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阿城

（文 / 朱伟）

1984年，阿城住在北京德胜门内大街253号，从厂桥的十字路口往北，一个大杂院里好像是往北一直走到尽头的一间屋子。屋子朝西有门、有窗户，南北都邻着别家；东边临街很高处有一扇小窗，街上有车开过，那堵墙好像会整个跟着颤抖。屋里光线很暗，除了西晒阳光占据时候，好像都要开灯。

阿城因1984年在《上海文学》发表《棋王》而广为人知，其实之前他在文坛已混过十来年，70年代就参与了《今天》活动，然后在画画圈子里又是“星星”画派成员。他的《棋王》原是《北京文学》的退稿，那时候文学刊物禁忌还比较多，退稿原因是此稿写了知青生活中的阴暗面。当时北京有一个文学圈子，未被社会认可、有探索性的作品往往会从各种渠道流到李陀那里，请他鉴定，像辨认真假文物一样，由他再推荐给各等编辑。李陀因此也就有了“陀爷”的称呼。《棋王》就是经过李陀、郑万隆而输送给了当时《上海文学》的杨小敏，王蒙曾为这稿子没被《人民文学》抓住而嗟叹不已。而实际上，当时发表的《棋王》也是把结尾删改过的，删掉了王一生最后甘愿放弃到省城棋队，自愿留在地区，因为他认为，“吃好了比什么都强”。这种灰调子当时被认为有倾向问题。

我1984年认识阿城时候是冬天，第一次找到他家是晚上，大杂院很黑，挨家挨户问，好不容易找到那间小屋。屋里吊着白纸糊灯罩里一盏昏黄的灯，阿城坐在暗黑处，中式棉袄，头发很长。屋里用《棋王》所用描写，实在是“乱得不能再乱”，地上到处是陶罐，挂着的都是陕西民间工艺。那时手锈的鞋底、泥塑狮子都是上档次东西。屋里挂着一幅中堂，上书三个大字“法无法”，然后是郑板桥的条幅“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1984年阿城一边写小说，一边还在办一个公司。那时候是个人都要办个公司，大家流传的说法是，天上掉块石头，砸死的肯定是个皮包公司经理。他公司的狐朋狗友每晚11点之后都要到他家里聚会，然后他自称散伙后才可坐下写东西，等街上有人声时再打着哈欠睡觉。那时候没有呼机、手机，一般情况下找他不是晚上公司聚会之时，就得早上9点他起床之前。我每每早上骑车到他那里，总见他头钻在被窝里蜷缩着，从被窝里传出的声音总是：“讨债的又来了？”1984年阿城好像是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几番武艺一起抡。他最好的朋友是贵州的尹光中与南京的朱新建，与伊切磋的是烧土陶，他好像自己建了一个窑，做傩戏面具那样的东西，高行健后来排《野人》就是他们设计的舞美。尹光中的烧陶粗犷地夸张变形，讲究一种原始的力度。与朱新建，则是切磋春宫画里的文人气。朱新建的画，现在说法是追求艳俗，画的女人往往头大脚小戴红肚兜，一副慵懒姿态。阿城津津乐道的就是从俗人俗事中来寻找“真味道”，而俗事中最饶有趣味者自然是对女人的把玩。当时他以玉来比喻对女人——温婉、含蓄、缠绵，更是千回百转。

阿城当时的反应极其敏锐，是个聪明至极之人。王朔在后来曾经写文章说，北京这个地方每几十年就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年养成的精就是阿城。1984年时候我对阿城的佩服是他从摄影、绘画、音乐、笔记小说到吃喝玩乐的各等技艺，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精；从意大利歌剧到京剧、京韵大鼓；从八大山人、石涛再到卡拉斯、小彩舞，几乎样样都有积累都能说出名堂。80年代北京文化圈，大家时间还有富裕，聚在一起天南海北闲侃的机会还比较多。阿城在《棋王》发表之后，总是每档侃席中的主角。他的好处是说起什么都不动声色，等大家被他逗得前仰后合，他还是不动声色地问，“有那么好笑吗？”我读马立诚后来的一篇文章，说有人称他在北京听阿城侃了十年，没一夜说的内容是重复的。这显然有些夸张，但阿城读书之广及读后咀嚼积累下来的东西，也确实非一般人能比。

1984年的阿城也许因为睡眠不足也抽烟过多，总是面有菜色的样子。早上屋里案上经常遗留着昨晚剩下的熟食与啤酒瓶，那时阿城在家里吃得最多的就是面条。他告诉我，他家里的门从来不上锁，朋友们来了，他即使不在也自由进出，乘兴而来尽兴而去。我比较深的记忆是，门开着，屋里空无一人，过一会阿城推门进来，手里就托着一斤面条。据他自己说，因为没锁门，他家里曾被贼偷得“一塌糊涂”，他笑说贼偷走了夹在《金瓶梅》里的存折却没拿走《金瓶梅》。

现在想想，那时候阿城的成功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了“反其道而行之”、“九九归一”的重要性。他说《棋王》的成功只不过别人都在“化腐朽为神奇”而他在“化神奇为腐朽”，大家都用功于“神奇”时他反过来找出了“腐朽”。他入迷的是表现“无相者于相而离象”，那时候《五灯会元》已经成为圈里谈论的时髦，但多数人还不理解“法无法”的真正含义。

1984年我与阿城的密切交往好像延续了半年多，他给了我《孩子王》，然后又给了我《遍地风流》的最早三篇。他原来计划写八个王，把云南插队故事集成一个集子，书名就叫《王八集》。但《棋王》、《孩子王》之后只写成了《树王》、《车王》，而且后两篇的质量远不能与前两篇相比。《遍地风流》原计划写一百篇，写尽普通平凡人生中的风流，但最后写成只有十多篇。到1985年下半年，他开始被滕文骥、谢晋拉去写剧本，以他自己的说法，“因为写小说挣钱太辛苦”。他说，“我本身就是个写字的手艺人，写字目的就是换钱贴补家用，我有嘴我老婆有嘴我小孩也有嘴。”想起来，作家离开文学而到影视中去挣钱是由他始，而他当时认为，“大至中国，衣食是绝顶大的问题，先要吃饱，再谈其他”。

《孩子王》刊载于1985年2月号的《人民文学》，从它开始了1985年《人民文学》关于小说表现形态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