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宗族武力冲突

（文 / 金焱）

2001年5月11日，海南省公安机关在昌江县公开销毁一批非法枪支和非法管制刀具  

严格管理枪支，防止武器扩散是减少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措施  

海南西部儋州市的宗族武装力量以村落或姓氏为单位，筹集资金购买黑枪黑弹，武力解决彼此间的矛盾。5月3日，儋州中北部地区11人因有涉枪犯罪嫌疑被拘留，一批军用枪械被缴

海南有“东富西穷”之说，西部有一部分地区被形容为“剽悍好斗”，一直以来都是宗族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

好斗表现的极致在1994年，海南西部儋州市下面的新英镇下辖新坊村曾向结怨的另一个村子发射了数十发炮弹，时间持续4小时之久。怨仇起因于1993年的一场渔事纠纷，这两个村都以打鱼为生，每个村都有一个打鱼队，出海作业时，因为船网纠葛结仇。两村经过一场打斗，新坊村的人被打死，回到镇里后立誓要报复。这场报复几经周折，新坊村最初的打算是买一批枪，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四五万元，后来出了差错，买枪的村民觉得无法向同村人交代，就弄了些无缝钢管，自制了20多门火炮。知情人说，这20多门火炮相当有威力，“他们在1994年春节年三十的晚上向仇家开火，视线内的民宅、渔船都是目标，当场炸死4名村民，炸伤12人，19间民宅、12艘渔船被炸毁”。这一次报复行动使对方损失财产30多万元。

同镇的黄玉村与攀步村随后在2000年又制造了一起大案。黄玉村以养殖业为主，他们在海滩养虾、养螃蟹，每家每户都有养殖基地，海滩涂因此成为双方的利益所在。“文革”时，攀步村就打死过黄玉村的几个人，之后双方为海滩涂的争执始终没断，2000年矛盾激化。在黄玉村东边有一条北流江，攀步村计划开发一个虾池，搞一个堤坝，堤坝如果垒起来，就会堵住北流江，这样如果遇到大潮水黄玉村就会被淹掉，为这事两村打起官司。攀步村说他们经过海洋局等政府部门批准，是合法的，因此坚持开工。为制止堤坝开工，2000年7月12日，黄玉村村民拿出十几条枪，向对面鸣枪示威。从那时起，攀步村一直向各级部门反映，最高告到中央政法委，各级政府又一级级批下来，关注这一事件，市局省厅也曾派工作组来搞这个案子，但一直都搞不出来。“那是一堵墙，突破不进去，”一直关注此案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

这一堵墙显然不只是局限在新英镇。在抓住11个犯罪嫌疑人后，官方的一个说法是，还有一些人涉案在逃，他们躲到东北部一些赵姓村子里。在逃的新英镇黄玉村村民都是赵姓，血缘关系使同宗同姓人成为这堵墙的基石，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公安部治安局枪支警械管理处负责人说，有个别的村、镇干部甚至一些人大代表都有宗族背景。

在墙后，是一个个实际掌握当地行政决策权的宗族组织。以黄玉村为例，黄玉村不大，203户人家，1950人。1966年9月7日，攀步村数十个村民在新英码头伏击黄玉村村民，当场打死6个黄玉村人。从那时起，压制报复攀步村就成为黄玉村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黄玉村而言，攀步村的威胁很实际，“攀步村人口要比黄玉村多出1000人左右；他们占的地理位置也有优势，他们的滩涂面积相当大，从海这边看，攀步村整个把黄玉村都给挡住了；而攀步村以渔业为主，出海打鱼有可能从海上的途径搞到枪”。有关人士介绍说，一般而言，尽管有宗族背景的村子里自身也有矛盾，但一旦对外都是同心协力，而且一代一代这样影响下来，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

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农村地区，亲族聚居这种人口分布特征依然保留，有些地方甚至是同姓宗族所有制，基层权力组织的成员也多由宗族成员担任。海南省官方掌握的情况是，目前在海南还没有自上而下的成型的宗族武装体系，但是一般宗族头领也就是村子的头领。有学者认为，在宗族问题突出的一部分地区基层组织建设软弱无力，这在某种意义上再造了传统社会家族对个人予以控制的环境，村里成员以家族利益而不是正义和公理作为决定个人态度与行为的首要因素。

一些研究宗族问题的专家考察发现，在上述前提下，有的村支书就是头，掌握村里枪支弹药的购买、使用、保存等，同时也是械斗总指挥。村里的基层干部则会参与策划、组织。有学者指出，这种械斗一般都制定严密的行动计划，如械斗的人力、物力的征集按家庭人口和土地数量确定，选派青壮年等。在黄玉村，共有9个生产队，一些生产队队长同时负责枪弹的采购和保管，这些信息在换届时都以口头交换形式转交给下一任生产队长。9个生产队按彼此距离远近和相处融洽程度再分成三个小组，每三个生产队的枪弹集中在一起存放，有固定人员负责保管。到下一个级别起主要作用的是个别退伍兵，每一次枪弹采购回来，由他们负责验枪、接收。行动开始后，警方掌握的情况是，枪弹主要发放给“大胆的人”使用。所有这些都没有明文规定，但实施起来相当严密，“7·12”事件时，当地派出所干警穿插在两村之间控制事态，他们意识到干警在那里后，马上把枪全部转移出去了。

所有围绕宗族械斗的行为基本都是集体行为。海南西部整体来讲并不富裕，当地官员说村民尽管搞虾池养殖，但没有任何高科技成分，一年收入也仅够维持生活。在这个前提下，购买军火的资金是一个大问题。黄玉村动用的是村里统一卖地的收入。1998年到1990年前后，养殖业刚刚兴起，外地老板看上了这里的处女地，纷纷前来租借租用。黄玉村有过二次发包土地，先后有40万元和70万元入账，后来卖宅基地规划又挣了29万元。这笔近140元万的收入中的一部分加上从各家各户收取的额外费用全部作为军火开支。有人举例说，黄玉村的会计一次就曾收到过有人拿10万元的收据来报销，名义是购买武器。因为是黑市交易，到底多少也没人知道，用一个白条就充了。

公安部官员当时在海南了解过这批缴上来的枪械，他们说，枪源很难查找，不过都是些老式枪，很难判断哪些枪是境内的，哪些是境外的。

有关资料说，从侦破情况看，儋州市内就有军火交易市场，这些枪有相当一部分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有一些是由历任的村支部书记三支、两支陆续购进的。枪主要是军用枪，全自动、半自动都有，一般1.2万～1.4万元一支枪，包括子弹。也有仿军用枪，仿军用枪比较便宜，三四千元一支。而黄玉村本身并不造枪。

知情者说海南农村的村民不只会用枪，而且会造枪，自造土枪是海南涉枪案件中数量较多的。另一个特点是，海南与内地的枪支买卖比重不大，反而与境外武器贩运联系紧密，边防部门就曾经破获过在海上进行的武器团伙交易案件。

边境地区的枪患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公安部掌握的情况表明，西南边境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枪支流入我国境内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南边境地区有的乡村成为枪支的集散地、转运点和地下销售市场。“西南边境地区境外因战事和武装割据，大量军用枪支流散在民间，枪支货源充足，内地和港澳台黑恶势力，为自身目的千方百计获得枪支，同时公安机关对枪支进行严格的管制，加剧了供需矛盾。”贩枪的高额利润，公安边防部门掌握的情况是，每支枪从境外走私入境能获利3000元左右，再贩入内地可获利1万元左右。

这次在黄玉村缴获的9支半自动步枪都在村子附近，以砍去小叶桉树的树头为标记，枪都浸泡在机油里以防生锈，而存放枪支的大塑料桶则密封在距离地面30厘米的地方。1633发步枪子弹存放在另一个塑料桶中，与藏枪地点相距十余米。不过黄玉村一个村子里集中了多少武器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村里不成文的规矩是，如果向外透露私藏枪支一事，其家人和本人会受到惩罚，甚至灭口；而如果因私藏枪支而获罪，全村人会出资帮其逃跑。

黄玉村这一次抓获的私藏枪弹的犯罪嫌疑人包括村党支部书记等村干部，这也是此次儋州的宗族势力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的主要原因。而更值得关注的是，此前，2003年的春节儋州一起持枪报复杀人案死了四个无辜百姓，这一事件直接后果是，原新英边防派出所所长因打击黑枪不力被免职调离，这也是当地因枪患治理不力而免职的第一个派出所所长。从更深的层面上，当地官员说，当地正在搞撤乡并镇，搞小规模城市化社区，这为打击宗族势力提供了政策环境的前提，但是这场较量最终的决定因素在于，宗族首领不再是当地基层社会的控制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