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只有妈妈好

（文 / 沈宏非）

古人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此言虽不足信，但是有些书倒是真的可以把人给读“高”了。

书的类型多种多样，人却只分好坏两类。世上的好人和坏人，却都有写传记或被写传记的机会和权利。因此，好人的传记和坏人的传记，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至于什么算是好的人物传记，何者又是坏的人物传记，钱钟书先生尝借虚构的“魔鬼”之口下过这样一个定义：“为别人做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不妨加入自己的主见，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反过来说，作自传的人往往无自己可传，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的老婆、儿子都认不得的形象，或者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的自己，你得看他为别人做的传；你要知道别人，你倒该看他为自己做的传，自传就是别传。”

就广义的写作而言，“自我表现”或者“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其实也很常见，在某种意义上，著书立说这种勾当，无非“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但是，就狭义的阅读，尤其是对于传记类图书的读者来说，魔鬼所言的那种情况，就容易把人读拧，继而把人读“高”，最起码，不能被视为一本“阅读友好”的传记——无论如何，若按钱氏“魔鬼标准”，以2003年下半年度出版之“艺人传记”的两个代表作为例，不难发现，冯小刚导演所著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显然应划归“作自传的人往往无自己可传……东拉西扯地记载交游，传述别人的轶事”之类。作为一部自传，作者不光解剖自己来给大伙解闷，还东拉西扯地记载并传述了他与王朔、葛优、冯巩、陈凯歌、姜文等人的交游及轶事。用张国立的话来说：“他还大义凛然地把我们圈里这些人的心态也表现了。”我的读后感是，作者不仅大义凛然，而且大公无私，即不但写自己，也写别人，甚至透露了他与太太之间细节丰富的一大堆隐私。说什么大义凛然，道什么大公无私，简直就是大义灭亲的干活。就冲这个，20集电视连续剧《青衣》我一口气看了三遍。

相比之下，“星妈”与“星妹”合著之葛优传记《都赶上了》，作为一部“别传”或“她传”，却不可列入“借别人为题目来发挥自己”之类。

娱乐圈的“自杀”和“他杀”活动在2003年度攀上了历史巅峰，与此同时，娱乐界人士出版的“自传”和“他传”，也在同一年度里双双达到了高潮。不幸的是，以上这些事情让我“都赶上了”。然而，赶在2003年年末问世的这本《都赶上了》，无论从写作还是读书的角度来看，皆堪称上乘之作，反正，我个人已将《都赶上了》的问世视为不幸中之大幸——两位女作者极其难得地未犯传记写作“魔鬼标准”之秋毫，夺的是葛优之酒杯，浇的也是葛优之块垒，娱乐性之丰富，庶几可与葛优的表演相提并论。

除了“自传”非得自己亲自动手动口或非得假装亲自动手动口不可，“他传”的作者在身份上来得复杂得多。不但记者写得，秘书写得，职业传记作家写得，而且老婆写得，老公写得，前妻写得，前夫亦写得，甚至连阴阳相隔，八百根竿子也打不着之人亦写得。我因而觉得，传记写得好不好看，主要取决于作者和传主之间的关系。据冯小刚在自传里自供，当他把贼眼盯上了北京人艺的当家花旦徐帆之后，心中反复默念者系以下“冯式格言”：“我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迅速把关系庸俗化。”传记写作的有戏与否，大概亦跟作者和传主关系之庸俗化程度成正比。通常，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故“自传”的品质不提也罢；至于“他传”或“别传”之人物关系，即使人人写得，天底下至今仍以妈妈写的最是无敌。当然，老妈和老妹联袂挥毫上阵的，就更是难得一见了。

妈妈写儿子，具有任何人都难以替代的绝对优势——真实、贴近、深入、私密、了解……等等等等，此等传记读者之共同期待者自不消说，这种“母权优势”的绝对性尤其在于：真实、贴近、深入、私密、了解……等等等等，绝非只言片语，雪泥鸿爪，其压倒性的优势，乃在于“全程”或曰“全场紧逼盯人”。也就是说，葛优在台上如何演戏，台上怎样为人，等等等等，这个不一定非要看葛妈妈写的，就连葛优的小名叫做什么，怎么谈的恋爱、怎么结的婚——这个，葛优自己也能写。不过，如果要追溯到零岁葛优之最原始的初始状态、比如星妈在孕育明星时的体重和精神状态，明星在娘胎里是怎样表演踢腿伸胳膊以及“准星爸”附耳于“准星妈”肚皮之上陶醉地说了些什么，等等等等，若不读“造星者”亲自写的传记，就算绷紧你浑身上下的每一根八卦神经，依然是不得要领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世上只有妈妈好——后一句，对葛优以及葛优传记的广大读者同样有效。农历新年将至，藉此恭祝《都赶上了》的作者和被作者新年大吉，母子平安。 世上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