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和的三年

（文 / 金焱）

陈忠和最早因女排而受到关注是在1981年前后，当时在国家体委宣教司工作的鲁光在采写后来广为流传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他对陈忠和的印象是“很腼腆的一个小伙子”。陈忠和那时从福建队退役后被调到中国女排当陪练，“他很谦虚很踏实，整天扮演‘打手’的角色，扣球扣得人都爬不起来，女孩子们都恨他”。鲁光在电话中向记者回忆这些时感到很遗憾，“我写女排时专门有一部分叫《女儿国中的小伙子》，就是讲陈忠和，但是每家报纸发表时都会把这一段删掉。”

几乎从那时起，陈忠和就生活在女排光环下的暗影中。在22年间，他为8任中国女排主教练担当副手，直至2001年2月2日出任中国女排第9任主教练。坐上这个位置时，陈忠和发现排球的天地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了，他看着在场上轻松地踢足球的女排队员说：“我觉得1980年是中国女排最好的时候，那时候世界排坛基本上是三足鼎立，而现在中国女排竞争对手非常多，国外慢慢对排球重视起来，水平也在逐渐提高，现在有十支强队角力。同那时不一样的还有：现在都是职业化了，都在吃排球这碗饭。”国内的难题则是，“袁伟民离开后，教练换得太频繁，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这对整个球队的稳定性不好。”

从幕后走上前台，陈忠和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不信任。几经沉浮后，11月21日他对记者回忆那段时光仍不免感慨：“我碰到过很多事情，家庭的事情，事业的事情。但真的到2001年开始组队了，名单一出来我就开始受攻击。在当助理时压力没那么大，当了教练，所有攻击对象就都是我了。”“尤其女排在悉尼打得不理想，媒体就说我是败将的副手。第一年和每次大赛回来都会收到一些信，很多都是骂我如何不对。后来我就只看有署名的来信，那些字写得乱七八糟的又没有署名的我就不看。”

陈忠和在乎别人对他信任与否，但那时他面对质疑的选择是，“我很在乎我的球员对我信不信任，其他人我不在乎。”球员成为让陈忠和找到信任、实现梦想的重要载体，他为此划定的时间界限是“到2004年”。

姑娘们正在进行体能训练

“我最主要的考虑是2004年，4年的任务很明确—这是一个奥运周期。”第一步是人员挑选。陈忠和说他根据联赛的情况、年龄结构、打球的技术风格特点等选队员，有一点他没有强调，但似乎更为重要：从管理的角度确立自己的威信。“到2004年这些人的年龄应该在25到26岁之间，这是她们最成熟的时候。其实一般人组队时都用老队员，我觉得用老的满难的，她们在前两年，特别是第一年水平会比较稳定，再下去就难讲了。另外我与她们思想很难沟通起来，而且老队员你不好说她怎样，不像年龄小的我们相差很大，毕竟有一个隔阂。老队员年纪比较大，管理上也增加了很多难度。我怕走弯路，所以也就豁出去了。”

陈忠和不是一个有人生规划的人，但他对自己的几个角色都很满意，“我没带队时当陪打，当助理教练，到现在当教练，我一直都会让我的上级满意，这样我才可以留得下来，一般主教练换了，副手也要换，大家都觉得我比较实干，干得很踏实。…‘陪打我就干了七八年，在陪打这个角色中，我觉得我最优秀。陪打需要很强的技能，要模仿，要训练，要有手上功夫。比如说扣球，球要打得准，时机、难度也要掌握得好。如果我这个球抛到10米远，队员竭尽全力还能够到就最好，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扔5米、12米都不行。”陈忠和的这一点被很多接触过他的人评价为“聪明”。

陈忠和说，他当教练时脑子里有一个设想，“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对她们在哪一个位置也会有所考虑。比如在选二传时，我比较满意冯坤和白云；主攻是杨昊、张静和周苏红；副攻是亚男，她比较全面。”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中国女排历史中平均年龄最小、平均身材最高的新女排。

中国女排领队李全强对记者说，我们当时定下来要全面，打得要快，进攻点要多，指导思想和目标都很明确，可是往这些女孩子身上一放，根本就不行。“她们基本功都不好，按理说到国家队应该从战术配备、组合练起，但不行，对她们还得像小孩子一样从头教起。”“最早老女排的防守是一流的，但后来退步到落后于韩国、日本。所以我们在一传防守上下了很大功夫。我记得当时队员的脚有的是死死地盯在地上，气得我们问她们是不是在给地面胶做广告。”

陈忠和说组建新女排很重要的一步是训练。“我们在第一年就是苦练基本功，发垫扣拦传这五项基本技术上我们下了很大功夫，这几年排球整个在发展，规则也在慢慢变动，但最基本的传球垫球没有变化。我的训练方法在组队时就提出来，就是队伍要全面。每一个人的技术一要全面；二要快速，亚洲人高度不高，身体条件不如人家，就要在快速上让别人不适应；三要多变，四要以多打少，这就要解决每个人的问题。”

刚夺得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刘亚男、杨昊，11月24日回到省队参加辽宁女排日常训练

“到了第二年主要进行整体的组合，第三年就是讲求质量。我要追求成功率，平时我在一攻拦网上有5—6个球要一板扣死，其他可能要达到8个，这个数字在第一年可能少些，第三年就要增加。”李全强形容那段时间，“没有天亮的时候离开的，上午的训练时间从早8:30到中午12:30，但完不成任务不能离开，有一次一堂课上了7个小时。”

转折点在2001年江苏太仓的四国赛上，李全强说：“这是第一次比赛，大家心里都没谱。这个教练选得对不对，训练对不对路子，这些队员行不行，更关键的是教练与队员之间能不能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

这一次四国赛中国女排击败了多年未击败过的古巴队，并夺取四国赛冠军。“第一年下来，我们的士气和自信心都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陈忠和也确立了在中国女排的位置。李全强说，在队员中，他们是“政令贯通”。

被称为魔鬼式集训的郴州和漳州训练也是陈忠和最难过的日子，他说：“我们的冬训时间非常长，强度密度都非常强，这三年间，冬训到了后期都非常难熬。那段时间我一想到明天的训练，就非常难受，人确实有一种到了极限的感觉。你想，每天都七八个小时，非常枯燥，只是球馆、场地、餐厅三点一线，时间一长就很烦。”

枯燥之外，人的因素更能左右情绪的变化。李全强说：“人有惰性是正常的，况且那么大的量，我们一练就是120天，礼拜天也是到下午3:30才可以出去，晚上7点又要回来。她们也大都是80年代以后出生的，没吃过什么苦，这样练下来肯定会有畏难情绪，有的伤病时间长了也不想干了，有的是成绩练不上去，自己跟自己着急。我们最怕她们不说话，我们要求她们正常情况要喊要叫，如果她们都不吱声，训练就一定要停止。”这些情绪最终都会传递给陈忠和，他说：“每天总是围绕这些东西：队员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矛盾，队员的惰性，队员情绪不好练不下去，每天都应付这些，每天没有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李全强评价陈忠和：“在训练场上抓得比较严，也敢于撕破脸皮，到了下面沟通得比较多，抓得比较细，针对性比较强。”“比如他抓身体训练就抓得很好，想了很多办法。我们这次比赛打了11场球，按这个运动量过去打到中间就打不动了，就开始用这个营养那个营养地补起来，我都觉得可笑，但这一次我们的队员就一点事都没有。”

在这些点点滴滴的细节中，陈忠和重新竖起了中国女排的光环，他说：“一个人的眼睛可以表达一切，我最怕的是她们眼光发散，那样她们练不好。而我最喜欢看到的是，她们眼睛全部集中在排球上时的专注。”

老女排后记

老女排后记袁伟民：主教练，现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邓若增：主教练，1985年进入国家体委训练局咨询委员会。1997年组建重庆必扬邓若曾女排俱乐部，现已退休。

郎平：主攻手。后继任过国家队教练，目前在意大利执教。

曹慧英：副攻手。退役后人北京体院，毕业后她分到国家体委。1985年任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副总经理，90年代初，她同丈夫殷勤及夫弟殷俭自办公司，她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开办了国际文化体育发展公司和美国中国娱乐公司，还任中美鹰戈飞艇有限公司总经理。

孙晋芳：二传。1981年、1982年被评为全国十名最佳运动员之一。1984年被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1984年任江苏省体委副主任，后为江苏体委主任，现任国家体彩中心主任。

陈招娣：二传接应。1981年、1983年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任职于总政文化部。1989年初，海南省文体厅副厅长的正式调令到时，中国女排重新组建，国家体委借调她去当领队。1992年底借调期满，陈招娣重回总政。现任总政文体局局长，肩扛两杠四星，队友们简称她为“陈大校”。

张蓉芳：1984年12月被任命为四川省体委副主任。1986年，离世界锦标赛不到半年的时候，正忙于做毕业论文的张蓉芳，突然接到赴京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命令。1987年，张蓉芳调任国家体委训练局副局长，先后分管过排球、跳水等项目和其他工作。1998年至今，张蓉芳在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任第一副主任。

杨希：退役后出国念书，后在海南开发房地产，90年代来北京发展，她从事的房地产项目“贡院六号”每平方米售价超过万元，被誉为“老女排首席富姐”。

周晓兰：副攻。现在美国经商。

陈亚琼：副攻。退役后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宣传文体部副部长。

梁艳：副攻。是老女排中惟一一位经历过五连冠的运动员。退役后读书，然后“下海”在一家体育产业公司供职。

张洁云：二传。现在江苏省体育局负责外事工作。

周鹿敏：“小孙晋芳”。现在在上海队执教女排。

候玉珠：主攻。目前在福建省体育局竞赛管理中心担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