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菜与谭嗣同的家书

（文 / 朱伟）

有关品质

有一位好吃的湖南籍好友，当年全省文科高考状元，武大中文系毕业后到《大众电影》当小记者，不甘现状后到广州某大报当部副主任，又不甘现状辞职回北京到一家文化报当主编。湖南人这样的不屑现状也实在没办法。后报纸办得不顺，想当书商，不知从哪里弄到光绪年间的一个“卷子”，说能挣大钱。这“卷子”的价值是集中一堆名人墨迹。光绪十六年底，太湖林屋山有一个小官巡检(相当镇长)因得罪上司而丢官，清廉得“债累一身，一钱不存”，山民们由此为他送米送柴，参加者七八千家。当时一帮文人被感动，秦散之作《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樾、郑叔问、吴大澄、吴昌硕等随为题咏。到1948年，胡适作序，又带起一帮文人，其中有俞平伯、朱自清、张东荪、沈从文、张大千，徐悲鸿则在郑叔问的基础上又作《雪篷载米图》。我当初对这种书的商业价值不以为然，他却津津乐道说其中墨迹珍贵，这样集在一起有趣，很精致地印了5000本，还据说确实挣了钱。近日他又在北京安贞大厦东投资开一家餐馆“湘汇楼”，有朋友说名字不像餐馆却似“青楼”，他说是想以自己理解的湘菜慢慢吸引真正的湘党。我对湘菜缺少研究，湘菜原始启蒙者算广西人陈建功，他80年代初在北大读书时写小说，好像一写到吃必提“东安子鸡”，由此知道此为唐生智推崇之菜。北京吃湘菜的最有名去处是西单“曲园”，陈建功说“东安子鸡”就这一家最正宗。而之后，自己陆续吃湘菜的体会，感觉湘菜好处是感知味觉之锐利。湘菜比川菜，是辣得更为纯粹，把辣单独提纯出来，不会以多种调味搞成混沌一片。湘菜也有麻辣，但麻不会盖过辣。湖南人说湘菜，会说其浓淡都会到极处，我却感觉好处都在浓的一面，红煨那种浓浆之色最诱人—一不是上海菜油腻里加甜的浓油赤酱，是由原始豆酱构成不须人为修饰的浓。湘菜是刚烈——绍兴的臭豆腐无法与长沙的相比，长沙的酱板鸭味道也绝对好过任何板鸭。臭豆腐不变成黑的，香辣不浸透又干透在鸭子里，又怎样有那种锐度。

按那位湖南籍吃客说法，湘菜关键在对不同辣椒味觉的运用。他说湘菜不仅刚烈且气盛，所以讲究味觉的“冲”，湖南人由此也对味觉的烈度最挑剔。他想做正宗的湖南家乡菜，比如酱板鸭、腊味合蒸，原料一定要来自长沙最好的腌腊店；脆笋一定要从乡间去找。相应原料没有，比如“东安子鸡”，干脆不做，他说现在根本就找不到那样的乡间子鸡。他推荐的菜是“黄金鱼头”，是用金黄色的黄辣椒把味焖透；“酱汁小炒肉”则以酱汁体现味觉之厚。

我感兴趣的是他不起眼小店中湘人著名墨迹的复制品，据他说都从湖南博物馆觅出放大。其中曾国藩的书信册页并不见博大，黄兴的册页也并不见力量，最值回味的是谭嗣同的一封家书，那种洒脱行草，使我对他另生一番敬意。此封写给妻李闰的家书写道：“在鄂连寄数信，嗣于六月十六日起程，本月初五日到京，事之忙迫，殆不胜述。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不欲自暇自逸。幸体气尚好，精神极健，一切可以放心。此后太忙，万难常写家信，请勿挂念。”湖南籍好友说，这是谭嗣同最后能见的墨迹，后来在狱中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也就是传闻，其实谁都未真正见过。湘人中谭延闿的字其实相比更为刚劲，他说正在搜寻。左宗棠的字据说也不错，但实在是不敢挂的——“回民知道了还不把我的店给砸了”。

谭嗣同那家书墨迹使我产生寻觅欲望，找到上海书店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编日》，在1898年8月27日也就是农历七月十一这一天查到此家书。一个月后，9月28日谭嗣同在菜市口被斩首，从被捕到行刑仅四天。在这本材料非常齐全的编日里，行刑那一天有一则黄浚记六人在狱中行为的文字，收在其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中。黄浚当时8岁，当然也就根据传闻。传闻记当时有看守六人的老狱卒说，谭嗣同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内，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诗。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墙，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出监时刘光第还说：“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等出西角门才大骂，“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被捕的第二天，9月25日，谭嗣同有给仆人胡理臣、罗升的三封信，两封嘱“托人通融饭食”、“通融招扶”，另一封嘱送去各种衣物、日用品。这应该才是现在还留存能见的最后遗书。

谭嗣同在当时确是热血青年。他的诗，比如“小楼人影倚高空，目尽疏林夕照中。为问西风竟何著，轻轻吹来雁上红”。意境浅淡，价值自然论不上。其论说，最重头当然是《仁说》，这是他自己的精神宣言，海阔天空意气风发，有理性的诗意美，但并不引人阅读。我喜欢他笔记体的《石菊影庐笔识》，其中有别一样的文人气息。他自己欣赏的是浏阳菊石的“温而缜、野而文”，可惜温缜都不足。他不喜词之靡丽，一生都在追求气骨。我读过他在《湘报》上的一篇趣味文字，谈身体各部分器官，结论是人这样一部精致机器造出就为顶天立地，做一番事业，不是当奴隶、做牛马的。每每读他文字，总觉得气势在其胸中体内飘忽冲荡，使他才俊横溢，写出文字就是难成谐和。作为政治家，谭嗣同的天生缺陷，可能就是不思圆通与曲折之术，他的一生由此也更给人敬意。有关他最终的大义凛然，后人有各种版本，我最感动的是赵炳麟后来所编《赵柏岩集》中的“启超匿日本使馆，剃发为日装，使臣伪作出猎状，拥启超出京门，遂得遁。嗣同方谋集强桀者劫出上。或谓嗣同曰：‘事急矣，君盍遁旃？’日使亦劝嗣同匿其舍。嗣同辞曰：‘各国变法，未有不杀人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请自嗣同始。'”与之相对比的，是他同样写于9月25日的《狱中绝笔》：“天下之大，臣民之举，宁无一二忠臣义士，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出为平、勃、敬业之义举乎？果而，则中国人心真已死尽。强邻分割即在目前，嗣同不恨先众人而死，而恨后嗣同而死者之虚生也。”今天想想，仍然感叹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