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财富不等于影响力

（文 / 朱文轶）

三联生活周刊：每年的富豪榜都会有人进进出出，对于今年上榜的富人，你有一个什么样的整体印象？

胡润（李江松摄）

胡润：今年的榜单上有40个新面孔。44.5岁是今年我们榜上企业家的平均年龄，榜上百人的资产总额达到1907亿元（2002年为1577亿元），相当于去年中国GDP的2％，平均每人19亿元。今年榜单的门槛为9亿元，再次见证了1999年以来的惊人增长。1999年时，榜单的门槛仅为5000万元。之所以有那么多新面孔，除了中国民营经济自身的迅速发展外，还因为中文商业媒体的进步和民营企业借壳上市的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些都拓宽了我们获得信息数据的渠道。中国民营企业家成长迅速，我们榜上的企业平均用11年的时间达到了现在的规模。其中成长最迅速的当属盛大网络的陈天桥，他1999年才开始创业。其实这次百富的主体是中国的第三批富人，也就是“十五大”以后的那部分人，他们多数是1997年以后开始创业，环境对他们来说比较稳，投资也表现了稳定性和持续性。

尽管与房地产相关的企业在榜上占主导地位（58％的榜上企业以房地产或与房地产相关的建材、钢铁、瓷砖、木质地板、基建等为主营业务），复苏的IT业也令人注意。丁磊和陈天桥都是今年新上榜就进入前十名，我注意到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在最年轻的十个上榜企业家中，有五位涉足传统的钢铁行业。

就地区性而言，我们榜上22％的企业家将他们的集团总部设在广东省，金融中心上海（14％）、北京（11％）、香港地区（8％）和浙江省（8％）也非常有竞争力。尽管广东长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省份，那里的企业家都刻意保持低调，但今年在我们榜上，上海地区的企业家拥有的财富总量是最多的。如果从榜上企业家的出生地来考察，东部沿海地区的最多，占32％，之后是中国北部和南部。

三联生活周刊：我注意到百富中绝大多数是没有上市的民间企业，如何了解它们的收入和获利可能是你一直的难题。

胡润：一般来说，我们依据一个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就是将这些企业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的收入利润等相比较。这在中国的确是个难题，百富中的大部分企业都同时涉足多个行业，如“远大”的老总，他将资金投入很多多元化的市场、多元化的行业，这给寻找到一个好的行业坐标带来了困难。我们团队在一年中尽力寻访中国大陆最富的一些人，其中还有一些人，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拥有的财富肯定能登上百富榜，但因为公开信息缺乏，我们不得不谨慎处置，最终没有将他们上榜。但我们榜单的门槛设在9亿元，这个数字不大可能通过一两桶金或者悄悄的个人交易就能轻松获得。正因为此，资产庞大的企业家们越来越难避开我们的注意。

三联生活周刊：《百富榜》之外会有一系列的子榜？以75亿雄踞百富榜之首的丁磊为什么在你的“权势榜”上没有出现？

胡润：其实这是我今年更想表达的东西。将排行榜的意义仅仅局限于某某人今年有多少钱、明年又有多少钱并不是我的初衷。甚至可以说，我对排行榜上的财富数字其实并不看重。在前几年的工作中，我发觉，中国人的反应更多集中在财富数字本身，比如谁是今年第一名，有多少财富，第一名的财富又增加了多少。这当然是一种很正常的反应。但在美国，人们对于谁的具体财富有多少似乎并不在乎，而更在乎谁今年做了些什么，选择了一些什么新行业，他们的选择对自己是否有指导作用，这些故事性的话题反而是人们关注的焦点。这是评定综合财富实力的另一个坐标。从股票市值来看，丁磊确实是首富，这不容置疑，但网易的纳税情况和规模其实都并不算大，丁磊的政治地位几乎为零，所以从另一个坐标来看，丁磊的财富影响力显然不及荣智健，不及鲁冠球。

在我还在“安达信”工作的时候，我就问身边同事一个问题：“谁是中国的比尔·盖茨？”没有人能回答上来。其实并不是中国人没有钱，而是有大量的中国富人还没有用钱去置换责任和社会地位，这会削弱他们所拥有财富的影响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如何界定财富影响力的概念？

胡润：拥有财富有四个责任，一是纳税，二是给很多人提供就业机会，三是开发新技术，四是给更多的人带来自信，让你所在的地方、你的国家以拥有你为荣。我们在排定“权势榜”时的选择标准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政治影响力、国际影响力、在民营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在所处行业中的战略地位、企业纳税和销售额、为多少人解决就业、媒体关注度。这个榜更强调企业影响而非个人财富，这就是我说的另一个坐标。

其实中国的民企正承担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榜上企业中员工数量最多的是德隆集团，其旗下所有员工达10万之众。纳税最多的是吴鹰的UT斯达康，它2002年仅在国内的纳税就达到12.5亿元。这些是百富榜延伸的信息和我在中国这几年观察中对财富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