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53)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库哈斯与CCTV新大楼

“库哈斯那像积木搭就的央视大楼挺讨人喜欢，就像时装舞台上夺目的色彩和线条——虽然一个普通人难以消化设计师的全部理念，但视觉的满足感是显而易见的。在大楼新潮、前卫的外形下，通透、开放的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性非常诱人。”

北京 张良

“乌有工程”何来？

武汉 曹林

湖北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洪湖分局副局长杨平、长江水利委员会职工苏勇等人通过私刻印章，签订虚假供料合同，炮制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工程”，从而将206.4万元工程款鲸吞，这个所谓的“抛石护堤工程”没有一块石头被扔进水中！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影子工程”借着凭空编写的建设、监理、设计、施工工程管理报告，居然还被“评定”为“优质工程”。公共财政的软约束和权力的勾结难咎其责，但笔者今天要说的是工程专家扮演的不光彩角色。200多万的大工程，事关治理长江水患，如果有工程专家负责任，官员至于嚣张到连一块石头都不投吗？这种没影儿的工程还被评为“优质工程”，凭什么？拿什么评？科技工程专家也是公共知识分子，既然是公共知识分子，就要心存社会责任，心存公益道德，不能让自己的专业技能成为某些贪官满足贪婪的工具。

医院爱财，取之有“道”？

南宁古稀老人伍玉珍摔折了股骨，住院期间医院对其进行了“艾滋病毒测定”、“梅毒检验”等检查，住院46天花了近8000元。无独有偶，笔者老母亲因右眼患白内障到新乡市一家知名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手术，我们便交纳了2350元手术费和450元的专家费，术后第二天，发现没有任何效果。找医生问原因，被告知系视神经萎缩所致。后来笔者从央视白内障专题节目中得知视神经萎缩可在术前检查出来。笔者遂到另一家大医院咨询，得到的答复依然如此。然而手术医院的眼科主任却拒绝承认这一点，搪塞之后她提出让我去做医学鉴定。但专家说，医学鉴定是对手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像术前该查出不适合做手术这类事情怎么好做鉴定？只能说为了拉病号，医生夸大了手术效果，这样的手术其实是一种“伪手术”，但做鉴定取胜的可能几乎为零！其实，医院这种杀鸡取卵式的赚钱模式，一旦被识破，损失最大的恐怕不是患者。

南宁 刘海明  

饮用水何劳“国家抽查”？

国家质检总局近期专项抽查显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等7省市生产及流通领域142家企业的146种瓶装、桶装饮用水产品抽样合格率为75.3%。11种饮用水质量较差，甚至检出霉菌和酵母菌。

上述“国家抽查”公布的产品我们这里并不饮用，但我们因此也就不知道本市的饮用水是否合格。另外，企业6月上、中旬生产的饮用水不合格，抽检结果7月下旬才予以公布，其间不知又有多少水被市民喝进肚子里。由于投资门槛较低，一座城市出产的饮用水品牌往往多达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全国加起来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这些饮用水产品合格与否，地方质检机构负有直接的监管责任，何劳国家质检机构亲自抽查？如果“国家抽查”是对地方质检机构工作的监督，那么查出某地有“不能喝”的饮用水生产出售，而在此之前当地质检机构并未就此发出警示，是否要追究其失察的责任？

合肥 周志成  

教育成为“暴利行业”

江苏省“十大暴利行业”调查披露，房地产、汽车、电信等行业为暴利行业，这其中还有“中小学教育”。这显然与教育消费缺乏透明性有关。

笔者曾在一家国家级示范性高中任教多年，还担任过学校的一些行政职务，知道新生要交不菲的择校费和名目繁多的“杂费”。比如校服费每年分夏装和秋装，一次两套，每套百多元；教师加班费如晚自习值班费、双休日补课费都要向学生征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还有各种补习班、超常班、兴趣班，自然也不是“免费午餐”。此外，还有诸如体检费、游泳费、保险费、水电费、烤火费、看电影费、勤工俭学费、自行车管理费以及各种各样的带有硬性强制的“捐款”等等。“校长负责制”使其权力过大，收费名目自然由校长决定，缺乏有效监控。

江苏淮安 单士兵  

凭什么剥夺低保户的权利？

南京市民政局规定，饲养宠物者不能领取最低生活保障。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值得商榷。最低生活保障不是什么人或机构的恩赐，而是低收入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我们目前还无法使人人都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那么让每个人能够免于冻馁是政府的职责，社会的义务，也是公民起码的生存权利。因此低保不该附加太多的条件，吃低保者同样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如养只小鸟)的自由。一个吃低保的人确实没有多少余地把钱花在别处，养了猫狗也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政府有干涉节约的职责吗？制定这项政策的理由是为保证低保福利资金的合理使用，但事实上这个目的并不能因此而达到。兰州一位社区主任告诉笔者：“我对吃低保的说，领低保就是耻辱。国家要让你们知道白吃国家是耻辱的。”于是，社区有任何事都叫低保户做义工。如果一个穷人向社会寻求救助，必须把尊严抵押给社会，这样的救助是健康的吗？

甘肃 梁发芾  

躁狂性精神病人应由政府集中收治

60岁的江西农民陈荣春将危害乡里的28岁疯儿子打死沉潭后自首，126位村民联名上书请求对其免刑。与一般的精神病仅危害本人不同，他儿子的躁狂性精神病发作时情绪高涨、思维奔逸和活动增多，部分患者动辄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出现破坏和攻击行为。刑法要求，精神病人由家属监护，但这类病人的家庭难以担此重任——没人能一天24小时对其监控，而一个疗程3500元的治疗费更让许多家庭一筹莫展。许多精神病人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其发作期犯罪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法规定更使他们周围的人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杀人、伤人的惨剧也不断上演。由政府集中收治这类病人应该是惟一可行的选择，这既是维护公共安全的需要，也是可操作的。全国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约1.6万到3.2万人，一年的费用也不过1亿元，却为社会解除了数万个不定时炸弹，让其家属得以解放，周围的民众得以安居，相关的经济损失下降。

广州 梁剑芳  

户外促销不可太任“性”

近日南京某知名超市门前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促销，身着暴露的漂亮女模特手执某厂家的避孕套兴致勃勃地在台上走着猫步，台下一位男士穿上充气的卡通避孕套与观众打成一片。8万只避孕套不到30分钟就派送一空。

在厂家偷着乐的时候，我想向聪明的他们提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如果有人向他们的家人，特别是尚未成年的孩子做如此富有“性”趣的促销，他们还能这样乐吗？在现场，分明有一群孩子瞪着好奇的眼睛在看他们做“秀”。企业需要对自己的产品做富有创意的“吆喝”，可是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也不能置社会效益于不顾。人们早已不再羞于谈性，对企业促销中大打擦边球的涉性行为也有了空前的宽容，但这并不等于在心理上认可，尤其不等于认可对孩子们的骚扰。

由于户外广告和促销缺少监管，企业促销中的“性行为”有越来越过火的势头，户外促销不能再任“性”下去了。

南京 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