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中国是一个事实

（文 / 李鸿谷）

1992年，库哈斯为朱西厄大学设计的图书馆  

这是一个脚柄可以活动的眼镜，左右两个脚柄不规则地交叉着，仿佛等待它的主人来继续把玩。在记者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身高1.9米的库哈斯很安静地坐着，他选择的不是交谈而是倾吐，翻译需要迅速记下他的要点，才可以将他长长的句子与段落翻译出来。中断他长段落叙述的，比较戏剧——“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吗？”库哈斯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用手势暗示我们，他必须打这个电话。

选择中国，对于库哈斯“是一个事实”，“我们这个事务所120人，有80个在为中国的项目工作”。

中标CCTV新大楼项目后，库哈斯及其大都会建筑师事务所(OMA)又参加了北京CBD核心区的竞标。眼下正全力准备的，是获得资格以参加奥林匹克会展中心项目竞争。北京CBD核心区的竞标，在接受采访及随后在清华大学的演讲时，库哈斯都坦陈，“它被拒绝了，这在我们意料之中”。库哈斯为这一项目所做的方案，没有进入评审委员会确定的三个待选方案。

与CCTV大体量的建筑相比，至少让记者吃惊的事实是，CBD核心区的方案显示了另一种极端：地面最高的建筑仅两层楼。这一幢幢类似中国四合院的建筑群，实际是六层高的低楼，即使这样，六层中的四层在地平面下——不是地下室，是掏空的地面，使地平面下的四层楼，也能被阳光照射。“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太过超前。”这一方案的参与者，OMA的建筑师刘密说，“正因为太过超前，在做方案时，我们大多数都认为它不太可能被选择。”

库哈斯并非不知道建筑师们的疑虑，“他坚持要这个方案”。中标的CCTV与被拒绝的CBD方案，在库哈斯的同一张幻灯片里，承载的是他对摩天大楼的反思与结论：解决各自独立的摩天大楼群的平庸模式，在把它们(各自独立的摩天大楼)变成超级大楼与更加分散网络化建筑之间，有无数种选择。简单地看，对应库哈斯建筑思想的两个作品，CCTV新大楼是超级大楼，而CBD是更加分散网络化的建筑——“他把这两极，都做到了极端”。

作为建筑师，库哈斯对摩天大楼的设计，大约在十多年前，“他为曼谷设计了一个高达1公里(1000米)的超级大楼(hyperbuilding)。”OMA的一位建筑师告诉记者，“当然，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施。”正因为没有实施，库哈斯这一因为高度(是全世界最高高楼二倍的高度)而惊世骇俗的建筑，没有引人注目。稍后一些时间，库哈斯为韩国人设计的摩天大楼，“采用了捆绑高楼的方式”，如三角架一样，几幢高楼被捆绑在一起。这一方案后来也没有实施。“韩国方案中的‘倾斜’作为一种元素，进入了CCTV新大楼方案，开始的央视大楼电梯有5～6度角的倾斜，后来因为成本过于昂贵被放弃。”

“我很幸运，在哈佛有一个教席，不带课却可以带学生研究。”库哈斯向记者解释说，“从1996年开始，我的城市研究就已转向中国。”对珠三角一带城市的研究，库哈斯结集出版的专著的书名，“概括我对中国的观察”——《大跃进》。目前库哈斯领导的哈佛研究小组，重点研究的目标是上海与北京。“北京是我发现的最后一座城市，它比我了解的南方中国城市更有序、更令人惊奇。”库哈斯说。

哈佛博士赵亮和他的来自四个国家的五位哈佛同学，正在进行的是北京保护的项目研究。“与其他建筑师不同，库哈斯的工作从研究城市开始。”20多年前，库哈斯对纽约的研究，“我跟他讨论过，老库说很难简单地概括《疯癫纽约》。在这本书里，他有赞美，也有感叹，当然还有讥讽与嘲笑。总体而言，库哈斯对摩天大楼所象征的进步，是肯定的。相信曼哈顿林立的高楼，也给了他足够的震撼。”赵亮分析库哈斯的纽约与北京，“纽约曾经所具备的活力，库哈斯在现在的北京、中国找到了”。

没有中标CCTV新大楼之前，OMA的几位建筑师告诉记者，“库哈斯的事务所好几次都面临倒闭的危险”。即使如此，中国之于库哈斯，未必只是商机，CBD核心区竞争失败是一个证明，“他只坚持他认为最好的方案”。接受采访的OMA建筑师印象最深刻的库哈斯是，“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在建筑方案选择上，他经常这样问自己，也问他的建筑师。”赵亮以旁观者的观察是，“以库哈斯所拥有的地位，去迁就一个项目的成败，是一种资源浪费。”

库哈斯本人给出的答案，则含蓄得多，“我不喜欢大师这个称呼。同样，也不是大师把自己的东西搬到中国来。准确地说，中国更有空间让建筑师实现自己的梦想”。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您对中国南方城市研究的一本著作《大跃进》，从这本书看，您对中国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为什么直到CCTV新大楼，才以建筑师而非研究者的身份进入中国？

库哈斯：我在接到CCTV 新大楼设计邀请的同时，还接到美国世贸重建方案设计的邀请，当然这两个项目都是竞争性的。我后来选择了CCTV 新大楼的设计，这是因为两个项目差不多同时，都参加，精力上顾不过来。另外，“9·11”后，美国对自身越来越重视，这种内敛是普遍的心态，而中国却越来越重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从这个角度来看CCTV，它是前瞻性的，这两者正好相反。对建筑师来说，选择CCTV显然更具挑战性。

三联生活周刊：对中国南方城市的研究，在什么方面帮助了您最终入选CCTV这个项目？

库哈斯：很幸运，我在哈佛的教席使我与其他建筑师有所不同，我可以有自己的日程，可以从研究城市开始我的工作。而过去对南方中国城市的研究，当然让我对中国的城市有了超过一般建筑师的理解。中国随着自身实力的越来越强大，在不断证明自己有能力重新安排社会生活、安排各种资源与安排各种活动，如奥运会——中国到了重新‘发明自己’的时刻。噢！当然，发现自己。

库哈斯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采访的一些中国建筑师，他们都提到过您早期的著作《疯癫纽约》，如果比较一下纽约与北京，您会给出什么答案？

库哈斯：北京是我发现的最后一座城市，我现在正带领我的哈佛学生做北京保护方面的研究，期待从这里开始更深入地了解这座城市。我们可以从一个建筑师的经历，简单地来比较(纽约与北京)。我们曾介入过纽约WHITNEY博物馆扩建工程，客户是董事会，由捐资人组成，能够进入董事会的，差不多70～80岁，而他们的身份又经常由股市升降来重新定义，因此制约建筑的机制很多，这个扩建计划后来就取消了。1880年开始，纽约的建筑就没有公共资本介入，这与中国有很大不同。同时，西方，无论欧洲还是美国，发展到现在已经接近饱和，没有太多的空间。中国不一样，中国建筑师4年所建的房子，可能相当他的西方同行25年工作的总和。在CCTV这个项目中，我没有见到45岁以上的决策者，而且他们处理问题相对灵活，所以在中国更容易实现建筑师的理想。

三联生活周刊：比较起来更具前瞻性的CCTV新大楼，特殊性在哪里？

库哈斯：如果把CCTV看作一个媒体公司，同样的媒体公司，在国外可能由三处建筑构成。比如它的录播制作的技术部分可能在郊外，而行政与新闻采访部分则可能分别在城市的边缘与闹市区，这里面混合了各部分的功能以及不同功能所需建筑的经济计算。城里与郊外，地价显然是不同的。只有CCTV可以把这不同功能的各部分全部放在一起，把所有人集中在一幢大楼里。这对建筑师而言，首先的挑战就是如何让行政、采编、录播等系统串联起来。我们的设计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环，这个环将各个功能串联起来，一方面是媒体机构自身的；同时，也是参观者的。这个公共环的存在，表明CCTV的公共性，既存在于大楼，也存在于环境。意味着CCTV没有外墙，全部开放。

三联生活周刊：我是在看到您的CCTV 新大楼功能图示后，才发现您对媒体公司功能串联的重视。但是，在中国更多的讨论集中于您的这个建筑形象上，有将它形容为窗的，并且解释说其含义是：中国人通过这扇窗看世界，世界也通过这扇窗看中国；也有将它形容为大门的。总之，比喻很多。也许让建筑师解释自己的建筑是一件为难的事情，但我还是有好奇心，您自己如何解释您的建筑的形象？

库哈斯：对于建筑而言，它希望能够给别人以想象，而且想象越多越证明建筑师的成功，但我不想给出我的答案，暗示性的答案也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您描述的亚洲，“过去30年将高楼作为成长中新经济力量的象征”，很多人也由此来分析您的作品最鲜明地展示了财富与权力，是这样吗？

库哈斯：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图纸，能够讨论的问题是形象。如果多一点耐心，等这幢大楼建成之后再来讨论，或许价值更大。我之所以放弃世贸而选择CCTV，是觉得这幢建筑有回应性的可能，也即世界对中国人雄心的印象，这幢楼可以回应其想象。当然，如此一来，也可能带来另一种看法，不少人将CCTV新大楼看作是一个纪念碑。而从设计者个人的角度来观察，这个建筑的公共性——其对CCTV活动及其组织的展示，是更重要的。这幢楼到底是设计者用其对CCTV表示一份敬礼，还是用其来展示CCTV，我努力的是后面这一点，建成之后，相信大家会给出一个判断。

三联生活周刊：您在《疯癫纽约》里写道，“新建筑不再对某一种城市风格抱有审美义务”，在以故宫为建筑形象的北京，您的建筑作品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它无须“抱有审美义务”？

库哈斯：我们没有忽视故宫，也没有忽视这些传统建筑。但我相信，和谐是一种共存，对比也是一种共存；相似与对立，都是共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