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一鸣:与艾滋病赛跑的人

（文 / 李为萱）

“在公共卫生领域，2005年最值得中国公众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艾滋病疫苗临床研究。”有人曾这样评价。自1981年美国诊断出全球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各国的科学家便展开了一场研制艾滋病疫苗的竞赛。

中国是第一个参与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的发展中国家。1993年，美国联合生物医学公司曾在云南开展艾滋病疫苗的一期临床试验，但结果不理想，试验没有继续。沉寂10多年之后，中国终于启动了自己的艾滋病疫苗临床研究。目前国际上的多支研究队伍，包括著名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等，都在从事针对中国人的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其中，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邵一鸣教授称得上是中国艾滋病疫苗研究的领军人物。

出生于1957年的邵一鸣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因为父母亲都是学有所成的医学教授，秉承家传的邵一鸣在1977年考进了青岛医学院（现青岛大学医学院）。1983年1月7日，邵一鸣考取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肿瘤病毒学专业研究生，开始在一个全新的世界——病毒学研究领域里进行探索。邵一鸣的导师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科学家的曾毅。

1985年，正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邵一鸣参加了中国首例艾滋病病人的诊断工作。由此也迈出了他后来所从事的中国艾滋病防治事业的第一步。一次，正在读博士学位的邵一鸣在实验室，准备用一位艾滋病病人的淋巴结做成病理切片时，因机器出现故障，手指被锋利的切片机划出了一条一厘米长的口子。邵一鸣马上被送到医务室。十余年后，邵一鸣忆及往事坦言，“当时也很紧张”，因为“感染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但“既然投身这个事业，当然会有危险”。

1988年，邵一鸣获得博士学位，并被留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工作，担任预科院肿瘤病毒室副主任兼艾滋病毒室副主任。第二年，1989年5月，32岁的邵一鸣受国家委派来到瑞士日内瓦，出任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艾滋病规划生物医学研究部顾问，从事基础病毒研究。他提出一个宏大的计划——利用各国的实验室建立全球艾滋病毒分离和鉴定网，追踪世界各地艾滋病病毒的变异，为将来的疫苗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按照他的提议，10个国际著名的艾滋病实验室首先携手展开工作，一张全世界对抗艾滋病的网络开始构筑……

就在那个时期的中国，“艾滋病”仍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字眼。1989年10月在云南西南地区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1989年底，我国卫生部一位领导访问日内瓦时力邀邵一鸣回国工作。“一个人能被国家需要，这是多么大的幸事！”于是已接到几个国家的实验室工作邀请的邵一鸣立即决定回国。

“在疫苗方面，中国的研究尽管起步得晚，但是我们很有自己的特点。”邵一鸣的自信源于他多年的苦干与实干。归国后，邵一鸣受命组建国家艾滋病实验室，并在1995年出任该实验室主任。这一年，我国艾滋病流行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邵一鸣向卫生部提议，运用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传统流行病学难以确定的全国艾滋病病毒毒株流行的种类、来源、地区和人群分布，进而测算其流行时间和传播路线。1998年，这一举世瞩目的大规模调研结束，中国艾滋病毒传入源查明，首次摸清了全国流行的主要艾滋病病毒毒株并克隆出病毒基因。可以说，是邵一鸣开创了我国艾滋病病毒分子流行病学的研究。

艾滋病防治理当是全球公共卫生的头等大事，但世界各国在疫苗上的研发投资却不足卫生和医药领域研发投资总额的1%。经费和人力的不足，更是困扰着邵一鸣等中国科学家。2000年以前，中国在艾滋病疫苗研究方面只资助了一个课题。2000年以后，终于增加了几个课题，但每个课题的年度经费平均只有二三十万人民币，简直是杯水车薪。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邵一鸣于是在提案中建议国家加大对艾滋病疫苗研究的投入，支持更多队伍。这一提案受到了科技部的高度重视，当年就设立专项，将支持的艾滋病疫苗课题由三个增加到十几个，经费从每年100多万元增加到1000多万元。

“国家投入有两个目的，一是掌握知识产权，二是发展自己的队伍。只有国家投入与国际投入保持适当比例，而不是现在的一比几十，才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邵一鸣课题组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瞩目，他的国际科研经费最近有了大幅度增加，不过，他仍然希望国家能够继续加大投入。

“既然是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就必须着眼长远，中国的疫苗研究只有水涨才能船高。”作为国内艾滋病疫苗研究领军人物之一，邵一鸣特别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去年“两会”期间，邵一鸣又在提案中呼吁:鉴于目前国内各研究队伍之间的合作和协调不够，应该形成中国的艾滋病疫苗开发计划，凝聚成“中国力量”参与国际竞争。

2003年6月，邵一鸣和全球艾滋病疫苗研究领域的20多位著名科学家共同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呼吁，艾滋病疫苗开发不能再按部就班、各自为战，应该建立全球艾滋病疫苗企业计划(GAVI)联合攻关，探索更多的研究路线，推动和协调候选疫苗的临床试验等。这个呼吁在国际上得到了热烈响应:盖茨基金会计划出资20亿美元，支持建立10多个跨国界的艾滋病疫苗研发中心;“八国集团”也对GAVI给予认可，并将其列入了明年会议的讨论议题。

20多年来，邵一鸣像开足马力的马达，超负荷运转。2001年春，邵一鸣被发现身患甲状腺癌。此时，正当他受命主持申请综合性国际艾滋病研究（CIPRA）项目，并准备作为惟一的专家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为不影响工作，他毅然放弃较为稳妥的治疗方案，而是决定6月随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大，将治疗推迟到9月，选择直接进行大剂量放疗的高风险方案。术后，医生建议他休息半年再上班，但过了不到一周，他就不顾医生和领导的劝阻，回到工作岗位。

“我们建立的这支队伍在没有我的情况下是不是还可以很好地向前发展，不要使这个事业受影响。”邵一鸣很平静地讲述他被发现肿瘤后最先想到的事情。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治疗，邵一鸣病情稳定，身体状况恢复良好。“邵一鸣的病好像是长在别人身上。”他的顶头上司、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兼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沈洁说。邵一鸣的回答则很简单:“我要跟时间赛跑。”

目前的形势更让他不能有片刻松懈。“从1994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在以两位数增长。”中国公布的艾滋感染者人数为一百万，作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现在最担忧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正处在艾滋病真正大流行的前沿。”“给我们剩下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我们进入快速增长期已经10年了，我们绝不可以再丧失亡羊补牢的最后的机会。”■

点 评

当美法两国科学家在1984年揭示出HIV是艾滋病的病因时，科学界曾为之一振，甚至有人预言，艾滋病疫苗3年内即可问世。但近20年过去了，人类对艾滋病毒依然束手无策。对艾滋疫苗的研究实际上成了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家的另一个赛场，邵一鸣带领的中国团队虽然起步稍晚，但经过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中国团队”已越来越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赛跑一鸣艾滋病疫苗艾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