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孤中求有群

（文 / 沈宏非）

李敖有话说，说着说着，忽一日心血来潮不知怎地就把话说到了柏杨和《丑陋的中国人》头上。李敖说，蒋介石该骂，中国人不该骂，但是柏杨这个人不敢骂蒋介石，于是就不负责任地把全体中国人给骂了。

被李敖骂过的人也很多，钱穆先生亦不例外。在“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这类“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的硬伤让李敖伸足了脚之外，钱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关系，更让李敖起脚猛踢过一番。但是，我相信按照李敖的标准，钱先生尽管亦称不上品学兼优，但肯定是不会犯下柏杨那种罪行的，因为在“该骂蒋介石还是该骂全体中国人”这种个人与集体之关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论透彻，学术上几乎无人超得过钱穆，犹如李敖之白话文水准五百年来无人可及。

《晚学盲言》有多处论及“少数与多数”以及“群与孤”的关系。钱穆先生指出，虽则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商业文明滋生了基于“孤”的人生，中国的农耕文化则导致了以“群”为主的生活，然而，“人生有群与孤之两面，不能偏无，亦不能无偏向。为求平衡，于是尚群居者转重孤，尚孤往者转重群”，故“中国人主要在人群中求有孤，西方人主要在从孤中求有群。”以鲁宾逊和伯夷为例，采薇首阳与漂流荒岛，“实无甚大之不同。惟鲁宾逊乃遇不得已……在伯夷则岂不可已而不已。”

“在人群中求有孤”，大概就是“和而不同”。君子精神，圣人之书，向来是“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和而不同”一方面受到“同”的强大牵制，西风东渐，另一方面又受到“孤”之猛烈牵引。钱先生质疑：“今我国人，几乎群认中国前代人生已死去，唯当一意追求西方人生，以为吾侪之新人生，斯诚不知其立论根据之何在？”

虽不知其立论根据何在，但是逆向操作似乎已是大势所趋。吾侪之新人生，那是将个人的“孤事”或“孤立事件”想方设法或者不假思索地扩大化，推而广之以“求有群”。近来多起“有话说”的事件，莫不如是。挨了个别的骂，原因归结为“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新建立”，个人在国外遭受个别的不公正待遇，扩展至“民族耻辱”，一场球赛之输赢，提升为国家之胜负，个人名誉受损，则把原本应属于个人的伤心放大成“伤了全国电视观众的心”。

“从孤中求有群”之益，并不尽在推诿责任，也不完全是精神胜利法，而是以“法不责众”或“人多势众”来达到个人在道义和技术上的双赢。不过，若言以多胜少乃“孤中求群”之喜剧大结局，其悲剧便也相应地体现为以偏概全，害一船人被一竿子打翻。不管是“民族的惨剧”也好，“民族的闹剧”也罢，“一个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就有一个人泼了冷水就把他踹下去，难道我们民族就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民族培养起来的人吗？”这种表达方式，与“不敢骂蒋介石而骂全体中国人”实在是相当靠谱。

马雅可夫斯基总爱把十月革命称为“我的革命”，人或质疑：“你在诗中常常写我、我、我，难道还称得上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诗人吗？”马诗人反唇相讥：“向姑娘表白爱情的时候，你难道会说我们、我们、我们爱你吗？”吾国的“求有群”人士在向姑娘表白爱情时，一定是说“我爱你”的，只是当他们一旦面临“被甩”而进行危机处理时，“我们、我们、我们爱你！”这种话相信也一定会脱口而出。此种有很强选择性的“集体主义”，其实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种变态形式，或曰由“无我之境”转入“有我之境”过程中的极度不适应。朱自清先生写道：“(五四时代)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

变态个人主义，其实是既不搞“在人群中求有孤”，也不玩“从孤中求有群”的。试以性活动为例，此私房事，却因家族及国族需要而被传统中国文化视为“有群”之集体活动，故千百年来基本按“群中求独”的方针行事；至于本着“以独求群”精神之西人，又因而具有将此例行私事搞成集体活动的倾向。所以，群P派对不能不流行于全球资本主义商业中心纽约；所以，当地两位美女作家艾玛·泰勒和洛瑞蕾·莎琪就不能不在年中出版了一本《性爱礼仪》，其中有关群P派对的社交礼仪有基本守则四条，第二条为：“如果在派对上你不直接做爱而选择在一旁观看，那么注意不要随便起哄。”

出于个人目的，把属于个人的孤立事件无限放大推给集体，利用集体反集体，挑动群众斗群众——一个人一旦成功将自己置身于这种“同而不和”之境，不仅自己做成小人，而且还会因“随便起哄”而把集体变成集市，把团队变成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