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东京》

（文 / 小于）

<spanhelvetica neue',="" helvetica,="" arial,="" sans-serif;="" font-size:="" 14px;="" font-style:="" normal;="" font-variant:="" font-weight:="" letter-spacing:="" line-height:="" 21px;="" orphans:="" auto;="" text-align:="" start;="" text-indent:="" 0px;="" text-transform:="" none;="" white-space:="" widows:="" 1;="" word-spacing:="" -webkit-text-stroke-width:="" display:="" inline="" !important;="" float:="" background-color:="" rgb(255,="" 255,="" 255);"="">电影《迷失东京》剧照  

《迷失东京》这个汉语片翻译得非常糟糕，影片的英文原名是LOST INTRANSLA TION，translation，常用的汉语对应词为翻译、转化。导演和编剧索菲亚·科波拉用这个词，不仅意指两个美国人在日本的处境，也想说明男女主人公在个人生命过程中，也处在一个模模糊糊的转化阶段，这种处境和转化让他们觉得不舒服。

美国评论界喜欢这部电影，它既能像欧洲电影那样细致传神地描写个人的情绪，又没有欧洲电影常有的拖沓自恋的毛病，总而言之，做到了形散而神不散，整部电影圆熟流畅，是很可看的一个小品式的电影。热门电影，无论是《我盛大的希腊式的婚礼》，还是《像贝克汉姆那样踢球》，都经常非常浪漫地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同文化双方的做法非常像李安对中国人行事原则的总结：双方各自退一步，然后皆大欢喜，该结婚的结婚，该接吻的接吻。索菲亚·科波拉没有那么浪漫，在《迷失东京》中，文化的差异就是一堵玻璃墙，夏洛特就经常坐在酒店的窗台上，隔了玻璃去看灯火辉煌但跟她没有什么关系的东京。被隔在玻璃墙里的鲍勃和夏洛特不由自主地拥抱在一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倒被衬托得温馨而伤感。

鲍勃·哈里斯，一位过气的美国电影明星，到日本为三得利酒拍广告，工作时间短，报酬高。远在美国的妻子跟他联系频繁，但不是为了家里的地毯颜色，就是很快叫孩子跟他说话，连他的话都不听完就挂电话，鲍勃只能自说自话：“我爱你。”但鲍勃跟日本人简直连话都说不成，他去拍照片，日本人的英语支离破碎，他只得连猜带听去体会。广告片的导演根本不说英语，他说一长串的话，到了翻译那里只剩了一句：让他把头转过来。鲍勃再三问翻译他说了那么多，难道只有这一个意思？交流极端不畅，让鲍勃脸上怒气一闪。比尔·默瑞这一段的表演非常精彩：一个疲惫的、强打精神的、忍着怒气的好莱坞过气明星。

索菲亚在《迷失东京》填进去很多在她看来很值得注意的、关于日本的种种细节，比如日本人爱送小礼物，爱唱卡拉OK，爱打电子游戏，和完美的彬彬有礼的举止，还有就是日语。英格玛·伯格曼在他的传记《魔灯》中

提到他拍摄的《沉默》，“片中讲述了两姊妹和一个小男孩旅行到一个充满敌意的陌生城市”，他特别提了一句：“他们不懂当地的语言。”在语言隔膜的异地，很少有人会像罗兰·巴特那样，去享受这样的环境——他到日本也听不懂日语，他会觉得晕头转向，但一切都失去意义之后的空灵境界让他体会到了特别的自由。但一个要看路牌、想极力在对方的语言里读取信息的普通人，焉能不焦虑。或许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的意思再延伸一下，美国作为最强势文化的命门就在于，他们更不了解其他文化，鲍勃的焦虑也就是美国文化遇到其他文化时的焦虑。

只是在这部电影里，看不出索菲亚对日本文化的兴趣，她把两个美国人打扮得像落魄的精神贵族。看过《沉默的羔羊》的人，也许记得朱迪·福斯特扮演的女特工进电梯时的那个镜头，弱小的她周围身强力壮的男特工都几乎高出她一头。而在《迷失东京》中，也有一个类似的镜头，鲍勃进了电梯，周围的日本人都比他低差不多一头。而比尔·默瑞其实没有那么高，实际上只是1.84米而已。这有点让人怀疑，这样的高矮安排是导演刻意为之，不过是为了强调一种优势。相比之下，《最后的武士》和《杀死比尔》对日本文化则是仰视和景慕的态度，乌玛·瑟曼杀人的刀得由日本高手制造。也许就是索菲亚·科波拉对美国文化这种自怜和自恋的态度打动了很多美国人的心。

鲍勃为了夏洛特，愿意在东京多待两天。但分手的时候还是到了，鲍勃在人中群叫住夏洛特，在她耳边说了一些什么。这些话仿佛为他们带着暖意的暧昧关系画了个句号，但谁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这些话说着多余，不说又仿佛让人的心始终安稳不下来。这样的结尾还算能让观众觉得欣慰一些，两个孤独的人总要得到点什么吧。 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