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葛姆雷的土地

（文 / 周文翰）

安东尼·葛姆雷 

9年前，安东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这位伦敦的雕塑大师第一次来中国，那时他已经确定中国应该成为他的《土地》计划在亚洲的首站。为了把握古老中国的感觉，寻找适合做雕塑的上乘黏土，他还去了西安、桂林、济南。北京、西安的黏土不够好，而在济南，当地的乡镇领导人带他去陶瓷厂，那种光滑的外表与他想象的《土地》完全不同。再次来到中国是2002年夏天，在广州，他和艺术顾问张巍几乎转遍了附近所有的郊县，终于找到了满意的红色泥土。

不论中国还是英国，水泥覆盖的城市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安东尼·葛姆雷试图通过《土地》暂时“剥掉这层皮，让泥土裸露，让它质问我们是什么样的创造者，想在这共同的土地上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从1989年到现在，他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做《土地》，和当地的造砖工人、居民一起工作。今年1月，在广州象山小学，他和当地的453人用5天时间手工制作了20万个泥人，然后在广州市内一个地下车库展出。

7月27日，“土地”将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在接近3000平方米的展厅内，12万个巴掌大的小泥人将充斥每一个角落。在墙体和柱子的间隔中，不断地延伸，他们似乎已经不再是泥制玩偶，而是无数个具有灵魂的生物站在那里，等待着什么。安东尼·葛姆雷认为，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从过去的角度审视自身，他“一直试着在雕塑的身体空间里去实现我自己的感觉”。

安东尼发现漫长的长安街仿佛永远走不到头一样，那些原来做行政机构的庞大建筑看起来更商业化了。让他惊讶的还有过去几年里修建的低质量建筑是如此之多，许多建筑看起来就像洗澡间的翻版，外面都是玻璃墙和瓷砖。他喜欢使馆区安静的林荫道和树，但是北京属于个人的空间越来越少。

北京在热切的建设之中，库哈斯、赫尔佐格和德穆隆大胆而充满争议的建筑设计即将开始施工，这会给北京带来新的活力吗？安东尼说，“中国是个巨大的工地，大实验场，但是我认为新世界不应该只是商业化的急剧扩张，创造出富有想象力、挑战性的空间和修建交易大楼一样重要”。

安东尼对整个城市的变化非常敏感，艺术如何和当代城市环境协调一直是个争议不断的问题，他强调更倾向于用巧妙的方法改造现有的建筑，创造出新的空间。即使在《土地》的展览中，他也希望利用不同的环境与中国特色的不同方面相衔接。在广州，地下车库作为展览场地突出了中国方兴未艾的城市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古老中国的标志性符号：红色、革命、中心。

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毕业后，安东尼曾在印度行历三年，他从印度教和佛教的冥想实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在一次与著名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的谈话中，安东尼曾这样说：“冥想让你注意呼吸，让你全神贯注，然后你用这全神贯注去看身体里的感觉。”在他看来，冥想与做雕塑非常相似，雕塑需要沉静和安详。他说他选择雕塑是因为雕塑艺术来自大地，可以跨越时间界限发出人类生存中强烈欢愉、需求和恐惧的信号。他一直努力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把意识与肉体结合，以使精神和肉体不再导致冲突，而是带来赞美和统一。他的雕塑《大地，大海和空气Ⅱ》(1982)矗立在真正的海浪、天空和海滩之间，三座从他自己身体翻制的浇铸人物被装置在向着大海延伸，一个人物耳朵贴近地面，另一个跪着，脸向天空仰起，第三个人面孔朝前站立着。每一个人都身体朝向外面，透过它的感官同比它更大的某种东西联系在一起。

安东尼·葛姆雷对东方哲学的兴趣开始于1968年的学生运动，那一年他刚进入剑桥大学，让他自豪的是在巴黎大学生的影响下，他和同学一起占领了剑桥理事会的房子，为反对越战、反对不公正的移民政策斗争。“60年代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年轻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声音，并有效地利用这种声音。”

1968年的另一个影响是他对外在世界变化的关注，他说，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艺术家，重要的不是这个身份，而是是否对社会有用。一个医生救了一条生命，这个意义高于一切。当我们谈到1994年获得特纳奖的时候，他说特纳奖不仅仅是一个奖项，重要的是它让艺术家有机会在同行面前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

(本栏目图片由英国大使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