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演员常香玉

（文 / 朱伟）

“人民演员”这个称号现在已经不时髦，但现在也很难再诞生人民演员了。

我喜欢豫剧，也许就因为70年代的一种烙印。70年代我还不到20岁，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知天高地厚。我写一部绝不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改稿子。现在特别留恋的是70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旁边的胡同，走进去没多远还有30年代那种意境。冬天胡同里静静的，听不到风声，只有路灯孤独地站在那里，黄澄澄铺满一路，整个胡同都在金黄色的熟睡之中。那时候北京朝内大街166号院内有一个小院，小院里点着煤炉子，冬天煤烟的气息在小院里充满亲切感地弥漫，床上桌子上都是一层灰。在这小院里，大家都把我当孩子宠爱，尊敬的长辈中有《大刀记》的作者郭澄清，有我北大荒最尊敬的老师宗涛与毕方夫妇，还有当时写《红旗渠》长诗的一对河南长辈。遗憾的是两人中我只记得有一位王绶青，个子高高，整天趿拉着个布鞋，高兴时候就唱一段“那个呀嗨咿呀嗨”、“哎嗨呀呵咦呵还嗨”，或者吊着嗓门唱“在绣楼我奉了小姐言命，到书院去探望先生的病情”。我觉得那声音喜兴而又好听。这是豫剧《拷红》，他告诉我，豫剧皇后不是当时唱《朝阳沟》的魏云，而是常香玉，他说常香玉的声音谁也比不上。这是我最早关于豫剧与常香玉的记忆。

《朝阳沟》的电影已经是“文革”前的记忆。现在想起来，要是没有《朝阳沟》、《年轻的一代》以及描写新疆建设兵团生活的纪录片《军垦战歌》，就不会有几千万人热血沸腾自觉从城市走向农村，轻松解决了城市压力与几千万人的就业。现在回头，会惊讶于那样简单而概念化的情节，当年怎么会给予那样的感动。《朝阳沟》实际就是一个女知青如何认识到做一个新农民之伟大，而农民们又如何把她与在城里的母亲都改造成新人的故事。典型的卑贱者最聪明。但其中女知青下乡“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好，实在新鲜”与她曾想离开山沟时对下乡后一切景象留恋的唱段，现在听起来也还是那样好听。究其原因，大约还是那种单纯质朴中的美好，在质朴与单纯视野中自然生成的浪漫最具感染力。《朝阳沟》当然不是常香玉演唱的豫剧风格，当时她参加过演出，但演唱的只是配角栓保娘，而且在电影拍摄中没有选用她。在“文革”前，她显然已是一种老豫剧的代表。值得回味的是，豫剧从常香玉的《花木兰》到现代戏《朝阳沟》，在刚里倒是融进了柔。这一柔，更突出了演唱的歌唱性。

真正属于常香玉的黄金时代应该是四五十年代，现在能看到她的代表作也就是1956年她34岁时拍成电影的《花木兰》。把《木兰辞》最早变成杂剧的大约是明代才子徐文长，他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两折，一折替父出征，另一折从沙场征战到还乡，唱词完全是文人腔。豫剧本从京剧本移植，相比较京剧本冗长，其中男女比较一段，花木兰只用“这女子么，也不得一样看待”带过。改编后结构简练，唱词变得更加直接。在我感觉中，这花木兰最能代表常香玉的那种高亢激昂，其魅力在高调长腔中游刃有余的婉转及这婉转后的有力顿音，最典型者就是那个《女子们哪一点不如男儿》的核心唱段。我读戏剧史专家周贻白先生的《中国戏剧史长编》，豫剧作为“河南梆子”，如究其源流，梆子也就是各地高腔的一种，实际也就是各地的山声野调。也许正因为戏剧从元到明，完成了从文人到大众的普及，推动各地民歌时调与秧歌调都上升到了戏曲。文人的雅芳自赏、摇头晃脑于是被一点点地“农村包围城市”。与文人自足于雅声曼绰，一字可拖长至数字，满足极慢节奏中的精工细腔相对应，从江西的弋阳腔开始，所谓花部诸腔其实都从四面八方星火燎原，将文人拗口的戏文变成当地通俗句子，以震天动地的锣鼓，“字多音少，一泄而尽”，慢节奏变成快节奏。剧场中站着的当然也就比坐着的多起来。中国文化中有意思处，恰恰在民间的雄浑与高昂总是一次次替代阴柔、委婉的文人雅致，在民间雄浑面前，雅致脆弱得总是不堪一击。细想，华夏文明就在这样的替代中香火相承。以这样看，1949年后，豫剧之所以能在北方剧种中超越地域脱颖而出，常香玉的偶像意味功不可没。先是以个人名义捐献一架战斗机为代表，再是作为花木兰的形象，在当时所谓帝王将相戏剧中，她以一种英姿飒爽的男性化赋予演唱一种代表“新中国”的耀亮美感。可悲的是，当耀亮成为一种标准，到60年代，《朝阳沟》里的魏云就一定要替代常香玉。等到常香玉再作为主角回来，已经过了黄金年龄。1980年她录制《拷红》与《断桥》时已经58岁，《拷红》里她委屈于那么大年纪扮演俏皮机警的红娘，《断桥》中委屈于缠绵悱恻的白素贞，现在看来只能令人辛酸。说实在，像《断桥》这样的戏本身就应该是夜深人静没人打扰前提下自以为是地品尝的昆剧；它就像博物馆里一件精致文物，闪烁在粉墙枝影之中，本来就不是常香玉这样以满腔热烈之气扭捏的。

尽管如此，大家现在一定还是觉得豫剧比昆曲好听。细想它的好听，除旋律与节奏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演唱的亲切而使我们感动，这也是民间战胜那些自以为是的骚人墨客的前提。亲切来自乡音——以最质朴与真挚唱她心爱的民歌曲调，任何民间曲调都能激起各种不同的乡音，乡音与乡音碰撞就构成乡音共鸣。“农村之所以能包围城市”，高傲得不可一世的雅士们之所以不堪一击，就因为孤芳独赏永远无法与这样的共鸣匹敌。

常香玉最值得慰藉的是，有那么多人在看到《艺术人生》对她的采访，再找来其演唱后给予了那么多的泪水。大家被感动的是只有那样的质朴中才有那样气息浓郁的亲切。那是那样的一种“人民”——大家都紧挨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共担。这样的艺术家，还比如唱京韵大鼓的小彩舞骆玉笙，还比如说单口相声的马三立，还比如现在还在说书的单田方。但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老去，却很难再有后人。在常香玉之后，我们每年春节还都能看到小香玉艺术团对豫剧的热闹继承，但那个常香玉其实早就去了，他们那个时代已经结束。豫剧、京剧、评剧、越剧与昆剧一样，无可逃脱只能一件件地成为文物被把玩的命运。因为一个时代总是要覆盖另一个时代，那个时代毕竟又轻描淡写地翻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