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奇迹的破灭

（文 / 鲁伊）

杜克大学医院的医生就杰西卡事件举行招待会 

杰西卡在接受第一次心肺移植手术后与母亲玛格达蕾娜在一起  

杰西卡·桑迪兰  

美国时间3月4日下午2时，561号公路旁边的兰开斯特纪念公园，一个17岁女孩的葬礼正在进行。路透社在报道这场葬礼的新闻中写道，这本来不该是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切本来不该发生。

一个5英尺高、80磅重弱不禁风的墨西哥女孩，杰西卡·桑迪兰(Jesica Santillan)，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和肺功能衰竭，却因为墨西哥当地糟糕的医疗条件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她的贫苦但却虔诚的父母，卡车司机马里西奥(Melecio)和家庭妇女玛格达蕾娜(Magdalena)，为了挽救濒死的女儿，三年前用筹借到的5000美元买通蛇头，一家人偷渡到美国。《富兰克林时报》(Franklin Times)和它的发行人加里·库纳德(Gary Cunard)，几乎是出于巧合间接获知了这个甚至不会讲英语的、住在一间由拖车改造成的简易房中的家庭的故事。好心的慈善家迈克·马赫尼(Mack Mahoney)从报纸上看到他们的遭遇，下决心帮助杰西卡做心肺移植手术。于是，在移植医学领域几乎拥有完美声誉的杜克大学医院(Duke University Hospital)，以及它受过近乎苛刻的专业训练的经验丰富的医师，开始紧锣密鼓地挽救杰西卡的生命。

没有什么比真实更富戏剧性。截止到2月7日那个星期五的清晨，有关杰西卡的一切几乎具备好莱坞电影里美国奇迹的所有元素——除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2月7日下午4点50分，在母亲马格达蕾娜向瓜达卢佩圣母(Virgin of Guadalupe，墨西哥宗教中的圣母)的祈祷声中，杰西卡被推进了手术室。

这本来不是她应该接受移植手术的日子。一个原来计划接受捐献器官的患者因某种原因不适合接受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上列在他下面的是杜克大学医院的两位患者。检查结果发现，这两名患者都不是合适的受体。这时候，其中一位患者的主治医生、大名鼎鼎的杜克大学医院儿童心外科主任詹姆斯·贾格斯(James Jaggers)提出，这些器官也许可以用在他的另一个患者——也就是杰西卡——的身上。

杰西卡的名字当时并没有在计算机系统的匹配名单上，然而，新英格兰的捐献器官库已经找不到在器官运输安全时间内符合要求的其他患者。这样，贾格斯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兵分两路，一路乘飞机取回捐献的心脏和肺器官，另一路则紧张地开始准备杰西卡的手术。由始至终，并没有人质疑，为什么杰西卡的名字最开始时候并没有出现在那张名单之上……

这个被美国媒体齐声谴责为“极端的盲目自大和狂妄，极端粗心和不负责任”的举动，使一个奇迹故事在转瞬间破灭，转化为一场令所有人都难以接受的悲剧。来自某位A型血捐献者的心脏和肺被移植到O型血的杰西卡身体之中后，遭到免疫系统的强烈排斥。手术后不久，杰西卡的心脏和肾脏就都出现了严重衰竭。

这当然是杰西卡的父母和她的赞助人马赫尼所不能接受的。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马赫尼咆哮着要向杜克大学医院的负责人讨个说法。此事甚至惊动政坛，引来参议员伊丽莎白·多尔(Elizabeth Dole)的亲自过问。由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2月20日，她再次被推进手术室，接受另一组配型心肺器官的移植。

已经再没有什么办法来评价这第二次手术到底算不算是一次成功的手术。由于脑出血对大脑不可挽回的损伤，2月22日，医生宣布，杰西卡已经脑死亡。这天下午5点07分，17岁的杰西卡停止了呼吸。

杰西卡短短的一生在这天画上了句号，可她的故事还没有完。在美国，每年有4.4万到9.8万人因为医疗事故而丧命，杰西卡只是他们中的一个。是什么让这些听起来几乎荒谬的事故在长久以来深受公众信赖与尊敬的医院中发生？即使杜克大学医院事后用交给杰西卡父母委托律师科特·迪克森(Kurt Dixon)的长达500多页的医疗记录来证明自己在这一事件中的严谨诚实，但一个17岁少女的死亡却让这一切看上去都那么的轻，那么的不可依赖。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杰西卡得到第二组捐献器官的时间距第一次手术只有13天，这显然是违背惯常的器官捐献程序的。那么，对于那些在等候名单上已经等了几年的患者来说，这样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又是否公平？会不会有人因为这样而失去了得到救治的宝贵机会？一个奇迹与悲剧瞬息万变、层出不迭的社会，同一个循规蹈矩、波澜不惊的社会，对于身处其中的人来说，究竟哪一个才是好的？

美国的器官捐献程序

1.登记：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首先要在全国器官共享网络(United Network for Organ Sharing，简称为UNOS)上登记。中央计算机上保存着美国全国等待器官捐献者的资料和排位顺序。因为捐献的器官数目稀少，所有患者都必须等待。根据病情的严重程度，患者可以在医院中等待，或是作为门诊病人。

2.捐献：当一个人被宣布为脑死亡时，他/她的家人会被当地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简称为OPO)询问是否愿意捐献其器官。如果死者生前填写过器官捐献卡或其家人同意捐献器官，捐献者的信息会被输入UNOS计算机系统。OPO将支付所有与捐献器官相关的费用。

3.配对：当器官捐献者的身份被确认后，UNOS会列出符合需求的患者名单。计算机程序将根据患者的等待时间、病情严重程度、血型、体型及其与捐献器官所在地的距离来进行筛选。种族、性别、宗教和经济状况并不会被考虑在内。条件最符合的器官信息会被送往监视排名最前的患者情况的医院。

4.器官取得：等待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所在医院的专家们根据患者情况决定是否接受器官。如果接受，医院将派专人到捐献者所在的医院取回器官。会有一个人来综合协调手术人员和器官取回人员的进度。有时候，可能要从一个捐献者身上取得多个器官，其中就要牵涉到多家医院的协作。

5.器官检查：器官取回人员到达捐献者所在的医院时，专家会对供捐献器官进行检查，判断它是否符合患者要求。如果一切条件符合，会通知接受移植者所在医院的协调员，然后，在取回器官的同时告知患者。患者将被送入手术室，但不接受麻醉。只有当器官通过最后检查后，患者才会被麻醉。

6.分秒必争：供移植的器官将被冷藏运输。负责取回器官的人员随时与协调员保持联系，以确保两地的时间和进度不会产生偏差。时间极为关键。像心脏和肺这样的器官，在体外最多只能保存6小时。肝脏保存期稍长，可以超过24小时。

7.手术：当器官接近患者所在的医院时，将对患者的生命征象(如脉搏、体温、血压、呼吸等)以及免疫系统作移植前最后检查。

心肺移植手术在中国——专访北京安贞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心肺移植手术专家陈玉平教授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介绍一下目前国外和我国心肺移植手术的现状？

陈玉平：世界上第一例成功的人体心肺移植完成于1981年。根据我手边这份截止到2002年7月份的最新统计数据，目前全世界一共进行了2935例心肺移植手术。在国外，相关的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病人的存活期可以达到十几年。

中国的心肺移植手术还刚刚起步。心脏移植基本上已经相当成熟，但由于肺需要与外面的空气接触，移植后发生感染的几率很高，因此，一旦涉及到肺的移植，患者的成活期就会显著缩短。1995年2月23日，我们安贞医院才完成了国内第一例成功的单肺移植手术，1998年，完成第一例双肺移植手术。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心肺移植手术只做了10多例，病人的存活期都非常短，通常只有1至2个月，最长也不超过4个月。目前，单肺移植的5年成活率也才不过50%多。

三联生活周刊：根据你的经验判断，美国杰西卡事件的问题出在哪个环节上？

陈玉平：许多报道中指出是因为血型配型不对而导致发生这样的事情，这让我很不解。在国内的心、肺移植手术中，使用来自不同血型的供体的器官非常普遍，并不会死人。是不是真的就因为血型不对而产生这样的事故？为什么会这样？由于目前我看到的资料对于具体环节的叙述都不够详细，我还不能妄下断言。

三联生活周刊：我国是否存在像美国那样的全国器官共享网络(UNOS)？一个中国病人接受心肺移植手术所需费用约为多少？医疗保险是否涵盖这一项目？

陈玉平：中国没有这样的网络。进行心肺移植手术的费用相当高，需要几十万人民币。医疗保险中包含肾脏移植，但不包括心肺移植。所有的费用都必须由患者自行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