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姑娘”精神影响力的再现

（文 / 金焱）

三联生活周刊：您怎么看待作为运动的排球？

徐利：体育也是一种文化。就目前的排球而言，大家比较欣赏排球的美，从动作、组合上排球的节奏感都非常强，动静变化非常快。我说：“球的飞行速度有多快，球员攻防转换的速度就有多快。”球发过去是一个“哆唻咪”，回来又是一个“哆睐咪”，激烈起来摸爬滚打，发球则是静止的，所以从欣赏角度排球还是不错的运动。但是好看并不一定好玩，它对技术的要求很高。

徐利（photocome）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人对排球有一种特殊感情，您又怎么看待作为“夺冠”项目的排球？

徐利：这一次中国女排夺得第九届女排世界杯赛冠军，影响很大，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有一个历史情结在里面。这是从我带这支队伍本身，包括做了这么多年排球工作的角度总结的。22年前女排夺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女排是一个积极向上、很有正面形象的代表。她们展现了一种精神力量，这种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体育范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前提，国人才期望能再现这种影响力。今年再次夺冠，在大家高兴的背后，是他们看到了一种精神面貌的再现，人家需要看到这种精神面貌再现。在22年前我们曾有过这祥的辉煌，有这样一个情结在大家心中，可是这个惦记又太久太久。

三联生活周刊：当这种精神面貌再现后，从国家的角度看，女排所获得的肯定是否与22年前一样？

徐利：这一次我们回来后也是很受重视。国务委员陈至立、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顾秀莲专程赶到训练局看望女排，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国家体育总局分别为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授予荣誉称号。毕竟是这支队伍从2001年组建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三联生活周刊：女排在17年前被提高到政治的高度，现在有人说体育不用再肩负体育以外的东西了，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徐利：在我们国家竞技体育取得成绩永远与政治分不开，可以说其他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常说的“为国争光”就是竞技体育肩负的一种责任。体育不是纯的政治，但体育是政治功能的一种存在，在我们国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有一种需要，所以女排不只反映了几个人的问题，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的竞技水平。是竞技体育就必然要这样。

三联生活周刊：站在纯体育的角度，这一次夺冠和中国女排历史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徐利：现在取得冠军只是一个开始。中国女排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6年到1986年，这个时期中国女排达到了一种辉煌。

1986年后的这17年从总体上算是一个阶段：“跌宕起伏”—先有一个下滑过程，从1987年到1994年，冠军没拿到，成绩直接滑到了第七八名。我记得1988年第24届奥运会时女排还是第三名，1990年世锦赛是第二。但是到了1994年世锦赛，就从二三名的总水平直落到第8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请郎平执教，从1995年到1998年队伍又回到了二三名的样子，1996年的奥运会和1998年的世锦赛都拿到了亚军。不过到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我们是第五，这说明我们女排的实力水平已经下降。我粗算了一下，在过去的17年中我们经历了4次奥运会、4次锦标赛、4次世界杯，这12次世界大赛，我们得过第二、三、四、五、七、八，没有得过第六，也没有第一。第三个阶段应该从2001年新的教练、新的班子组建算起，这是新历史的开端。

三联生活周刊：对这样一个以冠军为开端的女排，我们是否有一个预期？

徐利：明年奥运会的任务我们还没有最终确定，我是指从工作角度还没有定下来。原来我们说的是“站在领奖台上”。2000年我们做了…个排球发展的8年规划，当时北京申办奥运会还没有成功，所以与2008北京奥运会只是一个巧合。我们没有做4年的，也没有做10年甚至20年的，因为我们觉得从竞赛周期与人才培养上，8年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的。原来是说2004年“上一个台阶”—我们的意思是站在领奖台上，回到世界一流强队的队伍中去。从实力上来说就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从成绩上应该是进入奖牌榜，名次上进入前三名。在2004到2008年这个周期获得超强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这样看，2004年能否夺冠反而更充满戏剧性也更牵动人心？

徐利：事物本身有它自己的规律，现在她们是具备了一流水平，应该达到冠军这样的目标。但是有一个实力的表现过程，得第二或者第三又怎么样？没有这样一个说法，“不是第一就是失败”。我们注重的是队伍要去拼搏。冠军是我们的一个努力方向。对明年的表现，我觉得我们的新女排只是具备了“争取”夺世界冠军的能力，还不具备“绝对夺取”世界冠军的实力。“绝对夺取”—比如我们的老女排，比如古巴，连续9次的世界冠军，这就是“超霸”，实力是不可撼的。而我们和世界上几支队伍都具备这种“争取”夺冠的能力，中国女排在各方面要做得更好一些，有所进步才会有这种“夺取”的可能性存在，而最后表现又是多种因素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