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暑

（文 / 沈宏非）

1934年8月，老舍先生在《论语》第46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避暑》：“英美的小资产阶级，到夏天若不避暑，是件很丢人的事。于是，避暑差不多成为离家几天的意思，暑避了与否倒不在话下。”

2003年8月，读报读到这样一则消息：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今年夏天有两成意大利人没钱出国度假，他们中间5%，也就是300万人，于是收拾好行装，把花跟狗送给邻居照料，假装跟亲友依依惜别之后，转身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放下窗帘，打开电话语音留言，开始“家里蹲”度假，天天看电视，听广播，尤其不会放过他们“已经去度假”的那个国家的消息，同时仔细阅读事先买好的旅游手册，以免“回国后”跟亲友聊天时露出马脚。看完电视就拼命健身，用日光浴灯把皮肤照出古铜色，每顿饭只吃事先在冰箱里塞满的食物，还不忘上网去购买那个国家礼品以备馈赠亲友。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这是劳动；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果，冬迎雪——这是生活，或曰“休闲活动”。四季里来的迎送生涯各有乐子可找，最苦的却是夏季，只得一个字：避。跟“赏”花、“迎”雪、“采”果以及今日之“防暑降温”相比，彻底放弃人的主观能动性，消极得一塌糊涂，连调戏的意思竟也荡然无存。“凡人身处此候，皆当日日防病，日日忧死”(李渔)。“暑气”被视为一股“恶气”，“伏日进汤饼，名为避恶”(《荆楚岁时记》)。“避恶”者犹如避秦，避暑者庶几类同——惹不起还“避”不起不成？当然，一旦像那300万意大利人那样遭遇“惹不起”又“避不起”的尴尬局面，最后惟有将“冬藏”提前两季，躲在家里玩Soho式避暑了。

就今夏的欧洲气温而言，在整个“假装避暑”期间，24小时拉上窗帘，全天候不能开窗，这哪里是避暑，分明是在避人。“死要面子活受罪”永远是全世界小资产阶级难改的共同本性。就连70年前在文章里无情嘲讽英美小资同时骂中国小资模仿英美小资大搞“避暑”活动为“装蒜”的老舍先生本人，照我看其实小资的尾巴也远没割干净。在反对外出避暑的同时，他承认自己乃一主张“躲在家里避暑”之人，除了可免受乘坐“特别热车”以及拖家带口、扶老携幼之苦，尚有助于维护夫妻关系的和睦。至于“在家避暑”之好处，则在于一切随心所欲，“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要什么伸手即得”，“喝几口随便，喝两盅也行。有风便荫凉下坐着，没风则勤扇着，暑也可以避了。”“至于怕有人问，你可以不见客，等秋来的时候，他们问你，很可以这样说：‘老没见，上莫干山住了三个多月。’如能把孩子们嘱咐好了，或者不至漏了底。”

小资之所以在可笑可恶之余尚有可爱之处，完全取决于这种自觉的，甚至控制不住的自嘲品质。对于小资产阶级来说，最可怕的并不是天气，而是他人。不过，比他人更可怕的，仍然是自我。“家里蹲度假”的消息来源，是基于意大利一个民间心理学协会“帮助我”的调查报告。很显然，无论是“丢人”也好，“面子”也罢，一向都被归类为心理问题或心理疾病。意大利的心理学家指出，出国度假日趋流行，很多30岁的人已经周游世界，导致人们忽略对心灵的探索。心理学家因此提醒道：“心灵之旅比出国旅行更重要。”其实，不仅避不避得成暑以及怎么避暑，放不放得成假以及如何放假，在我国的古人看来，就连“热”与“不热”，终究也要由“心”说了算。所谓“心静自然凉”，所谓“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所谓“暑中常默坐，澄心闭目作水观，久之，觉肌肤洒洒，九格间似有爽气，须兴触事，前境顿失，故知一切境惟心造，真不妄语。”(陆树深《清暑笔谈》)总而言之，气温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境界之高下。欧阳修的经验是：“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据案作字，殊不为劳……要于自适而已。”文征明(大概比欧阳修胖)曾反驳道：“欧阳公尝言夏日据案作书，可以消暑忘劳，然余挥汗执笔，只觉烦苦耳。岂公自有所乐也？”文征明的江湖地位不及欧阳修，似乎并不止于技耳。大隐隐于市，大避避于室。这样的境界，算不算太高？吾辈凡夫俗子，惟有望尘莫及，心欲静而汗不止了。其实避暑之道并没有那么深奥，用北京话来说，无非是“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就今夏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而言，比较深奥的问题是：“哪儿才算是凉快的地方？”避暑原本乃彻头彻尾的消极逃避行为，千百年逃避下来，逐渐就连逃避本身也变成了乐子一种，一种“有意义的形式”。正因其消极之至，无为至极，故李渔视为养生行乐之旺季。

人心既臻此境，避暑也就不再与“避恶”或“避秦”者作同日而语，而是比较接近于“避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