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怜高处多风雨, 莫到琼楼最上层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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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棉是和卫慧齐名的上海小说妖女。虽然两人私底下过节很深,差不多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公共出版的运气却惊人的一致,几乎就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2004年8月,卫慧在上海读书节上风光登场,我当时估计再见棉棉应该为期不远。果然,到了年底,看见她的新作《熊猫》(群言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

《熊猫》不像传统小说,更像一部纪实电影的文字本。虽然扉页上写着“本书故事及人物纯属虚构”,但以我并不广泛的见闻,已经发现许多人物完全是真名真姓,而且附有照片。最恐怖的是,小说附录“特殊游客旅行手册”里公布了这些真人的联系地址!此时正值年关,各类刑案的高发季节,作家也不能这样不顾朋友的死活。自从广东出了木子美,大家都在说千万不要和女作家搭讪,看来大家的顾虑是对的。女作家有时比狗仔队还要可怕,狗仔队只害明星,女作家一高兴——或者一不高兴就要害熟人,还是以文学的名义。

这本书写的是上海的夜生活,准确地说,是上海的夜店生活。书里的夜店,以酒吧为主,兼及若干餐馆,不包括卡拉OK和洗浴中心。我以为会在这样的书里读到许多颓废甚至腐败的故事,但读到最后一页,暗叫一声惭愧,发现自己原来的想法有点脏。作者笔下的夜店人物,都活得非常健康积极,夜店生活是他们有头有脸的正派事业。他们和日间工作者一样认真生活,认真恋爱,认真得往往比日间人物还要乏味。《熊猫》的英文书名是Panda Sex,书中人物说:“熊猫一年只做两次爱,无论你怎么给它播放色情录像带,它只是吃着它的竹子,一动也不动。”“真正相爱的人在性上面永远不可能做到最好的。我就是心理上的熊猫。大多数时候,当我想到性,我觉得就像是滚烫的水倒在我受伤的伤口上,我害怕性,性总是给我生活带来毁坏。”

棉棉的文学天分、生活阅历和感悟能力都在卫慧之上,但我预计《熊猫》卖不过《我的禅》。《熊猫》过分收敛,作者没有好奇心,对别人、对别人的故事没有好奇心,对自己也没有好奇心。作者经常在议论、概括、抱怨,夜店里没有古怪的人物、古怪的故事,连古怪的感情都没有,书里的各位只是比一般老百姓睡得晚点,起得迟点,打扮夸张一点。单凭这些,在阅读市场上卖不出高价。

根据我的观察,凡是在书市上走得好的读品,无论真假,作者一定要有点兴高采烈的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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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唐德刚。这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对故国孤忠耿耿,不无卤莽地断言中国历史千流万转,终归大道。从辛亥革命算起,中国将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现代化的转型。他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从袁世凯写起,一直写到当下。《袁氏当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是这个写作计划的第一本。但不幸的是,很有可能天不假年,此书成为老先生的绝笔。

袁世凯如果不做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身后的评价可能会好很多,他起码不像李鸿章那样拼命捞钱。唐德刚说:袁氏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遗臭万年”。辛亥革命除了推翻满清,没有解决国家和社会的任何问题,袁氏当国之时,礼崩乐坏,内忧外患,政令不行,很多人都觉得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倒行逆施,错在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人间无水不东流,中国近现代史之走向共和政体的民治时代,已经是改变不了的客观实在,是不能掉头的。民国搞得再糟,历史的方向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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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明的政治人物,可以保守,但不可以反动;可以退一步,但不能退十步,更不能退三十步。袁家老二袁克文反对袁氏称帝的谏父诗云: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袁世凯一意孤行,终到琼楼最上层,随即一头栽进命运的深渊。

《门萨的娼妓——伍迪·艾伦幽默文集》([美]伍迪·艾伦著,孙仲旭译,三联书店2004年11月第1版)只印了8000册,喜欢伍迪·艾伦的中国读者才8000人?如果伍迪·艾伦在中国真的只有8000知音,我相信2030年一颗小行星真的会撞击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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