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兰卡为何如此脆弱？

( 斯里兰卡海啸中被损毁的铁路 )

斯里兰卡是个让它自己的人民都会产生陌生感的国家。1/5的土地仍然被一个叫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反抗武装所控制，记者碰到的斯里兰卡人都说，他们仇恨“老虎组织”，因为“这帮人不让他们过太平日子”。一个2002年来斯里兰卡的华人告诉记者，他来的那一年，坦克满马路地跑，科伦坡的每个桥头堡都架着机枪。当然，没几个人真正了解那些不为政府控制的领地——它们无一例外是这次海啸的极度重灾区，这个地方死于海啸的人甚至有可能无从统计。这回，持不同政见和信仰的斯里兰卡人一起在受难。

记者在科伦坡看到的一份英文报纸上有这样的评论:《这是和平的一次机会》。有分析人士乐观地认为，政府和泰米尔在重建国家、救助生命上有可能达成一致。“灾难可能让斯里兰卡变得更复杂”，在科伦坡加勒菲斯广场，政府军队设立的一个捐助站，一名军官对记者说。去年接受停战的泰米尔组织不顾死伤遍地，仍建议那里的人不要接受政府援助，“他们生怕政府借此机会笼络人心，但一面又对舆论表示，政府不愿意出力帮助那里的人民”。

2005年1月1日，记者租车从科伦坡开往加勒，越往南走，景象凄惨的程度越超出人想象。记者于是也越想弄清楚，一场海啸造成如此伤亡，究竟是灾难本身的力量，还是因为这个国家积重难返的历史和现实？

斯里兰卡科伦坡

从震源地苏门答腊开始的大地震释放了相当于3000到6000颗原子弹的能量，海水上下颠簸，传出时速高达700到800公里的海啸。

( 2004年12月29日，印尼妇女为遇难者祈祷 )

容易受伤的斯里兰卡

刚刚从战火里休整过来的斯里兰卡人相信，伤害他们的从来只会是敌人，不会是天灾。甚至在2004年12月26日星期天的清晨，他们仍然这么想。

( 海啸过后，所经之地，到处是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哭声 )

退役军人卡西赖一家是“海洋女王号”（queen of the sea）列车上幸存下来绝无仅有的几个人。这辆列车在12月26日当地时间早7时30分从科伦坡开往110公里外的沿海城镇加勒。9时30分左右，在途经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泰瓦尔镇时与刚好到此的海啸迎头相遇。一道突如其来高达10米的水墙把整个列车平推出轨道，列车内1500名乘客几乎全部遇难，成为这一集体灾难中最惨烈的一桩个体事故。“第一股浪冲过来的时候力量还不大，火车狠狠地震动了一下，车厢里乱成一团，但没有人往外跑，大家反而纷纷寻找着车厢里的掩护体，想躲起来。”浑身是伤的卡西赖向记者回忆那段情景，“所有人的第一反应以为是打仗，火车被炮弹击中了。”他说，他的职业训练让他本能地托着老婆孩子从火车顶部窗口爬出去，但车上其他人绝大多数在犹豫的那一刻，再也没办法挣脱迅即而来的第二股海浪的灭顶之灾。

第一股海浪冲击产生的震感被误认为炸弹袭击并非不能理解，尽管斯里兰卡政府和反抗军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去年已经签订了停火协议。但就在大海啸发生的三天前，正好是斯里兰卡一位高僧Soma一周年忌日，为了悼念，有僧人参政的斯里兰卡议会下令全国禁止进行任何娱乐活动。不巧的是，该国政府文化部门此前跟印度歌星Sharuk Khan的经纪公司已经签署了演出合同，Sharuk个人演唱会的日期刚好也在那一天，违约的话，斯里兰卡方面要支付不小的一笔违约金。“议会提议推迟一天举行”，路过科伦坡7区的维多利亚公园时，给记者开车的司机亚德指着说，那就是演唱会场地，“结果，演唱会还是如约在12月23日晚上开始，没想到，会场却被安放了炸弹，两名本地女孩被炸死了”。

( 海啸过后曼谷南部皮皮岛海岸边。沙滩边堆积着被海水冲上来的死鱼、被冲垮的房屋碎片 )

12月19日，斯里兰卡教育基金会前任主席、Peradenyia大学地质系资深教授C.B.Dissanyake其实曾经观察到一次持续几秒钟的轻微地震，范围在距离科伦坡8公里左右的坎塔那到北部城市里根坡之间。Dissanyake提醒政府注意防范未来几天内可能的灾害性自然气象，他一直在关注印度洋一带的地质运动，但没人在意他的忠告。“也难怪，它太轻微了。这个地方几百年来，没有大的天灾，连台风都没有”。他告诉记者，斯里兰卡在印度澳大利亚板块上，却不靠近板块任何一个边缘，不同于日本、菲律宾，这个岛国的位置看上去得天独厚，“除了1615年那次地震破坏力较大之外，其他偶尔出现的地震都在4级以下，简直无关痛痒”。

一个在科伦坡开中餐馆的华人王玉民说，去年使斯里兰卡几乎陷入瘫痪的洪灾，不过是因为连日几场大雨，要命的是，就是科伦坡这样的城市连像样的排水系统都没有，“很难说那是场灾难，要是在别的国家，问题不会很大，可是这里，水完全要靠地面自然吸收，刮风下雨就成灾，小灾就成大灾了”。“可以说整个国家没有任何抗灾能力”，当时一些城镇的积水超过4米，王玉民的饭店地势很低，他不得已在门口临时修了个水闸，挨过了那次洪灾。

( 为避免疾病传播，斯里兰卡当地焚烧灾后遇难者遗体 )

更没有人见识过海啸，他们对炸弹、战争倒保持着天然的警惕和常识。亚德说，斯里兰卡常见的那种土法自制炸弹爆炸的气浪能掀翻一辆汽车，对直径3米范围的物体具有杀伤力，“Sharuk Khan演唱会上被引爆的就是这种东西”。据说，半年前，同样一种炸弹，绑在泰米尔猛虎组织一名妇女的身体上，在科伦坡三区一间警察局被引爆，一时间血肉横飞，死伤了四名科伦坡警察，副局长也受了重伤。没有人能想到，几天后从震源地苏门答腊开始的大地震释放了相当于3000到6000颗原子弹的能量，海水上下颠簸，传出时速高达700到800公里的海啸。

在当地一家大型制衣厂任部门经理的吴锋锐在斯里兰卡生活了十几年，他原来去过这回受灾最严重的东部海岸，发现，住在海边的渔民的房子，就在沙滩边上，拿树棍随便支几下，上面用椰子树叶晒干了，打成结，铺着当屋顶，“风稍大一点都能吹倒”。他对记者说，“包括科伦坡，海边居民的房子同样好不到哪去，都是单砖垒起来的，并且不像中国有一个强度的标准，这里的墙砖大多是土窑烧制，经不起一点外力考验”。这些简陋的房子在百年不遇的海啸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据斯里兰卡官方统计，整个灾区，九成以上的房屋面目全非，活下来的人也无家可归。

( 荷兰父亲急切搜寻失踪爱女 )

2005年1月1日，在严重受损的斯里兰卡南部城市加勒，一位兰卡人告诉记者，几天的惊涛骇浪里，斯里兰卡2000多万棵椰子树竟无一受损，许多幸免于难的人无不是卡在树上，或者抱住椰树的人。他说，没有这些海岛上与生俱来的椰树，东南亚大海啸要增加更多的遇难者。

礼拜天的灾祸

( 警惕灾难过后的大规模瘟疫是现在受灾地区的另一项当务之急 )

直到12月28日，和C.B.Dissanyake一样准确知道12月26日攻击斯里兰卡是“海啸”的人实在没有几个。12月26日一大早，他接到了美国一个朋友的国际长途电话，说美国台网测到苏门答腊岛海域发生了8.9级地震。凭借他的专业知识，Dissanyake说他当时就担心这样级别的地震引发的海啸会在几小时后袭击到斯里兰卡。

“我一直担心印度洋正变得不安全。”Dissanyake告诉记者，“最近的地理学研究发现，斯里兰卡所处的印度澳大利亚板块正在发生分裂，但很长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裂缝在什么地方？”后来，他和一些研究团队发现，这个分裂处很可能在斯里兰卡西南海岸外300公里处，“12月19日的微震证实了这个推测，它恰好发生在这个地方”。

( 很多前往泰国普吉岛的旅游者在灾难中失去亲人，他们在临时搭建的避难场所等待亲人的消息 )

地震的时间是在早上6点26分。2004年8月8日从江苏太仓起航，一路南下，重走郑和下西洋航线的“凤凰号”帆船那个时候正在东经92度42分，北纬11度42分印属安达曼群岛的布莱尔港外海，距离震中500海里。震动长达25秒。“海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异样，但岸上则扬起了大片灰尘。码头上一片硝烟，就好像是‘地毯式’轰炸，很多墙都倒了。”经历过灾难的船长翁以煊说，震后7点15分，海上一片平静，我们决定用橡皮艇登岸，但是橡皮艇距离码头越近，越感到不对劲，港湾里的水流湍急不定，水里一片黄一片绿。翁以煊说他回头朝远处一看，一道巨大的潮水线正向这边涌过来。巨浪把船抬起又重重抛下。一会儿功夫几百吨的台湾吞拿鱼钓船和当地渔船，翻的翻，倒的倒，沉的沉。海面上像刚刚结束了一场海战。翁以煊看到，海中的鱼也受到惊吓。不远处，一两米长的鱼跃出海面五六米。

这一波巨浪在8点40分到达斯里兰卡东部海岸。Dissanyake说他实在没有办法提醒人们——“实在太快了”。东部的兰卡渔民起得很早，斯里兰卡的海滩非常平坦，海啸来之前，海潮退得特别远，许多海鱼被晾在了海滩上，许多渔民跑回家拿筐捡鱼，几米高的浪就压过来了。

( 海啸遇难者的亲属在泰国普吉岛查看失踪人员的照片陈列板 )

海啸的浪高5米到10米，是一堵标准的水墙，横扫一切阻挡它道路的东西。巨大的压力能够把人从水面拍入水底，因为浪在不停地翻滚，如果水性不好，人毫无浮出水面的机会。巨浪里间杂着大量的沙质，这很容易使人窒息。Dissanyake说，被海啸冲垮的木屋，变成支离破碎的木块、石块、尖锐的木条，它们在海水万钧巨力的作用下，成了海啸另一件致命的辅助武器。“一些水性原本很好的渔民被砸昏，失去反抗力”。

有些更早出海的渔船变成海浪的玩具。70多岁的拉玛纳姆瑟·占姆的老伴，儿子和媳妇都遇难了，他逃到了高处，他看到海上零星的渔船像纸片一样在波浪中上下翻腾，很快被浪颠翻，散架，渔民们仍然死死地抓住船板，没多久，海面上就只有飘浮的木板在随着浪上下起伏了。

对斯里兰卡而言，更有毁灭性的是另外一个因素。司机亚德告诉我，12月26日，是斯里兰卡的阴历十五，他们每个月的这一天都是法定假日，称为“PoyaDay”，当地华人叫它“月圆节”。亚德说，这一天对兰卡人来说很隆重，要用斋戒酒，专心礼佛，所有商店都关门，政府各个部门也全部休息。吴锋锐说，现在的一些年轻人把“PoyaDay”完全当作一个狂欢机会，在他们工厂打工的斯里兰卡青年常常以过“Poya”节为由推辞加班，提前好几天买上酒和菜，在家里邀朋请友。

12月26日的“Poya”节恰好是个礼拜天，前两天，分别是平安夜和圣诞。住在内地的斯里兰卡人，和大量外地游客不约而同选择了到加勒等一些城市的海滩度假。连斯里兰卡总统库马拉通加夫人也去了英国伦敦休假。“斯里兰卡人平时睡觉都要睡到上午9点钟以后”，Dissanyake说，那天人们起床起得更晚。海啸来的时候，那些在海边度假的人们多数仍然在睡梦之中。

截至发稿，海啸夺去了斯里兰卡25000多条生命，意味着这个面积不到7万平方公里的岛国每2000人中就有约3个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12月31日，记者到科伦坡的第二天，是斯里兰卡的全国哀悼日。科伦坡的街头四处悬挂着白色纸条结成的丝带，在风中沮丧地飘扬着，喇叭里是从寺庙传出的浑厚的诵经声，几乎覆盖了整个城市的上空。科伦坡现在人满为患。从12月26日下午开始，所有宾馆已经没有空余房间，最不起眼的宾馆每日标价也翻倍涨到了90美元，还是有人住。从灾区幸存下来的游客千万百计回到科伦坡——这里看起来相对安全，东部海岸替科伦坡化解大部分的海啸冲击波，科伦坡的位置又刚好在这个“芋头状”国家的最宽处，是受力最浅的地方。

吴锋锐告诉我，科伦坡的路却不堵了，因为汽车少了1/3。“它们大多不成样子地在那些西南部、东部灾区的海水里飘着，在树枝间横着”，他说，在科伦坡工作的好多人这个礼拜天同样开车去加勒的海边度周末了。

1000公里的“举国”海岸线

海啸将海浪从东部海岸送到西南部和西北部海岸大约用了不到10分钟。记者在科伦坡一家华人餐馆遇到郑俪的时候，她刚刚从加勒回到科伦坡，她告诉我，加勒不供应水了，电力才恢复上。从科伦坡到加勒的海岸线，几乎是斯里兰卡的全部命脉。

当地时间“9点07分”，她很确定这是第一波浪冲向加勒的时间。她说那天她起得早，到海边上的一个庙里去礼佛，上山的时候，她看了下表，7点半，她庙里出来，眺望大海，“风平浪静”，她抬头看了看天，阳光从椰树叶子间打了过来。一切都是个太正常不过的早晨，她说，“我还注意了一下，潮水都没涨”。她回到屋子，第二次出门的那一刻，灯熄了，“9点07分”，她又向我强调了一下时间，因为后来她知道，海啸冲毁了一切，中断了电力，她被困住了。郑俪住的旅馆在一个山坳里，山坡挡住了水，12月26日中午等她走出去求援，发现，她左面和右面的房屋荡然无存。

9点07分，加勒海岸线的每个角落都被海啸的第一波浪扫荡了一遍。和“海洋女王号”列车上的遇难者相同，许多人死于路上。

25岁的英国人Shenth Ravindna是亲眼目睹“海洋女王号”被海啸掀倒那一刻的人。记者通过一个英国记者找到了他。他说，他当时住在泰尔瓦塔村，离铁路不远的一间旅馆里，那里能清楚地看到海。那天早上，他在睡觉，突然听到外面的吵闹声，他以为是人们在庆祝Porya节，“我从窗户往外看，看到了火车里人们脸上的恐慌”。

1月1日，记者在泰尔瓦塔村看到了锈迹斑斑的八节车厢的车厢残骸，它们有些仍深插在水中，有些已经被救援人员推正，很多人在寻找遗体和能够代表死者身份的证件。红色的陈旧车厢上，能看见车厢号和车厢的注册号，在现场的斯里兰卡火车动力公司员工H.L.R.Ponseka告诉记者，这列火车是罗马尼亚产的，已经运行了十年。

Shenth Ravindna回忆说，车厢几乎就是在他面前一个接一个的分开，这列火车的车厢是没有门的，所有窗户都是敞开的，浪就推着水穿过车厢的节口处，向他住的房子涌过来，“我开始觉得这不是浪，这像扭曲了的一大块水，固体状的，从头到尾向我丢过来，我自己就像是在一个陡峭悬崖的脚下，看着它压来，无能为力”。他看着浪把火车厢推向他的屋子，更大的水被椰树分成两半向他劈过来“我感觉我能从屋子顶跳上火车顶，我分不清，是水在冲向我，还是椰子树在倒向我，感觉树就像一把刀切过来”。Shenth Ravindna说他担心屋子塌掉，用尽最后的力气，踢碎窗户，游向椰树。他抱住椰树回头看，身后的房屋已经被水冲得老远了。

在斯里兰卡，像泰尔瓦塔村一样修在铁路边的村庄数不胜数，而斯里兰卡惟一的一条铁路线和主要公路要道也是临海修建。“海浪要么不来，要来，就能把斯里兰卡全毁了”，Peradenyia大学地质系资深教授C.B.Dissanyake抱怨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忧患意识。

“斯里兰卡有1000公里黄金海岸，也是这个国家地型最平坦的地方”，吴锋锐说，整个国家都建立在这条海岸线上，要发展旅游业，要靠它。在内地山区修路，要开山，成本太大，直接在海边修路，地势低，平坦，对技术含量要求低，同时海边风光也好，能吸引游客走这条线路，开发沿海岸各个城镇的旅游业，“这个从来很少灾害的国家，很少有人去想，一旦发生海啸，会怎么样？”

靠海岸线谋生的不光是国家。一些在铁路沿线和海边拥有土地的原住民举家搬迁在一起，盖房子，做起了家庭旅馆的生意。这些旅馆往往是一个家族的产业，每年七个月旅游旺季开线，五个月的淡季关门，但靠租房收入，算得上是斯里兰卡的中产阶级。随着战事结束，这些家族，十有八九在海啸中罹难。

记者在从科伦坡到加勒的途中，看到海边公路旁，铁路两侧的一片废墟。别人告诉，这在海啸前是个叫毛勒土瓦的小镇，是一片贫民区，原先密集的都是违章建筑的棚户房。据说，这个镇是传统的木材加工和家具加工厂，有很多从斯里兰卡各地来的劳工，他们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就在铁路边盖棚子住，海边生活也方便。后来，这里又新修的一条路，这些劳工的棚子越聚越多，就夹在了平行的铁路和公路之间，成了历来政府的“三不管”地方。一名斯里兰卡人告诉记者，斯里兰卡政府四年一届，每届政府的政策都变动很大，都为各自任期内的财政负担发愁，无力顾及这些属于上届政府遗留问题，“麻烦很多，不整顿，那个地方又乱又脏，但如果强行驱逐，1万多个人根本无处安置，这个私有化国家没有多余的土地来收容这些流民，另一方面，它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没有哪届政府愿意从自己的财政收入里支出”。

这个拖了十几年的问题，被这场海啸给吞没了，当然包括上万条生命。那个斯里兰卡人说，“这回很多孩子死了，是因为很多像这样海边的贫民区都被海浪席卷一空，这些贫民区每户人家都有少则七八个孩子，本身就是孩子窝”。

当地报纸的一个评论员说，海啸过后，最受伤的是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穷人。吴锋锐认为，斯里兰卡的社会结构是典型的正金字塔。我在科伦坡很少见到笔直的一条路，一条路要拐很多弯，吴解释说，这是因为这里的土地私有化，“路不是开出来的，能走的地方才是路”。王玉民开餐馆租的房子，据说房东是斯里兰卡前水利部部长，离职后，仍有很多农场和公寓，他在海边也经营度假村，但这只是他众多产业中的一个。

科伦坡的公共汽车开得飞快，车身却侧向一边，别人告诉，是因为这里的车没有制冷设备，车门永远是开着的，利于通风，方便上下，兰卡人于是都愿意站在靠门侧这一边。这里的人不愿意去改变什么，科伦坡树木参天蔽日，却并非是人为绿化。这个国家习惯利用现成资源，才会对这条海岸线在经济、交通、环境全方面形成如此之大的依赖性。

斯里兰卡的机场免税店看上去更像中国80年代的电器行，电视机的样式老旧，斯里兰卡人仍然保持着回国带“大件”的习惯，当地的电视卖得不便宜，一个老式的21英寸彩电，需要200到300美元。“斯里兰卡是个静止的国家”，吴锋锐说他十几年前看到的斯里兰卡同现在没有任何差异。王玉民说，“这个低收入高消费的国家”生意越来越难做，5年前，100美元换6000卢比，现在100美元换10060卢比，整个国家的商品流通很缓慢，“有中国人刚来看一种东西贵，以为有利可图，从国内一下子进了很多，来了之后，才发现几年才卖得动一两件，卖得少是这里东西价格高的原因”。他说，对斯里兰卡来说，更大的困难恐怕是，政府如何将在最短的时间将社会重新收拾得井然有序。■

三个中国

女孩的

逃生传奇

记者到加勒的时候，遇难者的尸体仍然没有全部清理完。一具腐烂得发黑的尸体，像年代久远的布偶被遗弃在路边，干瘪深陷的眼窝形成一个可怕的空洞，有说不出的恐怖。军队士兵戴着面罩在把堆积的尸体扔进大坑。吴锋锐说他12月27日路过的时候，军队还没有赶到这里，他看到死者家属自己在挖坑，有的人没有铲子，直接拿出厨房的叉子，或者就用手挖坟。

从12月26日开始，斯里兰卡大部分地方的阳光一直很强烈。最近几天，下了点小雨。

斯里兰卡人的墓地许多都修在家旁边的自己地上。水冲走房屋，也把一些坟地冲开，尸骨从地下被水刨了出来，和遇难者的尸体一起遍布在泥泞的海边土地上。海边的地貌被海啸彻底地改变了，被海水卷起的沙子，铺在倒塌房屋的土地上，多的地方有几米厚。海边的沙滩搀杂着黑色的泥土，热带植物的根茎暴露在地面上，许多棕榈树被连根拔起，腐败棕榈叶的味道和尸体气味混合在一起，让人窒息。

阿芳撩起裤腿，膝关节上一个红肿的包和膝盖一样大。这只是她全身几十处伤口之一。她和男朋友，还有两个好朋友是爬过海边的尸体，活过来的。

她们是死里逃生的几个中国人之一。每逢Poya节，阿芳和她的朋友都要到加勒海边玩，以前，她们住在靠海的一个叫“Thilak Restaurant”宾馆，离海十几步远，12月24日，她们给老板打电话，打算还住在这个宾馆，但所有房间都被预订了。她们只能选择后一排的宾馆，“这个宾馆离海远一些，也就三五分钟的路。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有点扫兴，12月25日晚上，我们在海边散完步，还又去Thilak Restaurant打听了一下，问有没有退房，结果，还是没有”。

这救了她们的命。“我们还记得那个宾馆一家人，老板人特别好，地和房子是他丈人家的，还有两个孩子，这家人肯定都没了。”阿芳说着，眼眶有点红。

9点多钟，水来的时候，宾馆所有人穿着睡衣往外跑，阿丽和阿敏在四个人里跑在前头，“阿芳和他男朋友跑在后面，我和阿敏在我们的车前等了会儿，等他们来开车，因为我想，开车总比跑得快。”阿丽说，她们正前面是一条很宽的路，绝大多数人顺着这条路往外跑，“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旁边的石头山坡，心想水来了，往高处跑应该没错，就往山上跑”。

海啸的速度超过每小时700公里，人怎么跑也跑不过。阿丽在山上，看着浪把人一个个冲倒，冲散，一些身体轻的人和儿童被卷到了岸边用于固定沿海房屋的金属网上。

阿芳跑得晚，出门的时候，浪已经打过来了。“我和男朋友两个人先是被冲得躺在台阶上，我们正要想用手支着站起来，又一个浪打过来，这回把人打得向前扑出去，我面门朝下，栽下去，牙齿重重地磕在地上。”阿芳记得，那时候，浪把他们两个人冲散了。

阿芳三次被浪沉入海底，“我拼命地踩水，浮半天也没上来，每次在浪把我托上水面的几秒钟，用眼光寻找能够抓住的浮物。第三次，我没来得及换气，就又被浪下去，连喝了好几口水。”她说，“我先抱住一棵椰树，但那棵树太粗，手一滑，人沉下去好几米，第二次，浪把我右手臂撞在一棵树上，我顺势抱住了，顺着树爬出水面。”

她们所在的那个海滩，大约有6000多名游客，和她们一起逃离的只有不到20人。“我们用白毛巾，用化妆镜反光，向天上的直升机求援，但那块石山，没办法降落，我们只能绕着走了2000多米，找到一个空地，一路上，面前全是尸体。”■ 斯里兰卡斯里兰卡旅游斯里兰卡总统日本海啸如此斯里兰卡卢比为何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