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陆星儿

（文 / 朱伟）

9月5日是个周末，午夜姗姗来迟，陆星儿就去了。我又一次意识到，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这秋天挂在枝上脆弱的叶子，说落就会随暗蓝色的风轻轻、悄无声息地飘零。

那浸透阳光的嫩绿好像就在眼前。1970年陆星儿21岁，何志云和陈可雄20岁，我18岁。那时的何志云完全是个“青年布尔什维克”，我与他夏天在哈尔滨相识时他正在读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读得焦躁不安。他亢奋得一天读一本书，到哈尔滨就为了在图书馆读书。他告诉我在铁力他有一帮特别优秀的朋友，于是那年冬天我背着一个书包就跑到铁力。现在已记不清那个东北小城的模样，但记忆中那种热气蒸腾青春的碰撞今天还觉那样珍贵。何志云、陈可雄与陆星儿那时同在一个报道组，蒋原伦是从下面连队专门赶到团部。我们从契诃夫、雨果聊到当时大家说起来最激动的《勇敢》与《州委书记》，最夸夸其谈者是陈可雄，陆星儿的情感整个依偎着他，则好像遮蔽在他的阴影里。记忆中的冬夜是那种一切都静着的暗蓝色，在我心上镌刻最深的是大家一起踏着冻得硬硬的雪路送我去车站，那路上我们一直在说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那时候真感觉文学是那样的神圣。

70年代与陆星儿的交往好像都联系着她的哥哥陆天明。60年代末我们带着那样一种激情下乡，某种意义是因为《年轻的一代》里杨在葆扮演的肖继业形象的感召，那时陆天明就是我们感觉中的“肖继业”。他写成的剧本《扬帆万里》先由陆星儿给我们传阅，他给陆星儿的信自然也成为大家的共同财富。我们一个个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陆星儿因此也就有了一种高傲感，她说话的语速极快，我们都羡慕她有这样一个充满力量的哥哥。我至今还记得《扬帆万里》后来进京演出，我带着一种忐忑不安的激动第一次到西苑饭店去见她哥哥的情景。

当初我们不会想到大家都会聚到北京。回北京前，陆星儿是比我早一批到《人民文学》杂志实习的知青作者。因为《人民文学》解决不了返城指标，她与陈可雄一起参加高考，陈可雄考上复旦大学中文系，她的成绩差一点，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班。他们上学时候，我已经在《中国青年》当上了记者。后来，何志云也到了《中国青年》；再后来，蒋原伦从黑龙江大学毕业，到了《文艺报》。

陆星儿在戏剧学院上学时，他们那一届戏文系还有从黑龙江建设兵团回来的肖复兴与邵鸿祥，还有当时已经有点名气的张辛欣。戏剧学院于是成为大家经常聚会的地方。陆星儿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最刻苦的一个，她在戏剧学院写小说，都是趴在床铺上写。而关于她与陈可雄一个白天一个在晚上轮换写作的说法，应该指的是上海她的家里。她家里那时拥窄得只有一张桌子，她从小到大，就在那样一间小小而阳光不足的屋里。我由此觉得，她的悲剧起源可能就因为在很长很长的日子里都得不到充分的舒展。

我无论在《中国青年》还是《人民文学》当编辑，都没能经手发表过陆星儿的小说，尽管我们是很好的朋友。现在回想，其实比陆星儿的小说写得差的在《中国青年》与《人民文学》发表的都有的是，可我当初实在一直觉得她的小说缺少才气。整个80年代，我们都在不断急迫于观念更新，陆星儿却属拙于形式革命的那种。她只知兢兢业业在那里不断地写，老老实实用很拙的手法写一个个人物。她有些地方敏感，但对人、对情感的体会又极不敏感，这构成她的人物情感总显苍白。她的小说因此缺少那种华丽包装，这样的小说既不合潮流也难招人喜欢。陆星儿是那种少有的坚韧着要体现自己力的女人，你告诉她这篇不行，她对你的意见点着头听，说我就是没处理好，回去埋头就改。她的字体是极男性的那种，见着我们经常都要稿纸，写得多改得多又舍不得自己买纸，她那字用力得总恨不得将稿纸拉破。等改完你觉得还不行，她又回去改；这一篇实在不行，会又写出一篇。她的小说，在《收获》上发得最多，但据说也是每篇都是一遍遍改出来。她写得辛苦，我们这些当编辑的对她也太过苛刻。

陆星儿在80年代上半期的小说，我读过的是《美的结构》、《达紫香悄悄地开了》和《啊，青鸟》。《啊，青鸟》是她在戏剧学院迷话剧之后比较成熟的作品，但我最感亲切的还是《达紫香悄悄地开了》。达紫香是北大荒早春时节还没融化的雪地里开得最早的花。听老一辈人说，冬天冰天雪地里开放的还有一种冰凌花，是一种黄色小花，但我们从来没看见过。达紫香则是每年春天在朝阳山坡上都会顽强开花的，花是那种鲜艳的粉色。作为灌木，它的枝干让严冬逼成深褐色，没有一点青绿时候，就以顽强的力开出悄悄最有生气之花。

陆星儿后来从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到中国儿艺当编剧，我们就很少来往了。听说她离婚，自己选择了回上海，带着一个孩子重新开始生活；又听说她接管了《海上文坛》杂志。她和陈可雄真是走了完全不同的路——一个悠哉悠哉，过一卷书一壶酒的闲适生活。陈可雄告诉我，到了眼下螃蟹下来的季节，他买螃蟹养在冰箱里，一天两只，外加半斤黄酒。一个则就知道不停奋斗，动完手术支撑不住了还在不停地写。陆星儿曾说，她认为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价值，一是能够发小说，二是作为一个女人能有人爱。后者，她承认她是个失败者——不被自己那么多年所爱的人所承认，还能够再说什么？前者，她自然是成功的——在黑龙江建设兵团我们都觉得发表小说困难的时候，她就已经是《兵团战士报》的重点作者。《人民文学》复刊，她就在上面亮相。之后三十多年，她可谓一直没停歇地在写、在发表、在出书。孜孜不倦地写，无疑是她觉得最塌实的精神支柱。她不明白，小说这东西其实不是“大说”——王蒙先生都曾经说过，“文学可以写，可以说，可以流泪，可以拍案而起，可以气壮山河，可以出神入化，就是不能当饭吃”。

现在，陆星儿走了，从报道上看，大家与她送别的日子，秋雨飘飞，初凉弥漫。她留下十多本著作，遗憾全国那么多出版社，她还是个被冷落者——没有一家想到在她弥留之际能给她出一套像样的文集，让她能真正舒展开那蜷缩许多年的心灵。她辛苦写了三十多年，我忽然有一种强烈要读她小说的欲望，但走到楼下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那么多的中国作家作品，结局还是那样——比她写的差的有的是，可还是到处找不到她的哪怕是一本薄薄的小书。

星儿一生为之付出代价所追求的东西，其实全是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