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最后一个剧组

（文 / 孟静）

《一百万》有幸成为SARS期间北京城区最后一个坚持战斗的剧组，能够继续拍摄下去的理由却“得益”于资金紧张。

这部电影的制片主任于凯告诉记者，据他了解，除了几个郊县还有零零碎碎的戏没有关机和张艺谋的新戏刚从乌克兰踩点回来，正在做前期，北京市的电影、电视剧剧组基本上都已经停滞不前。据说，广电局曾经有一个通知，希望近期内不要再开新戏，但作为在SARS横行之前就开机的剧组，他们并没有接到停机的行政命令。投资方南海影业公司也表示，他们对要求随时停机都会表示理解，就当作投资失败好了。

这些停机的剧组几乎都是自己主动叫停的，复工之日遥遥无期，有些投资不大的剧组已经很难再起来。SARS在短期内对任何需要把人聚集在一起的活动都是致命的一击。《一百万》也面临同样的挣扎和困难。导演刘君一说，其实主创人员已经走了好几个，女主角在拍完19本胶片后离去了，她并没有提出收工，但刘君看到她状态不对。因为有一场接吻戏，而在那时，正好男主角扁桃腺发炎咳嗽，女主角在拍戏时很难受，忍不住躲躲闪闪。刘君一说：“我们不能拦着别人恐惧。”于是她到了相对安全的澳大利亚。

在萧条的大街上，他们也确实遇到了危险，在中关村拍摄时，刘君一身后站着一位穿军大衣、戴口罩的女士，直到呼啸的救护车和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把她送上车，刘君一才发现和“非典”病人擦身而过。因为洗印厂出现了一个“非典”死亡病例，他们拍好的胶片不能冲洗，因为看不到样片，只好“蒙着拍”，根本不知道效果如何。

刘君一认为，心理健康比生理健康更重要，他给剧组成员开会讲自己亲眼看到的车祸，用他的话说是“对生命正确的理解”。与停工或是在外地拍戏被隔离的剧组相比，他们的损失算是很小的，只停顿了一天，换女主角损失了二三十万元。如果彻底停下来，他们最少会损失七八十万元，而且“过了这村没这店”，重组时未必还是这批人。而现在虽然进度放慢，但只比原计划推迟一周。

《一百万》的投资属低成本运作，按刘君一的说法，300万元以下是低成本，300～800万元属中等投资。因为投资额的缘故，他们没有用明星，没有北京以外的外景地。但在这个非常时期，这些不利因素却给了他们继续下去的可能。刘君一说，其实这时候剧组更安全，因为住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传染的几率反而小一些。虽然是小投资，剧组每天也要烧掉四五万元，如果停掉，这些人四散而去，钱却依然流水般花掉。

每年中国大约拍摄七八十部电影，大多数连电影院都进不去，能收回投资的不会超过十部。刘君一举例说，曾经有一部投资5000万元的大片血本无归，《一百万》的目标就是能够进入院线放映，然后依靠口碑吸引观众。

棍子做梦痛扁了骗鸽子的假大款  

电影《一百万》讲述了一个金钱与爱情的故事  

电影和钱的关系也许远比文化更加密切，《一百万》讲述的也是一个老套的金钱与爱情的故事：胡同里长大的孩子棍子爱上了女孩鸽子，鸽子的理想是在钱和爱情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为了虚荣的女朋友，棍子居然天随人愿地捡到了一笔巨款，他小心地每天把一千元新币换成零钱，带着鸽子胡吃海塞，有钱之后他获得了爱情，但这笔钱最终还是要失去的。刘君一“贪心”地想讲出点黑色幽默来，甚至试图给时代命名。刘君一举例说，男主角问女主角，你是要钱还是爱情，女主角说：“我要有钱人的爱情。”他认为这是目前拜金一代的普遍想法，他给影片临时安了一个很有新闻性的结尾——这笔钱最终捐给了抗击“非典”的白衣战士。

刘君一否认他们的坚持拍摄带有功利目的，他说：“没有人会拿生命作秀，我们拍下去是因为并没有那么可怕，流感的死亡率比非典更高。”他说，这部电影讲的是一次偶然对生活的改变，而“非典”也是一次偶然，它改变了大多数但不是所有人的生活，一切还是要继续。 刘君一刘君一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