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投行：原为刀俎，今为鱼肉

（文 / 邱海旭）

华尔街丑闻中的又一个重要人物——杰克·格鲁曼

上周，被称为“华尔街执刑者”的纽约州司法部长斯皮策再次祭起铡刀，对所罗门美邦公司电讯业明星分析员杰克·格鲁曼展开调查。和前次调查美林一样，斯皮策此次又是从电子邮件里发现端倪，格鲁曼被指控在2000年初故意提高AT&T 公司的股票评级。可笑的是，格鲁曼此举并非为促进所罗门美邦和AT&T的生意往来，而是为支持其顶头上司斯坦福·韦尔(Sanford Weill)在花旗银行(所罗门美邦母公司)董事会中的竞选。作为知恩图报的必然表现，AT&T高级主管同时又是花旗银行董事会成员的麦克尔·阿姆斯特朗(Michael Armstrong)帮助韦尔成功当选。而格鲁曼本人得到的好处是：花旗拿出100万美元，让他的一对儿女人读曼哈顿某著名幼儿园，用格鲁曼的话说：这家幼儿园比哈佛还难进。

华尔街在一系列丑闻中沾染的污点即使跳进密西西比河也洗不干净，公众投资者的愤怒吼声使司法当局非常乐意用铁腕手段清算华尔街的“罪行”。最直接的惩罚将是一系列巨额罚款。和美林一样，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已经同意支付1亿美元作为免予起诉的交换。而外界普遍认为，今后5年整个华尔街至少还得再拿出10亿美元。但谁都明白把宝压在“花钱消灾”上是最愚蠢的行为，斯皮策手中还有长长一串等待清算的名单，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金融巨头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国会将制定更加严苛的法律规范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尔街投行是这个星球上管理最混乱的机构，它是由一帮极端自负的利己主义者组成的松散联盟。对客户来说，这群明星掮客所从事的往往是利益交叉甚至相互矛盾的业务。问题根源出在投资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上，银行内部不同部门常常在为同一个客户服务，互相协作取悦客户也就变得不可避免。

在过去10年的牛市里，人们对投行玩弄的这套把戏习以为常。例如在1997年，J.P.摩根在一桩德国银行并购案中，竟同时成为双方的代理商。面对微弱的质疑声，J.P.摩根辩称两个小组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运作。高盛公司玩得更绝，1998年，在即将崩溃的LTCM基金拯救行动中，高盛一边作为LTCM资产清查队的一员，一边为沃伦·巴菲特旗下基金出谋划策购买LTCM资产，此外还有传言称高盛的一帮经纪人在债券市场从事有悖LTCM最大利益的交易活动。这种一石三鸟的把戏在当时不会有人注意，但放在今天，等待高盛的只会是斯皮策的皮鞭。

目前几个最大的玩家已经争取在政府之前做出反应，美林公司宣布它将在客户研究和金融服务部门之间设置严格界限。而花旗银行走得更远，上个月，花旗决定将研究咨询业务分离成一个实体，由众望所归的研究员沙利·克劳奇科(Sallie Krawcheck)担任主管。但是他们甭指望这会磨软立法者的决心，美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主席罗伯特·格劳伯上个月访问伦敦时说：“从历史经验看，受骗的公众会督促司法当局制定惩罚性法规以报复证券市场的操纵者，尽管双方较量的过程会持续很长时间。”

格劳伯所说的历史经验可以回溯到几百年前，1720年，由于“南海基金泡沫”的破灭，一项禁止证券公司合并的法律在英国执行了100年。1929年华尔街股灾后，国会经过4年艰苦讨论，最终通过格拉斯-斯蒂高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商业银行涉足证券业务。此后一直到1940年，都陆续有新的限制性法案推出。20世纪70年代以后司法当局开始放松对银行业管制，混业经营模式得到普遍认同。在1999年格拉斯-斯蒂高法案被废止之前，华尔街金融家们就已经发明出形形色色的混业方式，与早已混业经营的欧洲银行竞争。

如今斯皮策们会将这一潮流重新逆转过来么？听起来不太可能，但银行界确实存在这样的担心——过去20年里形成的紧密混业的模式终将面临调整。最可怕的结局是：不仅研究部门，其他包括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物的业务也将被迫与客户咨询业务剥离，这将彻底改变金融市场的格局。

与司法调整同时进行的将是华尔街投行自身结构的改造，2001年以来，许多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裁员，迄今为止华尔街已经让32300名职员卷铺盖回家，摩根斯坦利和美林11月中旬分别宣布要将经纪人数目减少5%。尽管利润急剧萎缩，但华尔街投行仍在沿袭一个广受争议的传统——将利润的50%作为红利发给分析师和经纪人们。据阿姆斯特朗国际猎头公司的估测，在前三大投行供职的资产评估专家今年仍将得到100万～360万美元的薪酬，这些人可以继续穿戴范思哲西服和劳力士手表，只不过不再像以往那般趾高气昂。银行业分析师戴维德·塔里恩特(Davide Taliente)认为，现在是华尔街调整薪金结构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他说：“从90年代初形成的高激励制度并非建立在银行业的传统理性之上，而更类似于好莱坞和NBA的明星崇拜，它将分析师的个人功劳夸大得无以复加，从而刺激他们牺牲投资者利益以获取个人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