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地英雄下夕烟

（文 / 杜比）

吃，是中国人喜庆最主要的表现方式  

2002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世界杯球迷团”前往韩国。行程十余天，跟着中国队转战，其间住和行都遭遇极大困难，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吃饭。韩国饭菜决不是“萨拉伯尔”那样的，团餐吃腻了，我们旅行团的人就纷纷出去自己改善伙食。有一次，三个人跑到一家中国饭馆，花了近1000元人民币吃了几盘类似炒肉片之类的东西，而同在餐馆里吃饭的韩国人，不过叫一客酱油炒饭似的东西，也就合50元人民币。

最火爆的一顿饭是在釜山吃海鲜，花了70万韩元，大大小小的盘子摞起来，剩的东西可真不少。那韩国老板多少有些吃惊，我看着剩菜太多不免也有点不好意思。同行的朋友说了，咱们这么吃叫浪费，花了钱还没准让人说咱们傻，当了冤大头。可要是美国人这么吃，那谁都会说“真牛逼”，是占据了资源的生活方式，带动了消费。听了这一席话，我是茅塞顿开。以往我总是拿西方人的那套价值标准来衡量咱们的文化，比如说请客吃饭，洋人总希望你把饭菜都吃光，中国人必须叫一桌子菜，不剩下对不起你。受西方不良思想的毒害，我觉得这是咱们的毛病。

看过一部西班牙电影，一个美国人和两个西班牙人在西班牙吃饭，美国人点饮料的时候叫了可口可乐，西班牙人不干了，说在这里不能要如此粗俗的美国饮料，大家必须喝葡萄酒。这是文化斗争。我也曾经在一家西班牙菜馆吃饭，由于中午吃的太多了，剩下大半盘子，那是各种鱼做成的一盘子海鲜什么的，伙计撤盘子时候看我剩得多，就嘀咕了几句，我当时颇为害臊。现在想来，应该教训他，我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剩下，你管得着吗？就是说你的厨子手艺太差，你有什么不服吗？吃过炸小黄鱼吗？吃过煎平鱼吗？你这海鲜大菜连我们的煎平鱼都不如。

回头再说我们那个球迷团，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从韩国回北京要停留一晚再回家，在北京那晚上就欢聚了一把。大家的胃在十来天的韩国之行中受了不少委屈，那晚上自然大吃特吃，别的不说，那顿饭一共喝下14瓶茅台。现在看来，这是我们的一个仪式，在异乡的短暂游历之后，我们借助吃饭恢复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

我甚至可以说，我的成年仪式就是在饭桌上进行的。那一年，我的女朋友带我去吃饭，她驾轻就熟地点了菜，我记得有水煮肉，服务员把菜端上来，再淋上油，我看着辣椒、牛肉滋滋地发出声响，内心的新奇和参观天文馆一样。就此我知道了男人在点菜方面应该多学习，在结账上更应该多努力。后来我知道成长的标准也可以由吃饭来衡量，水煮肉是一个阶段，而后我经过了自助餐阶段，平均消费38元就是个标尺了。仰望成功者的足迹，我恶俗地想，什么时候能跳跃到龙虾阶段和鱼翅捞饭阶段。忘了是哪个家伙说的，先来碗鱼翅漱漱口。

吃饭能这样被解释，一方面在于我们的饮食文化的确厉害，另一方面在于我们对饥饿都有难以磨灭的记忆。现今30多的人，童年时候大多是靠白菜萝卜挺过来的，18到22岁的这个黄金阶段，在大学里吸收了最多的精神营养，却经历着吃与性的最沉重饥渴。我在上学的时候通过阅读了解到，在欧洲这个有宗教传统的地方，饮食规范与宗教形而上学的自我救赎一直纠缠着。据说威尼斯的一个诗人路德维西·波尔切将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比作糖浆包在热腾腾的白面包里。佛罗伦萨的费拉拉公爵惟一一次祷告，则发生在他狂宴三天疟疾发作卧病不起的时候。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描绘17世纪那些意大利城邦，说除去马基雅维里式的宫廷阴谋与仇杀，生活就是一场盛大的飨宴，所有的禁欲与苦行主义被公开唾弃。而我们深夜从图书馆走回宿舍的时候只祈祷能来一碗馄饨当夜宵。

有一次和毕业返校的师兄斗酒，师兄说了，你们不行，肚子里没油水，别看我们毕业没一年，挣的钱还是够吃肉的，你们喝不过我们了。那年代，我和我最好的一个大学同学的理想就是今后挣了钱吃遍北京的饭馆，我们订下的第一个目标是西单的鸿宾楼。

抛开这些个人理想，说说文化。很早之前我看过一本书叫《奢侈与资本主义》，其中有这样一个小歌谣印象深刻：“贪婪，邪恶的根源，这种该死的毛病助长了有害的恶习，并为挥霍提供了条件。奢侈，贵族的罪恶，可无数穷人藉此谋生，可恶的傲慢使更多的穷人活命。虚荣和忌妒本身决定了工业的发展，美食、家具和服装，显示了他们的愚蠢和轻浮，而这些古怪可笑的恶习，正是推动商业前进的动力。”

多年之后再翻这本书，发现里面还有一段关于18世纪伦敦饭馆和澡堂的描述，大意是男女一起吃饭是快乐的，澡堂子装修豪华，有统计说，这些行业一夜的收入够荷兰政府维持半年的。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写照吗？吃饱了，大家商量着开一桌麻将，或者就奔澡堂子搓搓。

看看美国人，不管是棒球还是篮球，冰球还是橄榄球，总黑压压坐满了观众，什么叫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有多大？看看这上座率就知道了。同样道理，看看饭馆里的上座率就知道我们的餐饮业有多么澎湃的动力，毛主席说了，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如今他老人家就在湖南饭馆的门口，喜看沙锅炖土鸡，遍地英雄在吃饭。

英国18世纪吃喝之风兴起之时，正是其活力四射之时。吃喝引起的问题也就随之而来，出身于阿伯丁的医师兼作家乔治·彻尼(1671～1742)，就在咖啡馆和小酒店作为那个时代职业人士的聚会场所极负盛名的时候来到了伦敦，并很快投入到考究吃喝而又贪杯的人群中去，结果是他的体重增至448磅并被诊断出患有英国式忧郁症。久病成医的他在摸索中创造出了一个健康的食谱：牛奶加蔬菜，戒除饮酒。最终，彻尼长寿，神清气闲地度过了一生。彻尼一度在伦敦和巴斯两地行医，为贵族和职业人士诊治，深受大卫·休谟等同时代名人的崇敬。他还写了本《英国疾病》(The English Malady)，非常详细地阐述他的健康理论，他说节食对精神健康和长寿有益处。

我觉得彻尼的角色有点像现在的洪昭光教授，号召大家过一种健康生活。但从个人经历来看，心血管专家洪教授大概一直很健康。要是哪一天，靠写美食闻名的沈胖子沈宏非能写出一本号召健康饮食的书来，他就更像乔治·彻尼了。

卢梭说过：“在人类依然单纯、朴素、诚实而节俭的过去，疾病少而又少，或者几乎没有。人们起居有度，训练有素；终日辛勤狩猎和劳动着的人们吃什么都香甜无比。”但时代发展不答应这样的田园牧歌，有思想家把欧洲饮食无度的原因归结为日益发展的全球贸易与贪婪的资本主义精神。由伊比利亚半岛国家发起的，旨在获得美味调料的大航海时代，激发了上流人士无限的胃口。依靠辣椒、豆蔻与香草，满放生姜的葡萄酒与洒满辣椒粉末的肉类，烹饪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着。

最近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本新书的评介，书名叫《筵席——饮食方式的历史》，作者罗伊·斯特朗是一个来自英国的干瘦家伙，作者把食物作为一个窥探社会文化发展的孔道。看样子，这跟我们这里出过的什么《笑的历史》、《乳房的历史》一样，是一本装蒜的作品。斯特朗认为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系统知识的增长与权力关系的扩展相辅相成，饮食的各种名目就是关于身体话语和行为理性化的有趣例证。看看，这是多么知识分子的词汇。斯特朗认为，如果说17、18世纪关于饮食的研究秉承贵族和职业阶层进行自我克制的宗教传统，那么19世纪以后的营养科学所背负的道德色彩就是另一回事，它源于城市管理，工厂主追求的利润与工人阶级的养家负担之间的矛盾纠葛。身体不再是由“神性的清醒”所激活的躯体，而是由热量和各种蛋白质提供动力，生产工业制成品的机械。因而如何控制机体有效运作，维持其发展，都是统治与被统治阶级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马克思的《英国工人状况调查》，还是今天时尚杂志上不厌其烦的女士瘦身食谱，都反映了饮食系统知识在社会权力扩张背景下的改弦更张。

这些话看起来很“提升”，可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好地吃饭，也并不能帮助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比如有人在西安一顿饭吃了36万元，怎么就引起那么多的议论？应该怎样去分析这件事？也许我们需要自己的理论家来阐明社会进步与吃饭的关系，既然吃饭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传统，它就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吃动内需，促进农产品生产。吃上好饭的人怎样给没吃上好饭的人带去利益，这永远是一个文明社会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