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说梁启超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三联生活周刊：在清末民初的各种政治思想中，是不是都要回答“中国出路”的问题，都想让国家强大？都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成分？

罗志田：最好不一概而论，因为“各种政治思想”间确实有很多也很大的差异，但应该说基本都在朝着“中国强大”这个方向努力，而且多少都是对外力入侵的一种反应。这里说的“外力”包括军事、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清末主张革命的主要是认为政府不能救亡，已不能依靠；主张改良的则以为仍可自上而下地解决中国问题，而且这样效率更高。因为都是因应外患，都向往“富强”，而后者当然是以国家民族为载体，可以说都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成分。

三联生活周刊：梁启超能否算一个政治家呢？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吗？

罗志田：这要看如何界定“政治”，特别看“议政”是否被视为“政治”？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梁启超仍可算作政治家，但不够成功，因为他参与的实际政治运作许多都不很成功；但也有相当成功的，即民国初年针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则梁启超就是他所在时代最成功的政治家了。从鸦片战争到民国最初几年，影响中国读书人最多的前有曾国藩，后即是梁启超。“梁笔”在清末曾风靡一世，远超过其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当时梁启超所论大部分与政治相关，不能不说他是一个特别成功的政治家。

三联生活周刊：清末民初的各种思想，留下了什么遗产？

罗志田：这个问题可以写十本或者更多的书，但如果和第一个问题联起来看，则一个最明显的遗产就是寻求“富强”以及与此相关的“物质的兴起”，也就是物质层面的“富强”基本成为“文明”的标准。从清末开始，不少读书人一面攻击中国的“礼教”，一面为凸显传统“专制”而说两千年所推行的政治是“儒表法里”。其实不然。法家才以“富强”为目标，儒家则未必。晚清出现的西方榜样无意中为法家正名，不以“富强”为目标的儒家早已不打自倒。从这一视角看，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反孔孟者皆不过在为近代兴起的“新法家”之正当性做出理论诠释。清末主张革命者与主张改良者的一个重大分歧即在于何者更能救亡并使国家“富强”，论证“共和”(也就是晚清人所说的“民主”)制胜过“君主”制之处也多着力于此。民初不同的思想派别基本也是在怎样才能最快也最有效地实现“富强”方面相互竞争，很少有人能“思出其位”，即使有也多被认为“曲不高”因而“和者寡”。简言之，“共和”以及其他政治思想的吸引力和正当性往往落在实现“富强”的可能性和快捷程度之上。

(罗志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