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地和年份

（文 / 沈宏非）

除个别突发性公共事件之外，中国的BBS上常年都忙着一件常规大事：把人按照产地和年份加以区分，然后就这种区分进行无日无之的口水大战。由于此事过于常规，以致个别事件也难免受到它的波及，例如，SARS是广东人吃出来的，上海至今未爆发疫情，是因为上海人比北京人爱干净，至于北京大学生的“逃亡”，则体现出80年代生人的自私，等等。有一回我边看帖边打电话给一个卖葡萄酒的朋友说：“要是能把对产地和年份的这股子劲头转化成购买力，你丫若不赶紧把BBS变成一葡萄酒大卖场，就是一比广东人还乱吃，比北京人还不爱干净(或者比上海人还爱干净)并且肯定生于80年代的彻头彻尾的SB。”

产地和年份也许只对葡萄酒的鉴赏有效——即便似有某种规律可循，即便对酒不对人，以产地和年份为基准而总结出来的规律，也有测不准的时候。许多年以前，曾有酷爱波尔多红酒的普林斯顿经济学教授雅逊费达在酒业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声称发现一条可准确预测某年红酒品质及市价的“波尔多方程式”。雅逊费达指出，倘能知悉产酒区某年之详细气温雨量纪录，则不难推测该年份葡萄品质之高低。这位经济学家坚信，红酒品质与市价的预测，应与其他商品价格的厘订一样，所需者是一条正确方程式及合乎实况的变数值。按这条方程式，雅逊费达在90年代初对将于90年代中成熟的波尔多红酒给出了23分的中庸评价，然而事实证明，自1966至2000年间，波尔多红酒的“大好年份”只出现过两次，其中一次就是1986年。可见，不管是葡萄、梨子还是人，欲知其味，最保险的办法就是亲口尝一尝。

至于网上的争论，看着热闹，其实无比的单调乏味。首先，一个论战者参与者即使成功确认了他是人而不是狗，却始终无法证明他本人所自报的产地和年份。就算查他的IP，查到的也只是他电脑的现居地。再说，就算把某一产地某一年份的人批倒批臭了，最坏的结论无非是“拒绝和××年代生的人交朋友”，相比之下，从前北京青少年从“血统论”里玩出的“拒绝带你参加革命”，那才堪称严肃，令人不得不认真对待。其实不管哪个地方的人，也无论哪年哪月生人，毛病谁的没有？也别说，共同的毛病倒是有一大个：是中国人都爱扎堆。带着自己的肉身往人堆里扎，那是“肉扎”；像这种每遇有人在网上挑起“产地和年份”论战便哭着喊着非加入不可的，就是精神上的扎堆了，属于“意扎”。

依我之见，与其说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批评他人，不如说它是我们中国人在网络时代共同发明的一种自我认识方式。普鲁斯特非我族类，但是对这种心态的体认却堪称深刻：“人人具有的品德，与每个人特有的众多的缺点相比，其比例并不更大。”“与美德令人佩服的情形相似，缺点的多种多样也令人叹为观止……人们总是谈论这些缺点，似乎是一种谈论自己的方式，实际上是用拐弯抹角的方式，把承认自己的快乐与宽恕自己的快乐结合在一起。”“似乎我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吸引到构成我们自己特点的东西上去，与别人身上的其他东西相比，更容易发现这些东西……性欲倒错的人发现性欲倒错的人，一位裁缝应邀到了社交场合，他还未与你谈话，就已经品评起你的衣料，他那手指已经迫不及待要来捻一捻看质量如何了。如果你与一位牙医谈上一会话，然后问他对你有何真实想法，他就会告诉你，你有几颗坏牙。在他看来，没有比这更重要了。待你也发现了他的坏牙，你会觉得没有比这更可笑的了。”

产地+年份也许对市场研究有用。不过至少在今日的中国市场上，任何人若把市场学视为一门伪科学，都不算有失公允。例如，卖珍珠奶茶出名的“仙踪林”在台、港地皆被公认为X世代的专属区域，我却不止一次地隔着落地玻璃从广州的同一片“林子”里发现了大量中年男女以及老年人的踪迹，个别“仙踪”甚至还挂在秋千上荡来荡去。同样，中国的网络文化何以会发育成一种纯粹的Teen文化，也是《网络情缘》里的汤·汉斯和梅格·瑞恩所无法想象的——说到电影，我一直纳闷的是为什么我们对于为导演“断代”所倾注的热情会明显地高于为电影做出分级。

除了极个别的特殊领域，无论掐架、上床还是做买卖，“人多欺人少”，“新人胜旧人”从来就是惟一的真理，其余皆为扯淡。美国的专业“市场研究界”现在之所以一致对Y世代寄予厚望，同时欲弃X世代和曾经备受青睐的婴儿潮世代如敝屣，其“科学”依据绝对老套。我国的60's早先也曾在70's和80's的网上混战中吼过几老嗓，后来，想必是因为上网时逐渐精力不济，近期已基本歇菜。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有意思的，所有历史都是断代史，那就没劲了。 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