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北京比纽约贵？

（文 / 邱海旭）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对于这次排名结果，中国人最大的疑惑莫过于，北京的生活成本竟高于伦敦、纽约，甚至上海也仅比纽约低一位，这与我们对自己生活水准的直接印象相去甚远。

张世东：需要指明的是，这项调查的对象并非一个城市中普通人的生活成本，而是跨国公司的外籍员工在工作地维持他们在本国生活水准所需付出的成本。比如，很多外籍员工在中国倾向于维持原先的消费习惯，而一瓶他们惯常喝的依云矿泉水在中国商场里比国外要贵很多。还有，很多外国人不吃农药撒过的蔬菜，一般去酒店附设的小超市或是专门为外国人服务的商店购买无污染蔬菜，价格也会很高。这类生活成本指数调查是用于为全球外派员工统一衡量各城市的生活成本，北京指数高并不意味着北京的实际物价高。

三联生活周刊：“美世”生活成本指数调查的方法是什么？选择的系数有哪些？

张世东：生活成本指数调查方法是基于美世公司的整体研究成果，关键部分是一个消费模型——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是怎样的，他在什么地方花钱，买了什么？我们根据全球许多公司提供的信息，总结出一个“普遍的”消费模型。由于目前全球外派员工一般都出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因此这个“标准的人”自然也就更偏向发达国家的消费习惯。有了消费模型后，美世设计了37页的调查问卷，在全球215个被调查城市展开调查。所选取的系数根据依次为：交通、食品和住房、体育和休闲、服装、水电汽、在外用餐、健康费用、家居用品、烟酒、家政服务。调查人员会严格按照要求选择商店以及标准产品的价格，最后将这些价格反馈至总部，形成最终排名报告。

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都希望生活质量提高，而生活成本降低  

三联生活周刊：生活成本指数的具体作用是什么？

张世东：美世生活成本指数调查是商业行为，调查结果有偿提供给需要这项服务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根据这项调查所提供的数据，确定外派人员的薪酬标准。此外，美世还有一个生活质量指数调查，这项调查考虑更多的是社会稳定、安全、环境、文化等因素，公司根据生活质量调查结果考量是否需要给外派员工困难补助。两项调查结合起来，就能为跨国公司制定薪酬和福利标准提供一个科学的依据。

三联生活周刊：像这样的调查应该不仅局限于帮助制定薪酬标准，在评价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准和发展水平时，生活成本指数是否也能发挥作用？

张世东：对一个城市来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生活质量指数高，但生活成本指数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一些城市就具有这样的特点，因此被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城市。简单地说，这也是一个性价比反映。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两个指数都不会很低，因为它们始终存在旺盛的需求。国际化程度较低的城市，其生活成本指数往往较高，这也许是中国内地城市排名靠前的原因。而上海在调查中排名的下降，反映出这个城市在国际化方面取得的进步。另一方面，生活成本指数也能反映一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生活成本低而生活质量高，外籍工作人员便更愿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北京和上海排名的差异具体缘于哪些因素？

张世东：上海和北京之间的差异在于：北京在服装、家政服务、水电气、交通等4个方面的物价指数比上海低，其余6个方面都比上海高。

三联生活周刊：那么在中国国内，是否需要这样一个面向所有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调查？

张世东：长期看这个需要是存在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进行的物价指数调查只能反映一个城市和去年同期相比生活成本的变化，并没有进行城市之间的横向比较。国内公司跨城市开设业务已经是个普遍现象，但目前绝大多数公司薪酬管理水平还无法做到精细化。如果薪酬管理能跟上，而且考虑到中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他们就应当需要这样的调查。

三联生活周刊：我了解到《经济学家》也在进行相似的调查，而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和上海都排在15名以后，而美世调查北京排名第5，为何出现这种差异？哪一个调查结果更接近实际？

张世东：美世从事这项调查已经很多年，是联合国指定的该类信息提供商。我相信每一个调查机构都会有自己的调查模型，这是导致差异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消费模式也会发生缓慢变化，美世一般隔5～10年便会对消费模型作调整。这次用的新模型是1998年开始重新建立，到2001年完成，用了2年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