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与仪式

（文 / 刘同）

多年前的一个除夕之夜，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之前，北京师范大学两位研究民间文学的著名教授接受中央电视台访问，称观看春节晚会已经成为一种“新民俗”，和放鞭炮吃饺子一样是大家过年必不可少的一种习俗。

时至今日，春节晚会的吸引力虽在下降，但其“新民俗”的特征并未瓦解。依旧有大量观众会收看晚会，依旧有大量的人在关注晚会，它依旧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工具。虽然每年只有一次，每次不过几小时。

每一个大众传媒，都有这样5个基本要素：谁在说？说什么？通过哪种渠道？向谁说？有什么样的影响？用这5个要素对照一下春节联欢晚会，就不难理解它为何有一层凝重气氛。春节晚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娱乐节目，给大家个热闹就完。它根本不可能放弃它所要承载的一切。

这个有着20年历史的晚会至少有三重角色，第一是过年的仪式，总结上一年的好事情，让大家在除夕之夜有一种兴奋感，并对来年国家发展、民生幸福充满信心。这个仪式几乎要照顾全世界所有华人。第二是娱乐，照顾所有受众，照顾所有表演门类和尽可能多的艺术形式，要有为数众多的明星来捧场，也要有几个好节目。第三是广告黄金夜，就像美国的超级碗橄榄球决赛，许多厂家的年度最新广告或最新产品都抢在那个时间播出。虽然没有哪家报纸的评论员要通过晚会读解政策，也没有太多市场营销人员对其广告做分析，但这三重角色不可能分解。

春节晚会曾经试图将背景挪到体育馆，但观众还是喜欢茶座式的表演现场，这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茶座”更亲切，更红火；二是“茶座”上坐着什么人能看个大概齐，能在前排就坐的不是“角儿”不是“腕儿”也是个“人物”——当年拿了世界冠军的运动员肯定得坐俩，企业家名流也要坐俩，阎肃老师也得坐在那里。亲切红火，是要让电视渲染的气氛更好地传达到家里，可就像家里过节不能把亲戚忘了一样，晚会也得谁都惦记着，谁都得提两句——海外游子留学生、援外人员、驻守边疆的战士、留守在工作岗位的职工。当天夜里最忙的可能就是这台晚会的工作者，可他们得做出心怀天下的样子，给别人道一声“您受累了”。

从娱乐节目来看，谁都喜欢推陈出新，可从“民俗”的角度来看，这个晚会又不可能太新。试想，如果这晚会没有冯巩、赵本山、赵忠祥、姜昆、黄宏等人，就不像春节晚会了。“俗”嘛，就有约定俗成的意思，您等到12点半发现赵丽蓉还没出场，就会忧伤地想起来这个可爱的老太太已经去世。

在主题确定、任务明确、演出形式僵化之后，你当然可以找出许多地方来批评指责晚会，这是文人的义务。当然你也可以不看，就像越来越多的青年一样，有更好的消费去向。可这台晚会不仅已经办了20年，还会继续办下去。让大家按照一个思路去想问题，甚至按照一种审美观去欣赏文艺，这是它的使命。争着在那里亮相，从而获得演艺生涯的飞跃，这是艺人的宿命。回顾晚会20年来的历史，毕竟有一些地方还是让人思索：我们认识了赵本山，从而知道，他或者说二人转，在民间还有另外一些更奇妙的作品；我们看见年轻的、有偶像价值的港台歌星登台，从而意识到流行文化逐渐被主流传播工具接纳；我们看到相声演员黔驴技穷，从而反思讽刺与幽默在哪里失去根基。

但这些思索并不重要。在除夕之夜，一个农民回到家乡，在炕上吃着他的年夜饭，他看到一年未见的父母和孩子；一家城市平民，买来了新鲜的韭菜和一瓶茅台，盘算着来年有更好的日子。他们把电视打开，习惯性地调到春节晚会将播出的频道，那台晚会上的所有节目都只是一种背景，他们吃着饭说着话包饺子。

在晚会结束之后，在鞭炮沉寂之后，还会有人坚持着“守岁”，他们对新年的愿望决不像电视中那样夸张和热烈，但那个仪式还是能介入内心，似乎只有和无数人在一起，平安喜乐的日子才能够一同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