋资源的再生能力。

农业部渔业局资源环保处潘先生介绍说，由于环境污染，我国水域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我国目前日排污量在1.3亿吨左右，80%以上未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排放到江河湖海中，直接污染了水环境。监测资料表明，我国1200条河流中，有850多条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7大水系中有一半河段受到有机物污染，其中2400公里河段鱼虾绝迹。

周遒麟指出，当海洋环境处于健康状态时，海水中的硅藻产量较高，而硅藻是一些小型鱼类和虾类最重要的食物。在此基础上，食物链中处于更高地位的一些大型鱼类得以生长繁殖。海水一旦受到污染，硅藻的产量将大幅减少，整个海洋生态将不再倾向于鱼类繁殖。取而代之的是水母。他说，以长江口为例，从2001年到2004年均出现了大面积的直径达1米的霞水母。足以说明海洋污染之重。

为了保护日益匮乏的渔业资源，让子孙后代有鱼可捕。中国政府从2000年开始报废渔船。烟台市海洋渔业局的资料显示，4年来，烟台市共报废渔船500多条。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宋修武接受媒体采访通报的数据是，截至2004年，山东全省共报废渔船3000条。

一方面是报废渔船，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海水养殖和远洋捕捞。沿海渔民纷纷开始转型。无论海水养殖还是远洋捕捞，前期投入都不菲，况且要受多种外来因素的影响，比如政策、技术、气候等等。初旺村的渔民并不看好海水养殖和远洋捕捞，他们更愿意等待即将到来的5月，“下海碰运气”。■

远洋捕捞的“功绩” 与“瓶颈”

“宁肯去南山当驴，不去北太平洋打渔！”烟台远发海洋渔业公司经理李俊华这样形容远洋捕捞的辛苦，“一出去就是七八个月，在茫茫大海上，闷也闷死了。”

李俊华的办公室在烟台市芝罘岛海边的一座平房里。几步之外的海里，停泊着烟台远发的6条生产船和一条运输船。这个文质彬彬的青年人这样说自己，“一介书生，没有出过远洋，但对远洋捕捞的辛苦感同身受”。烟台远发海洋渔业公司1993年成立，隶属于烟台水产集团。1997年，国务院针对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匮乏现状提出，要实现中国内海渔业的零增长，转而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和远洋捕捞业。此后，中国远洋捕捞的范围越来越广，烟台远发海洋渔业公司就是借此机会开始大力发展。

远洋捕捞投入大，而且风险高。李俊华举例说，2004年，在北太平洋，一艘大连渔船清晨出海作业，当天大雾，一艘外国货船撞上了渔船，渔船很快沉没，一名船员重伤，其余船员幸亏遇到另外的渔船，才得以幸免于难。但肇事外国货船趁着大雾逃脱了，到现在杳无音讯，大连企业一下就损失几百万元。因此，渔船出远洋，他几乎每天都要通过无线电和船上的负责人联系。

每年5月出海，一直到当年11月返回。烟台远发运输船船长刘永正被认为是最幸福的人，运输船一般每个月可以回来一次，将捕到的鱼运回烟台，然后由后方进行冷藏加工。刘永正这样形容船上的生活，“一个萝卜一个坑，每个人的资源都是严格限定的，比如住宿，床铺只能躺下一个人，不能翻身”。带去的蔬菜也全是冷冻的，食物也是压缩的。一吃就是半年多，吃的人都反胃。最辛苦的是，该公司在北太平洋主要从事鱿钓，而鱿鱼主要靠灯光来诱捕。因此，船员们只好白天睡觉，晚上作业。长年累月海上颠倒时差，以至于许多船员回到陆地后，身体出现严重不适。

李俊华说，好年景每年每名职工可以分到1〜2万元，坏年景，每人也就拿1万元。相对于以前近海捕捞的收入，当然没法比。但在近海渔业资源匮乏的形势下，远洋捕鱼确实创造了“功绩”。烟台市海洋渔业局负责远洋捕捞的于小群科长介绍说，2004年，烟台市共派出作业渔船80艘（其中烟渔53艘、北京水产13艘、京鲁9艘、烟台远发5艘），比2003年增加6艘;派出船员2793人，比2003年多派出924人;远洋捕捞产量达到11.2万吨，实现产值6.1亿元，分别比2003年增长75%和41.8%。

远洋捕捞产量、产值一直处在增长状态中，但与总的渔业产值相比，所占比例还是很小。于小群提供的数据显示，2004年烟台渔业总产值达到275亿元，而远洋捕捞产值只有6亿元。

“远洋捕捞主要是国营企业在做，个体渔民没有人参与远洋捕捞。”烟台市海洋渔业局负责远洋捕捞业务的于小群科长这样解释原因，远洋捕捞投入大，成本高，个体渔民很难有实力，“一艘大船就要几百万乃至上千万元！”除了投入，风险高、过于辛苦也让很多渔民不愿出远海。此外，中国与一些邻近国家签订渔业合作协定后，如果要到他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捕鱼，必须征得所在资源国同意，同时还要交纳一定的资源使用费，遵守所在国的渔业法规。中国的很多渔民对这些所知甚少，这让他们不敢轻易出远海。

李俊华则认为，财力的缺乏阻碍了远洋捕捞的扩张。一艘远洋渔船配齐各种设备，需要几百万元，单靠企业很难办。而政府财政补贴又很少。于小群说，山东省政府每年拿出1000万元资金用于补助远洋捕捞。“这点钱还不是杯水车薪，山东有十几家从事远洋捕捞的公司啊！”李俊华说。■ 荒漠对虾海洋污染初旺村烟台银行捕鱼海洋渔船远洋捕捞三农渔民渔业畜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