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产权交易：三套车拉得动国资大货?

（文 / 晓霖）

近日，国资委决定暂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和北京产权交易所作为试点，发布中央企业的国有产权转让信息，并由所在区域性产权市场组织相关产权交易活动。这让京津沪三地产权市场的总裁们激动不已，并开始憧憬着由此带来的美好“钱景”。

指定三地产权交易市场试点机构，最直接的利好是可以避免国有资产转让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以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不过，这似乎并不能解决目前产权交易所市场化和产交所布局失序问题，也不能回避国内产权交易市场监管失位问题，几经起落的国内产权市场仍然面临着巨大课题。

2．3万亿国资转让的诱惑

中央直属国有资产筹谋建立产权交易平台的消息，源于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去年6月对北京、上海、武汉、深圳等地的产权交易市场的考察。他在上海表示，国资委准备选择一个产权交易水准较高的产权交易机构，搭建全国性产权交易平台。这也是中央直属国有资产进行产权转让的交易平台。

据记者向经济学家钟朋荣了解，国有资本的进退目前有三个渠道，即产权市场、资本市场和“场外市场”。资本市场历来是国有资本进退的高端市场，但由于上市公司总体数量不多，而且交易门槛和成本都较高，因此市场规模有限；“场外市场”的交易带有强烈的自发性质，由于信息渠道的闭塞，“上家”和“下家”之间对话不畅，而且交易中的一揽子中介服务也必须自行解决，因此交易成本也颇高。国企产权转让过程中一个“雷区”就是资产流失，而产权交易市场公开挂牌交易、竞拍形成价格的交易机制克服了暗箱操作、私下交易现象，既维护了国有资产的安全增值。所以，无论从市场覆盖面还是服务全面性看，通过产权交易市场对国资进行战略性调整是一个大趋势。

根据2004年2月1日生效的《企业国有产权转让管理暂行办法》，国有产权交易杜绝“暗箱操作”，必须“入场交易”。与此同时，国资委产权局开始对各地产权市场进行评价、分类。这些讯息预示着产权交易市场面临着一次重新洗牌的契机。

国资委产权管理局局长郭建新3月2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选择产权市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选择这三家产权市场，主要考虑到它们成立时间较长，有较完善的交易规则，有较健全的监管体系、监管制度和相应的监管措施。郭建新还重申，规范是产权市场的生命。国资委要建立相应的评审制度，每年对这些市场从事中央企业产权转让的行为进行严格的评审，评审不合格的将清理出去，其他产权市场达到条件后也可以申请从事中央企业产权的转让活动。

此次被“钦定”试点的上海、北京、天津三家产权交易所无疑是全国百多家产权交易机构中的宠儿。有关人士也对能成为国有产权转让试点机构表示非常振奋，他们都对记者表示，这将进一步推动交易所业务的发展，为国有产权有退有进的有序流动提供更多的服务。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业内人士给记者分析：北京是绝大多数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决策单位的所在地，是批准单位所在地，又是注册地；这些企业很难避开北京去其他地区交易。天津是北方产权交易共同市场的理事长单位，在信息资源上有一定优势。上海更被认为是南方城市绝对的区域中心，同时也是中央直属国有企业的重要战略地，有巨大的地缘优势。“合计交易额占全国产权交易95％的京津沪三地入选是情理之中的事。深圳市也对建立全国性的产权交易中心充满憧憬，但无论是国有企业资源还是目前交易所的交易量，深圳都还难以望京沪项背。”她说。当然，国资转让的巨大市场为三大产交所做大做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据北京产权技术交易所总裁熊焰保守地估计：“目前中央直属的经营性国有资产有6．9万亿元，未来3～5年时间，至少有1／3的中央直属国有资产需要进行战略性调整。推算一下，1／3的资产至少有2．3万亿元通过产权市场退出，这背后就是巨大的商机。”

中关村技术产权交易所副总裁梁雨更是算出这样一笔账：“按目前十万分之一的挂牌费和1‰(买卖双方各0．5‰)的标准计提交易佣金，对产权交易所来讲，这就是块约有70亿元的市场。”这意味着中央国资的产权交易平台圈定在哪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有机会从中获取巨大的利润。

监管失位与事业制之惑

据悉，原定于今年3月由北京、上海、天津等地20多家产权交易所成立全国产权交易机构行业协会的计划，已经暂时搁浅。

一位参与组建行业协会的人士向记者透露，协会需要挂靠一个主管部门。产权交易行业协会原计划也挂靠国资委，但国资委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特设机构，不会对产权市场直接管理，而发改委内部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找不到婆婆，这事也就悬起来了”。

国资问题专家李保民认为，产权交易没有真正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监管制度没有真正建立。对现有的产权交易机构不仅没有统一的监管条例，而且没有一套监管体系。产权交易机构应该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从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并在此基础上组建全国性的产权交易行业自律组织，比如产权交易行业协会。但由于协会的“挂靠部门”至今没有着落，这一行业监管主体和监管制度不到位的现象还将持续。对此，经济学家魏杰更进一步认为：“国内目前的产权交易市场并不健全。”

他们还有另一层担心：虽然目前国有资产在产权交易所进行交易，但长期以来，国有产权主体缺位，没有人真正对国有资产负责任；如果产权交易机构不是一个透明的市场，就会像业内流传的那样，“以前搞不好，是个别的暗箱操作；现在搞不好，是成批的暗箱操作”。国家发改委产业与市场研究室副研究员隋学东赞同上述观点。他认为，缺少外部监督，则难免保证不出现“寻租现象”。

隋学东认为，产权交易机构的组织体系应该分三个层次：一是由国家部门的监管机构统一监管；二是其内控制度；三是外部对其交易主体的买方、卖方的舆论监督。同时，应该制订一个监督条例，做到法律上有依据、组织上有保证，分不同层次对产权交易机构进行监督。

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除了监管失位，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上海、天津这两家产权交易市场都属于“事业单位制”，而北京的产权交易所，却将完全进行市场化运作。事业制给人的感觉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公司制给人的印象却是全心全意地争取利润。所以，目前国内大部分产权交易机构都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但他们又是按照事业单位编制进行自收自支管理，因此必须自己计提交易佣金来挣钱养活自己。

隋学东认为这样的方式容易出现漏洞。如果是非营利的事业单位，就应该收支两条线，所有收入上交，其支出由主管部门按预算拨付。但是，目前这种自收自支管理模式，名义上产权交易所不以营利为目的，但该怎么收费还怎么收费，很难说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实际也很难做到不营利。而且，目前国内产权交易机构服务单一，通常只是在产权交易项目完成后，提供产权鉴证服务，简言之就是依靠行政命令盖章收钱，

很难给客户提供整合方案和服务。

因此，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对于产权交易所来说，事业制应该只是过渡形式，最理想的模式还是公司制。公司制交易所的优点是其本身不直接参与买卖，在交易过程中能保持中立，保证交易的公平。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进行，中国的产权交易所理应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和香港联合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一样，成为严格按照公司制设置的股份公司。“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入选，表明国资委对公司制产权交易所的认可。”他判断道。

另外，陈东琪还介绍说，产权交易市场应是全国性的跨产业、跨地区的统一设置，这种统一不仅指业务量、操作规则，其市场涵盖面也应是全国的。但是，目前很多地方的产权交易所或隶属于国资委，或隶属于地方财政部门，或在地方经贸委名下；各地交易规则虽大同小异，但各自为政。在国家还没有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前，仅靠产权交易所自身很难统一，也难以真正实现产权在全国范围内的规范流转。

但最近记者也向有关部门打探得知，国资委领导在视察时已向产权交易机构交了底：中央直属国有资产强制进场转让，不可能让产权交易机构“坐地收金”，因此，最终的交易费用不可能按照市场化标准计提，而很有可能是国资委与产权交易机构相互协商的一种结果。

钦定三家店，产交所布局是否失序

上海、天津、北京三地被国资委指定为所管辖的国有产权转让定点机构，是否令国内产交所市场布局更有序呢?

安邦集团首席分析员陈功通过E-mail告诉记者：“通常的产权交易一般是以中小型企业为主体进行的，因为大型企业往往有其他的途径进行股权交易，很少挂牌进行。而中国中小企业居多的地方是浙江和广东，将深广地区一并纳入长江流域，放在上海的产权交易所简直就是笑话，明显是一种失序表现。这种失序的背后是区域政治运作的妥协和结果，因为大家都想搞金融中心，这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正如国资委官员所说的，今后还会变。但会有怎样的变化呢?预计北京的会与天津的合并，而深圳则理应有自己的产权交易所。”

事实情况也是这样，不同区域的情况差异甚大。譬如，同是一个100万的纺织厂，在河北还是在上海就不可同日而语，各方面的差异，使得同一个厂不等价。河北省产权转让中心总裁王彪表示：“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关键是产权流动。全国6万家股份公司，只有1200多家在沪深两个全国性资本市场上流动，其他58000家股份公司上不了全国性的资本市场，非上市公司股权有序流转远未形成，而且仅靠三家全国性资本市场也是远远不够的。”

很显然，在我国产权交易市场目前仍处于培育和过渡时期，除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之外，各省的国有企业产权的转让不可能都跑到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地的产权交易市场去运作，更不用说大量的私营企业产权和科技成果所有权的流转，包括民营企业资产存量的出售和资产增量的股权融资，更不是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产权交易市场所能容纳的。经济学家钟朋荣也对记者说：“全国只有三个产权交易市场显然是不行的，应该每个省都有，尽量搞区域的、多元化的市场。否则，最起码信息就不透明，增加市场的投机性，而且不方便。”

产权交易市场有利于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