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

（文 / 沈宏非）

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四海为家，倘得志，至少得搞上一次“锦还”；若夫日暮穷途，马倦人乏，中国人讲究的乃是“生还”。明人王季重先生曾欲于出入越境的必经之路西陵渡口(在今浙江萧山之西)的空阔沙埂上置二亭，一曰“锦还”，一曰“生还”以“憩归人，勉去人”:“凡稍得富贵，随其力之所及，以不负虚往者，憩锦还亭以劳之；即不得富贵，而尤能奉身以还，见其祖宗之墓庐者，则生还亭尤可憩也”。

总而言之，出来行，迟早都是要还的。若既不能“锦还”又不能“生还”，正所谓尘归尘，土归土，客死异乡之人，最理想也是入家乡的乡土为安，尸还。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亦世之常理，也不独是古代中国人的理想，活人无国界，死人却有故土——和平崛起时代国人的理想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安排。其犹如持手机全球漫游，到缴费时，还得乖乖回到原居地的中国移动营业点。

道德人伦层面的事儿，好说，一落到技术层面，往往就比较复杂了。死人还乡，大致可分为以下两种仁至义尽的物流方式:

一、使用交通工具进行长途运输。有条件的，用飞机空运最为快捷，因为机上有专门装置，一路上还可保持冰鲜状态。伊拉克战场上的美军阵亡者被空运返美，这个大家在电视里已见得多了。没条件的，通常就会动用到飞机以外任何机动或非机动的交通工具。

二、以人力搬运为主，配合公共交通工具联运。这种情况极为罕见，但最近有报道说，湖南农民左某猝死福建，和他一起外出打工的61岁的同乡李绍为等4人，将死者遗体装扮成醉汉，乘火车准备不远千里将尸体背回老家落葬，在广州转车时被警方撞破。

这批老乡虽然都是衡阳一带的人，不过我还是觉得，某种意义上，“千里背尸”其实就是湘西“赶尸”的现代翻版。《清稗类钞·方伎类·送尸术》说:“西人之催眠术，能催生人，而不能催死人；能催数小时之久，而不能催至数月之久。而黔、湘间有‘送尸术’，则以死尸而由人作法，进止听命，可历数月。”此种蛊术据说出现于清中期，作用是把客死四川的湘籍移民的尸体走水路运送回乡。行至三峡一段，风险极高，惟有上山，但那几百公里的山路极不便利于交通工具，遂有纯人力之赶尸兴焉。

死尸怎么会听话地被活人赶着走，据知情者揭发，赶尸利用的是尸体大关节上的残存弹性，“如髋关节，在外力作用下，（死后）还是能有小幅（20度）活动的，这就是Dead man walking的物理条件之一”。又，“把两个尸体，排好队，伸直前臂与地面平行，然后用细长竹竿顺着手臂以绳索固定，使两尸连成一个立体架子，不会翻倒（这就是为什么要两个死人的原因）。拿一个绳子连在第一具尸体上，然后在另一头用手轻微用力一拉，尸体在外力作用下，就像提线木偶一样歪歪斜斜地直立行走起来。事实上这样还不如叫‘拖’来得明白。故每次赶尸，必须有两具以上的尸体，不然就不叫赶，叫‘背’，找一个胆大的把死人背回去就得了”。另据报道，1949年曾有两名大胆的解放军在四川和湘西交界处持枪喝停赶尸者，经检查，结果发现尸体是真的，但“迷信”的奥秘在于赶尸者乃是把尸体“挂”在身上，再用一件长大黑袍罩上，只凭耳朵听前面另一名赶尸者指挥。如此这般，两名赶尸者轮流替换“挂”尸的工作。

没有人认为千里背尸乃是赶尸的重演，更没有人指责其为制造恐怖，制造骗局，因李老汉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机。除广州警方依法制止了这一行动外，广州有舆论盛赞千里背尸为“义举”:“尽管偷运尸体不值得提倡，分析了传统民俗对李绍为等人的影响后，我认为李绍为身上体现的，是中国农耕文化中的一种传统美德:朋友邻里同乡之间要相互关照、侠义为怀、诚信为本。”

李老汉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难以理解的是城里人的喝彩声。再者，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美德也不止上述三种，浸猪笼、守活寡以及立贞节牌坊之类，也不能排除在外吧。当然，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上对农耕文明说三道四，既不公平也不道德，只是就赶尸或背尸一事而论，内行的沈从文先生早就有言在先:“对于赶尸传说呢，说来实在动人。凡受了点新教育，血里骨里还浸透原人迷信的外来新绅士，想满足自己的荒唐幻想，到这个地方来时，总有机会温习一下这种传说。”看来，站在工业文明的立场来赞颂农耕文明，想必也道德不到哪里去。

李老汉说:“在我们湖南那个地方，有个风俗习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除了赶尸确属湖南传统，活见人，死见尸，则放之四海皆准。否则，南亚海啸的救灾工作也不至于要面对那样艰巨的技术难题了。问题在于尸要怎么个见法，是活人去见死尸，还是死尸去见活人。沅陵是我的祖籍，身为赶尸术发祥地的后裔，我衷心地希望在技术条件尚未发达至人道主义同等水平之前，在哪里跌倒，还是以不要在哪里爬起来为好。至少，我死之后，千万不要把我“赶回”湘西。 还乡湘西赶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