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知识蛇头李钟洵的“二次偷渡”

（文 / 程义峰）

现在的偷渡者经常利用旅游等名义从正常口岸出境  

“针灸名医”与他的偷渡组织

李钟洵早年在国内一直读到某医科大学的博士后。1986年受当时出国潮影响，已经42岁的他远赴法国开拓事业。曾到欧洲取证的程建忠介绍，在法国，医生的地位很高，就医的资格审查也非常严格。因此，在国内主要学中医的李钟洵根本拿不到行医执照。但“他在华人圈里还

是很受欢迎，特别是他的针灸技术，小有名气，为降低看病买药的费用，很多华人生病都来找他。但他这样无照行医无疑是有很大风险”。

后来李钟洵与一位旅法的时装设计师结了婚，那位女设计师在一家时装公司工作，该公司老板戴维光是温州瑞安人，早年到巴黎闯世界，不仅在法国有两家服装公司，在天津也有两家大公司，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在一次应酬中，李钟洵与戴维光相识。戴后来还介绍另一位在意大利米兰市和温州市之间跑生意的小学同学周则楷给李钟洵。

1999年初，李钟洵与戴维光成立了一家名为“中法教育、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交流中心)的机构，组织中国学生赴法学习及参加夏(冬)令营活动。其实这个交流中心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着堂而皇之的招牌，骗取签证，实则组织很多温州学生偷渡到境外。经查，“交流中心”是一个皮包公司，除注册资金只有几千欧元外，董事长也由李钟洵的儿子担任，公司没有任何一名职员。但就是这么个机构，据粗略估计，两年内共获得5000万元人民币的非法收入。

李钟洵组织偷渡案的另一位关键人物金文汉是温州瓯海人，据称金文汉本来就在温州一带从事偷渡业。李钟洵在巴黎行医时认识了金文汉的一个亲戚，这位亲戚的孩子满月时候也请了李钟洵，酒席上李认识了金文汉的弟弟，当后者知道李有组织偷渡活动意愿的时候，就把自己的哥哥介绍给了李。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钟洵认识了“法国国际语言与运动中心学校(CILS)”的校长居·舍里，一个50多岁的法国人。听说该校位于巴黎郊区，与法国官方的关系也很好，李钟洵就表示自己可以组织很多中国学生到巴黎，这会给学校带来财源，而对居·舍里惟一的请求是帮忙办签证，这位校长见有利可图就答应了。李钟洵从此开始实施他庞大的偷渡计划。

据介绍，在以李钟洵为中心的偷渡组织中，分工明确，层次分明。不仅有人负责在温州的宣传和寻找目标，有旅行社的人负责购买机票，有人专门引领偷渡者出境，还有若干人受聘维持秩序、记账、行李托运及通知家属等。

“夏令营”的偷渡阴谋

判决书称，“交流中心”成立一年半之后的2000年7月，李钟洵与戴维光组织王沪、张炳乐等21名学生向我国外事部门及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骗取出入境证件，并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而后滞留在西欧国家。警方查明，在这次偷渡前后，周则楷在国内共收取80余万元人民币，李钟洵在境外收取80多万法郎的偷渡费用。

这次组织偷渡的成功令李钟洵尝到了甜头，但他同时苦恼的是如何核销签证，让事情不至于败露，影响以后的偷渡。为了推卸责任，从2001年6月李钟洵组织第三次偷渡即开始采用自己苦心策划的方式：当时他组织郑佩林等83名偷渡人员在上海浦东机场出境至法国，半个月后从法国返回，12天后又组织其中的73人第二次从北京首都机场出国，每人收取13万元人民币。李钟洵考虑到，自己组织大量20岁以下的青年学生出国参加夏(冬)令营，获得的签证时间为45天，而且是多次签证，如果让学生出境后再回国，这样护照上就有往返记录，学生回国之后再出国也就不会有什么阻碍，这样一旦事情败露，也跟组织者没有任何关系。

李钟洵组织偷渡的活动进入2002年后尤其猖獗，人数逐渐增多。1月，他与金文汉采用“二次偷渡法”组织郑若微等163人分别从北京及上海出境；同年6月，李钟洵与金文汉又组织了虞海光等233名偷渡客，当企图将其中78名偷渡人员送至上海时被公安机关查获，金文汉被温州警方当场抓获。

得知金文汉被抓的消息，李钟洵仍然不想放弃，他与手下一起努力将尚未出境的109人组织出境，但金文汉向警方供出了李及偷渡组织的一切，李钟洵随即在上海被抓获，并转送到温州审判。

据一位参与办案的警察赵志辉回忆，刚把李移送到温州的时候，李很不合作，“他一直认为他是考虑得很周全后去干的，觉得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不会输。公安人员根本奈何不了他”。由于李钟洵坚持说自己是组织合法的夏(冬)令营活动，没有组织人员回国后第二次出境，也没有收取偷渡费。程建忠说，这个案件多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察。直到陆续抓到李钟洵的一些手下，找到关键证人，李钟洵的态度才变得不那么强硬。

2004年4月12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涉嫌组织偷渡的犯罪嫌疑人李钟洵(左)无期徒刑，其他被告人被判处2年至1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是一起典型的利用夏令营的方式组织的偷渡犯罪，一般来讲，现在都是零星偷渡的多，因为人一多目标就大，容易暴露，像李钟洵这样一次偷渡几百人，在国内也极其罕见。”程建忠说，“李钟洵策划了很久，并仔细研究了中国刑法，其实他内心很清楚自己的犯罪事实，但他爱狡辩，他觉得他组织的学生过境，既有外事部门的审批，也有领事馆的签证，是一种‘明渡’而非‘偷渡’。我甚至觉得他有点自我欣赏。”

“第二代偷渡”

李钟洵组织偷渡的胆识和成果，令他在温州偷渡圈里名气越来越大，“以前是李钟洵托人找偷渡客，后来是偷渡客慕名主动找上门来。”武警温州边防支队的蔡宽元说，“而他的手下也四处宣传他有这种路子，使更多的人给组织带去财源。”一些温州当地人主动为李钟洵物色偷渡对象，在李钟洵一案中被判2年徒刑的左敬丽就来自温州的偷渡重灾区瓯海区丽岙镇，她先后给李钟洵介绍了6名偷渡者，自己也从中获得4万元好处费。

李钟洵很“自信”的另一个表现是，随着生意做大，他开始采用循序渐进的收钱方式：第一次偷渡前，李钟洵只收报名费和少量定金，第二次就基本上要收一半定金。到第三、第四次，由于采用“二次出境法”，偷渡客们第二次出境的时候就要全部交齐所有费用；到了第五次，偷渡客只要拿到领事馆签证，就必须马上交纳所有偷渡费用。

记者在温州调查采访时了解到，很多前些年偷渡成功的温州人在国外开始渴望亲人团聚，但因为没有合法身份，根本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愿望，于是在“蛇头”的组织下，他们的孩子成为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偷渡者。温州偷渡客的主要去向是法国，根据该国法律，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如果没监护人就可以自由选择国籍，很多身在法国的偷渡者希望自己在国内的子女能赶上这个机会。目前温州的地下偷渡市场因此红火，很多“蛇头”以未年人为目标对象。

由于李钟洵案涉及的偷渡人数多，而且大多数是未成年人，在法国当地也造成很大影响。当温州警方及检察院组成的6人调查小组到法国取证时候，法国警方也正在对涉案的CILS进行调查，并拘留了那位法国校长，法国警方还为中方提供了一些资料和证据。不仅如此，在法国、意大利的17天，温州方面派出的调查组还找到了得力证人，最终为侦破李钟洵组织偷渡案打开了局面。

温州人偷渡的历史与现实

对偷渡问题有所研究的温州师范学院社会学系徐旭东老师对记者说，偷渡在温州的历史上就比较多。清朝中后期，很多温州人就通过小船漂流到南洋甚至欧洲各国。温州偷渡客多，在浙江也是一个独特现象——整个浙江北部是鱼米之乡，人们安居乐业；宁波人都往上海跑；杭州人也不愿意轻易迁移。而温州人号称“中国犹太”，以敢背井离乡开拓事业闻名。“只要有人开头做好铺垫，马上就有人跟上去。以前出去是为能够活下来，现在则是为了更多地赚钱，实现老板梦，从而光宗耀祖。”

“从江苏南京一直到浙江宁波是一种语系，但到了温州，就是另一种语言了，这种语言除了温州人没人听得懂，从这方面说，温州人是浙江人里的一个另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冯刚说，“温州三面是山，一面是海，这种地理位置培养了温州人勤劳、敢闯的性格，当然这种闯也不排除目无法纪的那种。”

温州人偷渡传统延续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建国以后，国家很少在温州投资办厂，几乎没有重工业，经济发展缓慢，温州人只能往外闯。随着偷渡人口的增多，慢慢发展成一定的群体和规模，带亲戚、朋友出去的越来越多，由于外面有接应，有的“一家人基本上都出去了，而且很少有人被遣返”。冯刚说：“与瑞安市相邻的青田县，改革开放前青壮年基本上走了一半，到现在基本上只剩下老头老太太。”“其实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温州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不是偷渡而是走私，这可以说是温州人原始积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时很多走私船从台湾运录音机、手表和计算器等过来。但随着国家对走私的严厉打击，走私变少了，温州的偷渡问题再次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

徐旭东介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温州就有十几万人到欧洲主要是法国做战争劳工。“很多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战后都回来了，温州人却绝大多数没有回来。当时法国有政策，凡是留下来的就有绿卡，并且政府会在华工经济发展上提供帮助，温州人以独有的胆识抓住了这个机遇。”程建忠说：“我在法国、意大利等地调查的时候，发现温州人在这些国家已经成了气候。在法国的温州人，主要以瑞安人为主，据说在巴黎就有15万温州人；而在意大利则以文成县人为主。在那里，你不会讲法语、英语不要紧，只要会讲温州话就行。”海外的温州华侨多达80万，很多人都急于把家乡的亲戚朋友弄出去，这样一个推一个拉，就会产生很大的动力和诱惑。“很多温州人觉得，在国外虽然辛苦，但呆在温州是永远赚不到那么多钱的。蛇头们也打出‘想致富，就偷渡’的招牌，那么多蛇头打温州人的主意，也可以理解，市场上有人买就肯定有人卖。”

根据温州市警方的统计，仅2003年下半年，温州市就破获偷渡案件57起，抓到蛇头88人，处理偷渡客400多名。在偷渡客中，以瑞安、鸥海、文成人居多，其中瑞安市占了绝大部分，而历史上出国创业的温州人，也正是瑞安人最多。

浙江边防总队温州支队长施广政说，温州的偷渡活动有两个特点，一是受历史背景和传统习惯的影响比较大，二是境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手段狡猾，其团伙大都由境外“大蛇头”、境内“中蛇头”及一般成员构成，境外遥控指挥，境内组织实施。因为跨省甚至跨国，打击的难度很大。程建忠说，以前温州人偷渡主要选择陆路和海路，因为温州海岸线长达300多公里，出去并不难，而温州偷渡客选择陆路实施异地偷渡，主要是从广西凭祥等边境口岸取道第三国达到目的地。但由于这两种方式偷渡很艰苦，危险性也很大，已经被蛇头和偷渡客基本放弃，现在主要是以旅游等名义通过飞机偷渡。

受访的多位人士指出，温州人偷渡到国外，有很多都是借钱出去的，这是偷渡者最重的负担，他们的压力很大，出国后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还债。但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技能，没有收入来源和生活保障，也没有身份。“要还清10万元以上的偷渡费，他们至少要省吃俭用5年以上”。

曾写作《在巴黎的温州人》一书的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王春光教授对记者说，2000年他的这本写巴黎温州人创业的书推出后，在温州很快销售一空。“温州人很喜欢看前辈在国外创业的故事，不得不承认的是，除了正常的合法的劳务输出、亲人团聚和留学等出国手段，偷渡也成了重要方式之一。”他评价说。

2003年7月31日，大连公安边防支队官兵在星海湾外海域成功截获一艘偷渡船只，当场抓获69名涉嫌偷渡人员及2名“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