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工资超20000

（文 / 邢海洋）

北京市年人均工资超过2万元，而且超得又大胆，有够狠，一步就把两万的坎越过去。从19155元蹦到21852元，涨了14%。如果在西方，这就是天大的新闻，因为那里的年工资涨幅是3%到百分之5%，年头不济还可能1%或者干脆不涨。但在我们这样突飞猛进的时代，这就算不得什么。遥远的南方，就有广州市职工2002年均工资25104元，比上年增长14%。不那么遥远的上海，也有全市职工年平均工资19452元，比上年增长9.5%。

一年两万元的工资算不算多？当然算不上。但这样的增长势头却是可畏的，以14%的增长率计算，10年下来，北京人的工资收入就能上升3.7倍，达到接近10万元年薪。再过十年，再增3.7倍，就是30万元。当然，这样的推断太过理想，指数型增长永远使人想入非非，进入痴人说梦的幻境。但12年前，北京市分配在机关的大学生的月工资是130元，那时候大学生远没有现在泛滥，刚入行的干部级别应该保证工资在平均工资之上，130元的月薪相当于3000年薪，12年涨幅何止按14%增长率计算出的4.8倍。实际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规模以上企业2001年年薪增长就达到14.6%；“十六大”公布的资料，2001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达到10870元，是1990年的5倍多。更高的统计数字更散见于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湖南2001年职工实际工资上涨甚至超过了19%，可见对于在职职工，得到的收益已经远远不是7%或8%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所带来的平均收益。

“十六大”还提供了十几年来人均工资增长率的数据，8.1%，这是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众所周知，90年代以来通货膨胀以90年代初最为猛烈，那时候工资涨得快，却基本被上涨的物价所抵消。甚至到了1998年，社科院的调查都显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落后于GDP增长，1986～1998年期间，人均年收入比人均GDP少2.6个百分点。1996年后，物价变化的趋势基本逆转，没有了通胀，近年甚至有通货紧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至今，除2001和2002年春节期间年节因素的物价小幅上涨，物价基本逐级走低。而恰恰这几年，工资调整幅度加大，海外甚至有报道说，近五年来造就出了3亿的中产阶级。

全国职工总数也不过2亿多，其中不乏低工资的大多数，3亿中产阶级的说法未免牵强，但人民收入的实质增长却自1998年始。那时国内最终消费额虽然连年上升，但最终消费率，也就是最终消费额占GDP生产额的比重却在显著下降，甚至只有三年困难时期的水平。当年的大炼钢铁，高积累的政策导致经济运行停滞，而从国际上横向比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左右时，最终消费率通常比我国高出10余个百分点。仅从拉动内需计，涨工资也是最现实的政策选择。先是有公务员加薪，再有各地出台工资指导价。其实，这一时期的薪资上涨可以看作是90年代初物价放开后的又一次市场回归。过去，政府规定企业的分配制度，细节甚至包括不同岗位不同资力的工资水平，现在，则是企业在能够承受的前提下自主决定，尤其高级管理者也上不封顶。

2万元的年薪不算多，但2万元之外，却已经有了令人惊叹的数字。比如排在第一位的信托投资业已经人均11万元年薪，排在第二位的律师事务所年薪将近10万元。过去我们熟悉的6位数概念都属于某些职位，比如外企的销售总监、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今天推出的数据则属于一个完整的行业，自然应该包括其中的行政、人事等外围人员，并且是平均的结果，其财富效应自然是经理层的几十万年薪不能相比。统计还显示，包括烟草业、公证等13个行业人均工资超过5万元，高薪阶层已经蔚为壮观。2万元的年薪还包含着这样的事实，薪资市场化的结果，北京、上海等地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已经与发达国家接近，最多有一半的差距，绝不会有级数上的差距，薪水已经不是人员流动的障碍了。对于年薪10万元到20万元级的从业者，这个价码加上家乡的归属感和相对廉价的消费水平，已经构成了海归的充分理由。

2万元的工资当然也隐含着问题。在大多数行业、大多数地区无缘分享14%增长的时候，2万元几乎等同于特权，少数大城市的特权。而收入高的地方，恰恰是消费率小的地方。 宏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