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的脱衣与絮语

（文 / 朱伟）

我接触巴特，起先就因为他的两篇随笔：写于1955年的《论脱衣舞的幻灭》与写于1964年的《埃菲尔铁塔》。《脱衣舞》刺激我的是他关于脱衣过程就是性感破坏过程的结论，他认为，女人恰恰是在脱光衣服的瞬间被剥夺了性感。得出这结论的前提，是因为这种仪式彻底否定了肉体——肉体被个性隐秘地包裹时，才构成诱惑。巴特由此认为，一方面，脱衣是脱去不协调与人为的装饰，脱去后的裸体反而变成自然的衣服，恢复了肉体的贞洁。另一方面，需要脱去的衣物把肉体装饰成豪华夸张的躯壳，脱掉后它们仍然在她身上，所以脱衣过程也就是刺激力逐渐消解的过程，最后由人变为物，呈现的是一个美丽光滑的物体，性感过分使用的过程与失去作用同步。《埃菲尔铁塔》相比《脱衣舞》显得冗长，我甚至不喜欢他在分析铁塔目光中的巴黎那种喋喋不休。但他对铁塔总在那儿，巴黎人任何时刻都无从回避，惟一盲点就是在它之上与它融为一体的结论仍然令我折服。他围绕着铁塔谈“看”与“被看”——在“被看”中，它是一个物而吸引着意义，人们可以不断将意义纳入这形式中，构成功能的无限循环。而作为一个巴黎的“看”者，“巴黎在它脚下又在伸展又在收拢”，当空间景象与历史的神秘性结合，巴黎就变成一种文学想象的物质化，它的意义同样在“被结构之中”。

这两篇文章，使我感到一种聪明潇洒至极——他能轻松地看透这个世界的真实关系。它们收在李幼蒸翻译、三联书店1988年出版的《符号学原理》一书中。说实在的，他同样作于1964年的大作品《符号学原理》，我却并不喜欢。因为其中有太多僵硬的概念，他想超越索绪尔已经袒露的漏洞，但我认为以概念来组织逻辑，只会陷入越来越多的漏洞。比如“语言结构”与“言语”的区别——如果说服装是“语言结构”，它穿在个人身上，才变成“言语”。比如“能指”是一种中介，“意指”是指那些只能通过它们来言说的东西，“能指”后面是“所指”，“能指与所指各自是关系项又是关系”，“所指”又是在叙述中经过“心理表象”处理的结果。然后还有“意指”，“能指”在“意指”过程中加以定义，“意指作用是无理据性的，不过这种无理据性是局部性的”。这样想用简单概念界定复杂关系的努力，再聪明的人也显得笨拙。

然后我在1989年读到了他写于1977年的《恋人絮语》，那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汪耀进、武佩荣翻译的版本。写《恋人絮语》时候他已经是个61岁的老人，一个61岁的老人苛刻而又残酷地洞穿爱情的把戏，我刚开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以为是——人生中许多时候的遮蔽物其实都不能够撕破，因为我们总需要在蒙蔽中才能舒展地呼吸。但随后又被他能那么穿透男女之间的虚假关系所折服。他把爱情归结为“宗教式的亲密与引力”，只有等待才会有爱情，因为爱情不是一种欲望的满足，它建立在一方缺失的等待之中——一方已经远离，他或她似乎又在眼前，无时不在的我与不在场的你总在遥遥相望，于是身不由己的恍惚就会诞生“痴愚中杂乱的思绪片段”。爱情其实是一种永久的移情，所以实际自始至终是一种焦灼，因为对方总在漂泊不定之中。在爱情中渴求的其实是自己的欲望，对方其实是它的附属品，所以沉醉其实是一种麻木。他认为，说到底爱情不过是一种意义的撩拨与意义的快感，是孩子式的情绪外溢、自我宣泄与自我陶醉，因为人往往会对虚无的东西津津乐道而厌倦于眼前的现实。从这本书中，我最后感到的颤栗与恐惧——他在“默契”一节中说，“嫉妒是一个三项等式，带有三个可互换的值”，既然有两个观察者，对象就要被两人同时证实。在“争吵”一节中说，“争吵只是一种奢侈”，“争吵倒很像是罗马式的呕吐，我触动我的软腭(我发作起来)，我呕吐(恶语伤人)，接着，我又心安理得地进食了。”我当时真觉得，读过这本书之后，大家还能愚昧地继续爱情游戏吗?当然，真实本身都在被不断界定，人生整个都在这样的迷蒙之中，所以大家即使都能被启蒙清醒，也还是都在惯性中无法挣脱游戏的枷锁。

之后相隔十年，1999年读到同样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许蔷蔷、许绮玲翻译的《神话学》。其实与这本书同时推出的还有他的《服饰系统》与《S／Z》，但翻过之后，我觉得是那种概念的繁衍，兴趣不大。买下《神话学》，是因为它的第一部就是由几十篇随笔构成，其中就有《脱衣舞》，这是他早期睿智的记录，其中没有《埃菲尔铁塔》，只有《巴黎不曾淹水》。这本《神话学》之后他最重要的作品则是天津百花出版社2002年出版，由怀宇翻译的《罗兰·巴特自述》。我不知道为什么译者要将1975年写成的这部《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译成不专业的“自述”。这本书中的精华其实在之后所附的《偶遇琐事》，这是他死后整理出版的一个小册子，其中最珍贵的又是他1979年8月24日到9月17日23天中的16篇日记，题名为《巴黎的夜晚》。那是64岁的他走在湿漉漉的巴黎街头赤裸裸寻找同性伙伴的那种恍惚。一个清晰地洞穿了一切的智者，当戳穿了一切把戏之后，突然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关系都变成那么简单与单调。他自己竭尽全力所作的每一种不同角度洞穿，实际无非是一次次单调的解读重复——这一切其实平庸至极，但最终又是不能被击穿的。当一切丰富的伪装都不能仅存之时，他也就只能到街头去寻求相对最保留原始激情的刺激。因为没有刺激他就会被孤立于索然无味之中。

1980年2月25日，巴特就在他的恍惚状态中遭遇车祸，很快安然无恙，但又突然病危，于车祸一个月后的3月26日死得扑朔迷离。他与福科，两位智者，最后选择了相似的道路，但他的结局似乎比福科更完美。他生前写完的最后一部作品《转绘仪》(日本人译作《明亮房间》)也许是他相当重要的作品，因为这部摄影分析笔记中寄寓了太多他对母亲的情感。情感是他的智慧无法消解的东西，情感不以他的洞穿所左右。可惜此书至今未见译本。有说法是此书中对他少女时代母亲室内照片的聚情击中了他，他窥破了照片中的亡灵，于是也就窥破了他自己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