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至上的一代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作者威廉·夏勒“二战”后有一次和雷蒙·阿隆在巴黎相聚。当从公寓阳台上俯视街头熙熙攘攘的欢乐人群，尤其是那些快乐的年轻人时，阿隆突然感慨到：“当年德国入侵时，也许不抵抗竟是正确的。否则，眼下这些幸福的人们都活不到今天。”阿隆当然只是一时的触动，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位反对维希政权、坚持抵抗运动的战士。他无疑是在思索着使用暴力所付出的代价。

罗素1959年在《常识和核武器》中说：“如果两个集团之一是这样的狂热，宁可人类归于消灭而不愿作合理的妥协。在这样一种局势下，我倾向那个狂热较少的集团，如果心目中还有人类的福利，将宁可让步，而不是战争。”罗素当时将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希望美国能从欧洲首先撤军。他声称现在构成对人类最大威胁的不是野蛮人，而是“那些站在文明最前列的人”。“那些宁可世界毁灭，也绝不要让自己认为是‘不正义’或者‘邪恶’的制度和思想体系取胜的人是发疯了。”然而近半个世纪后，当年被西方认为是“邪恶帝国”的苏联已消失多年，核武器又有了新的用途——打击恐怖主义。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28日发布报告，建议政府使用核武器清除所谓“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的领导人。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近日报道说，美国政府在2005年预算草案中要求国会拨款2760万美元用于研究有效打击敌方地下设施的新型核弹。

“你们才是恐怖分子。”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兰提斯3月25在接受英国《每日镜报》记者安东诺韦克兹采访时说。对于安东诺韦克兹提出的，以兰提斯儿科医师的背景，让孩子们参与血和火的冲突似乎有悖“白衣天使”的使命，后者温和地辩解说：“我们实施自杀式爆炸的人中没有孩子，16岁已经是成年人了。”兰提斯说，“你看，我们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武装直升机。我们只能努力适应对方那种攻击，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抗争。”

而兰德公司恐怖问题专家布鲁斯·霍夫曼的话甚至会让人以为，马德里的爆炸声只是美国对恐怖主义进攻的炮火。“恐怖活动并没有让我们屈服，相反，我们对恐怖主义发起了一个国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进攻。”强硬的美国保守主义者试图通过唤起历史的回忆让“脆弱”的欧洲

坚强起来：“一个国家面对肆无忌惮的袭击变得更加果敢刚毅的例子比比皆是——‘9·11’事件后的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对付红色旅的意大利，以及最近遭受恐怖袭击的沙特、土耳其等国家。”

美国学者威廉·肖克罗斯在新书《同盟：美国、英国、欧洲和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国和英国出兵伊拉克作辩护，他说，萨达姆政权构成威胁的急迫性可以有争议，但这的确是一种威胁，如果让他继续掌权，那将是危险的。肖克罗斯指出，法国人和德国人无法站起来对抗伊拉克的暴君，“20世纪的历史两次证明，欧洲无法独自与极权主义抗争。要是没有美国，欧洲或许还在与纳粹主义合作或者受制于前苏联呢。”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评价马德里爆炸：“敌人刚刚引爆炸弹就向他们投降的做法将导致灾难。”

《商业周刊》最新一期发表了题为《打一场冷战》的文章，声称恐怖主义袭击是一场“原教旨主义势力与现代化本身之间的斗争”，并宣称斗争将“持续几代人的实践”。它以欣赏的口气回忆“最终共产主义被击败，不仅仅是美国压倒一切的军事实力，还因为美国创造了另一种经济和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