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富人，多少个希望小学？

（文 / 朱文轶）

中国富人的钱袋子

北京长安街南，二龙路附近的一处老胡同。今年年初，两位全国政协委员——范宝俊和徐永光，正在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发展第三部门、推动中国第三次分配的提案。范宝俊，前民政部副部长，目前国内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会长；徐永光，前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国内最知名慈善品牌中国青基会的创始人。

同样在这一天，长安街北。穷各界数年之功的《基金会管理条例》(下称《条例》)，被喻为第三次分配之主要“组织法”的法规草案，提交到了国务院常务会议。这一条例首次规定，在成立全国性劝募基金会之外，企业和企业家个人可以成立自己的非公募型私立基金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说，美国同样面临严重贫富问题，但美国的富裕阶层——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做出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也就是说，通过第三次分配的财富，占到了美国GDP的9%。范宝俊解释说，社会分配机制有三重，其一是在市场机制上的首次分配，企业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其二是政府通过税收机制，实施的第二次分配。其三，当仅通过税收不足以调节贫富差距的时候，需要在自愿基础上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让社会分配更趋公平，市场也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国家科委科技发展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在中国，以青基会为例，希望工程每支出100元，就有89.8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有87.7元从发达地区转移到贫困地区，有88.2元从中高收入阶层转移到低收入阶层。“国内福布斯富豪捐钱给基金会的事情，我这里可以肯定没有。”一大型基金会负责人说。在记者随机调查的国内10家较知名的慈善公益组织中，其中8家给予了否定答案，还有一家答复不确定，另一家存有富豪捐赠记录。

一家有劝募资格的基金会负责人介绍，有一些曾被广为宣传过的某些企业捐助，却经常发展成让各个基金会难于处理的呆账。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提出各类宣传条件，并且最好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元捐赠仅到账20万元，余下的80万元，演变成“收账”马拉松。该基金会曾考虑过采取法律途径，但这类案件在该基金会历史上太多，法律手段的成本和人力，基金会很难负担。

根据青基会的调查，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而大城市有63%的个人为希望工程捐过款。

青基会负责人徐永光介绍说，青基会募集到的资金有60%来自内地，海外(国外和港澳台地区)占40%。国内的捐赠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一种是机构，机构包括企业、机关、部队和学校。国内捐赠大部分来自个人，或者个人表现出来的机构(有很多是机构组织，但捐赠资金实际仍来自个人)。“个人捐赠以工薪阶层为主，但现在大的个人捐款有所上升。机构捐款里以跨国公司捐款比较多。如可口可乐、宝洁、摩托罗拉、朗讯等公司与青基会有差不多十年的合作关系，每年都要捐赠300多万元。”

中国特色的“善举”

制度性的慈善有两种动力。一种是责任的动力，一种是避税的动力。

国外利用公益捐赠达到避税目的的行为是很普遍的，这也是于捐赠者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认为，在我国，这样的动机并不普遍。原因在于有关的制度。她说：“按照我国现行税法，对公益捐赠的优惠政策是：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捐助，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而且纳税人必须是通过国内非营利的社会团体(包括青基会、希望工程基金会等)、国家机关向公益事业和受灾地区捐赠者方可，直接向受赠人捐赠者不允许扣除，且还要照章纳税。惟一的例外是去年‘非典’期间，为了鼓励社会捐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曾出台一个临时性的措施，对企业、个人等社会力量向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给予所得税优惠，即社会力量向各级政府民政、卫生部门，以及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为防治‘非典’事业捐赠的现金和实物，允许在缴纳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这项措施在疫情解除后即停止执行。因此，在这种制度下，一般不存在利用捐赠避税的可能性。”

而去年“非典”期间，上海市科委获得的最大一笔现金捐助，2000万元来自问题首富周正毅。不过，周正毅的这次捐赠行为，没有举行任何公开的仪式，甚至没有告知媒体。而当时，上海房地产界正流传着“上海首富缺钱，房地产开发处于停滞阶段”的谣言。

“我要是没钱了，我能随便拿出2000万现金捐赠？”周正毅不愿意公开他的捐赠行为，就像不愿意公开他的投资行为一样。“而且，我的实力怎样，生意的合作方都很清楚，用不着去解释。”

“这是周正毅的一次成功的政府公关行为，他在政府募捐之前就主动捐赠了这么多。”一位上海市新闻办政府官员私下表示。他认为，周正毅的发家史和在香港不断的绯闻在政府官员中颇有微辞。周正毅的低调捐赠在这位政府官员看来，一是周向政府展示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也是主动示好。

孙立平认为，中国富人的慈善观念虽然正在形成，但仍然难以摆脱一些本土特色。他说，许多“善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营造富人的一种经营资本或经营生态，“其实，只要分析一下问题富豪，也可以发现同样的逻辑，他们大多也都有此类的善举，而且同时也都往往拥有‘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以及‘人大代表’等种种头衔。”

公益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的投资形式，把原本用于转移财富于穷人的第三次分配，许多时候变成了在富人集团或者权力集团内部的又一次分配。孙立平说：“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社会资本往往是与政治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权力因素在内的社会资本便没有多少含金量，一些富人的‘慈善行为’往往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可以看作是其企业或个人营造这种权力化社会资本活动的一部分。”

一份有关中国企业家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报告清楚地描述了某些企业或个人营造社会资本的阶段性。其中一个典型案例就是，他下海之前是一个没有背景的普通干部，在最初的阶段，他所利用的主要是如亲戚、朋友、同学等既有社会关系。接着，当企业具有一定规模之后，则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与政府官员建立某种关系，但这样的联系是相当不固定的。到了第三个阶段，即在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过程中，开始积极介入社会公益事业，目的在于获得包括“青联委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在内的身份，而当获得这种身份之后，他开始进入上流社会，一方面可以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则可以以同一个圈子成员的身份与一些官员形成更为巩固的关系。“由此可见，许多捐赠行为，往往是企业或个人经营活动的一部分，这与其所处的体制和社会生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关人士透露，中华慈善总会和上海慈善基金会已发展了8年，但去年中国的人均慈善捐助还不足1元人民币。

2003年大陆慈善企业家排行榜前三名富豪名单

1 黄如论

全源房地产 捐款211200000元人民币

黄如论出生于福建农村，35岁之前一直在家乡做小买卖。1986年，黄如论只身前往菲律宾淘金，曾在多个国家从事贸易。1991年，他返回家乡，开始投资于房地产业，并发展成为福建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商。上世纪90年代末，黄如论的金源集团将重心转向北京市场，其开发的楼盘完全利用自有资金，并多采用现楼销售的方式。目前金源集团正在向酒店和商业领域扩张，已拥有多家五星级酒店。黄如论持有金源集团15%的股份。黄如论的儿子黄涛只有27岁，已开始在金源集团中担当重任。

2 张芝庭

神奇集团 捐款128000000元人民币

张芝庭是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光彩事业发起人之一。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常委、贵州省工商联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常务理事、民建贵州省委副主委、贵阳市政协副主席、贵州神奇公司董事长。他的第一桶金来自1985年，他承包了一个破产的工厂，然后开发了一种医治运动员扭伤的药膏和一种治疗咽炎的药片。张芝庭从1993年开始扶贫济困。在贵州最贫困的荔波县瑶山乡和瑶路乡，他投入100多万元无偿帮助当地农民养猪养羊，脱贫致富。近年来，张芝庭在贵州有名的贫困山区铜仁，提出了“退耕还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建议，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帮助农民实施100万亩绿色中药种植计划，采取对农民进行前期培训、中期指导、后期实行保护价收购等办法，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3 李金元

天狮集团 捐款66400000元人民币

43岁的河北沧州人李金元80年代以一家面粉作坊起家。1993年他进入保健品行业，用积蓄和借款共2000元投资一种补钙制剂，1995年组建了天狮集团。其后的短短3年间，李金元在全国发展了大约300万人的传销队伍，据说有5000万人使用了高钙素产品。仅1996年初到1997年8月的20个月里，天狮靠传销就有了19.89亿元的销售额，利润高达6.39亿元。1998年国家禁止传销的方式，李移师美国、俄罗斯和东南亚，2003年9月李金元通过自己控股公司的反向收购了SGKA，收购前，SGKA公司股价仅仅是3美分，之后SGKA股价开始飙升，到2004年1月12日，据OTCBB的收盘报价，SGKA每股已经高达11.00美元——仅仅3个多月，股价劲升了360多倍。

在美国靠新技术发家的慈善家越来越多，他们已经在美国慈善事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慈善家前十位的排名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