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亦代先生

（文 / 朱 伟）

冯先生离别于一个春意在素雪飘飞中蹒跚的下午。一个生命能量已经用尽，疲惫了一生的老人，随着那纷扬的纯净的羽毛，就那样，轻轻地走了。

我不认识冯先生。《读书》的聚会中，面是见过的。记忆中，先生脸上总是带着温厚、好像什么都不介意的笑。未单独近距离听先生谈吐，当然也就不算相识。去过他小西天的家两次，都因为黄宗英帮我写的稿子，取稿子，感谢，拜访。当时先生都在医院，黄宗英每天要去医院探望。屋里拥挤、杂乱，想学问做了一辈子也就拥挤在这样一方天地，也就不免有些酸楚。

上世纪80年代，每一期《读书》上都能读到先生文章，专栏的名称，刚开始叫《西书随笔》，后来则叫《西书拾锦》。这些文章刚开始读都觉得平淡——没有跳荡出彩的文字，也就是叙说一些美国文学中并无咸淡的人、事、书。在那个浮躁的80年代，记忆清晰的也就是先生所提到的那些名字。我记得他开栏第一篇文章介绍的是辛格，那时我们刚开始津津乐道于他的《卢布林的魔术师》。然后是纳博科夫、厄普代克、马拉默德⋯⋯这些文章读完，总感觉用一种太过安静的叙述，没有过多表情，也就感觉不到过多的惊喜。当时当然不会意识到先生是经过了70年的春花秋月，花红露冷、雨香云片早就都变成再自然不过的蕴积，只不过以一种恬淡、微笑着荡漾着，使我们感觉不到罢了。

先生的译作，我在80年代购买的，有海明威的《第五纵队》还有他与施咸荣合译欧文·肖的《富人·穷人》。但老实说，这两本书的重要性，在我记忆中，都远不如先生主编，由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外国文学译丛”。这套译丛，据说一共编了有五六本，第一辑以福克纳的《献给爱米莉的玫瑰》为书名，我所珍藏的只有1980年9月出版的第二辑，书名是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封面是黄锐设计，定价1.30元。这套译丛之所以珍贵，一是因为它实际出在当时影响极大，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之前（这套作品选的第一册出版于1980年10月）。二是因为它所选择的作品能真正显示出其眼光，比如我所珍藏的第二辑中以纪德的《田园交响曲》为头条，接着是萨特的《墙》、莫里亚克的《淘气鬼》。除《在流放地》，还有迪伦马克的《怀疑》、里尔克、伯尔、伦茨、莫拉维亚的短篇。书后有先生所写编后，仅500字篇幅，还是没有表情，只有谦恭，但每行字都写得干净，没一字絮叨。

听我的朋友应红介绍，冯先生写得最好的文字，应该到他的书信与日记中去找。从这个角度，真感谢李辉能帮助先生在1999年编成了《期待的日子·山居杂记》。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书2000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印数只有3000册，一般人根本不可能读到，但它实在异常珍贵而又感人。其中《期待的日子》是1941年10月1日至1942年4月1日，当时身在重庆、28岁的冯先生的日记。他1939年26岁与郑安娜在香港结婚，1941年离开香港到重庆一家印钞厂任职。据李辉记叙，这是一本完整的日记，日记本开端，冯先生的题名就是“期待的日子”，随后是泰戈尔撩人心魄的诗:“坚定地持着你的信心，我亲爱的，天将要黎明了。希望的种子，深深地在泥土里，它将要萌芽了。睡眠，像一个蓓蕾，将要张开它的心胸向着光明，而寂静就会获得它的声音。白昼近了，那时你的重荷会变成你的礼品，你的痛苦会照亮你的路程。”这日记里几乎每天都是对当时在香港的亲爱者贪婪的梦呓与呼唤。到1942年郑安娜逃离沦陷的香港到柳州，先生利用公差，3月16日两人相逢，日记在甜蜜的缠绵中中断3天，3月19日日记中，我读到先生说他带着一种“战冽”，“看见娜像孩子样地跳出来”，“晚饭后去散步，看一钩新月，一天繁星，一山的野火。坐在台阶上，对面是镜水，我们的心弦颤动着，在一个节奏里，在一个心的歌曲里”。也就只有眼角的湿润。这之后，他们再分离，4月20日起日记传由郑安娜续记，从继续的相思直到8月她周转到重庆，两人团聚后在宁静中也时有困惑的庸常生活。从1942年一直持续到1946年，但1943、1946年都只有一则，1945年是整个跳过去的。凭良心说，郑安娜的日记比冯先生的要精彩许多。其中感人的不仅是一个女人在孤寂中对宁静的爱与绿色的家的向往，更多的是对女人身份越来越理性的思考。刚开始，她哀叹《静静的顿河》中娜塔利亚的悲剧，想到这是所有妻子无法逃脱的命运，因为“妻子不可能像阿克西妮亚那样狂妄无羁”，而在爱情上，“男人又绝不会把你看作一个平等的伴侣，你是他的俘获物，凡有生命的男性都具毁灭性”。到后来她则认为，“作为一个为人所爱的人，所谓一切了解和同情都是在平淡的逐日中。要在一切自身和身外的风潮中支持下去，能在一切逆流中紧握住你的同伴的手，那才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的感情”。开始真诚委身于厮守中的相濡以沫。这样的一位高素质女性的美丽文字，我们现在只能在她的日记中才能读到，她说她只是一位“阅读便是生活的读者”。这本小书最后是冯先生写的《她就是她》，这是先生一生中写得最动情的文字，他说:“安娜是钟爱水仙的，每年都像护婴儿一样。我好不容易在花店里找到了盛开的两盆，供在她身前，这是我送她最后的礼物。水仙花的洁白，正如她清白的一生。她没有飞扬跋扈的时候，也没有垂头丧气的日子，她就是她:恬淡，宁静，悄悄做人。”

冯先生走了后，媒体关注的都是李辉、应红手边正在编辑的冯先生与黄宗英1993年后的通信何时出版。我自然对其中文字也有好奇。在读过两位老人1993年的“两地书”后，所感动的也还是那样的一种等待——两人在信中互为表达最多的，就是凌晨两点、三点、四点醒来后互为感应的那种不排斥赵丹与郑安娜的思念，在甜蜜中也有老人的美丽羞涩。黄宗英1993年5月5日写给冯先生的信中说，“民谚: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民谚总是凝结了的传统，我们也会完全不自觉地浴在规律中。但我们的姻缘是你的安娜回来了，我又走向我的阿丹。不是吗？听你教我我该说什么。”两个老人就这样相携，先生走后，黄宗英至今未写成痛悼文字。也许，走到这样年龄也就走进了一种境界，一切尽在春风的无言之中了吧。

又一个老人带着他满身的学识离我们而去。在我们身边，真正有学识，又不屑显露自己学识的长者正在一个一个地减少。■ 黄宗英冯亦代先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