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15)

（文 / 李普 野花 杨不过 任田）

文化生活

李普 图 谢峰

王安忆有本《我读我看》，汇集了她近几年所写的书评以及剧评。按我十分堕落的阅读习惯，我只能从附录的流水账“读看日记”看起，为的是简单不累眼。我不看则已，看了之后唏嘘不已，世界上还是有人可以生活得这么文化。从1994年到2000年6年间每日除了看书、看戏、看电影、看画展、听音乐会，就没干过别的。按我本来的俗想法，提及一个人，甭管他是谁，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知道他是怎么赚钱养家糊口的。不过，为了彻底打击我的低级趣味，王安忆在日记里只打算让我羡慕她丰富的文化生活是怎么过的。

以前看法国小说，总有大段剧院生活的描写，永不落幕的舞台，夜夜笙歌以及包厢里的暧昧故事等。看那些东西的时候我还挺年轻，没觉得那是什么值得过的生活。现在的想法则略有不同，我希望可以去一个能看到先锋戏剧，能欣赏到高雅音乐，能参观各类画展，简言之，文化生活极大地丰富了的地方生活。巴黎确实有些遥远，不太方便，即使我拼命挣钱，最多也就是去那儿观光观光。如果能在自己家门口享受文化生活，最好还是能做个北京人。

有个北京的朋友说，北京人的生活好，可以看话剧，看各种芭蕾舞团访华演出，听小泽征尔的《蝴蝶夫人》。我说，我们这儿也挺好，马上有个博物馆和图书馆建成，2005年前将有一个现代化的音乐厅投入使用。

如果一个人能够坐拥英伦和香港书城，读马克思，读中西哲人，过董桥那样的名士生活自然很好。如果不能，也不能自暴自弃。本地的文化生活虽然稍显粗糙，但节目不断，最近有俄罗斯马戏团的表演，深港澳警察摄影书画展以及台湾地区舞蹈团来深圳交流演出。前不久的喻红画展，不知落幕没有，只是好端端的一个画家，一到这里就被称为美女画家，实属恶劣。

斯汤达死的时候可以说：活过，爱过，写过。王小波说他很怕自己到死的时候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努力写作。我也有类似想法，为了不落到个什么都没的说的地步，正孜孜不倦地丰富着自己的业余文化生活。日常生活即使不能精致，至少偶有悬念，我们的小区组织迎国庆文艺汇演，歌舞相声小品热闹得很，报名唱个《我只在乎你》也算是文化生活之一种吧。

GLAY是谁

野花

当她们将一张演唱会的票送至我面前的时候，我第一次知道了GLAY这个词——出于对新买的佳能S30数码相机性能的测试，拍摄几张夜景灯光的照片——我只能如此牵强地给自己找到这样一个去看演出的缘由。

到达“工体”门前，突然间比平日多出了若干五光十色头发的观众群，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那些或红或绿的头发在秋日的黄昏中呈现出春天般的气息，在间或吹来的秋风中不时地抖动。一个同去的朋友说，“他们让我想起了春天的草地”。如果有希望，眼中何尝不是春天草地般的景象呢？我在想。其实同去的朋友们已经有很多人一改往日装束，像阳光般细碎而且灿烂——也有人会想，新新人类的服装为什么总会与麻袋长袍或另类床单挂钩呢？这也许就是新新人类革命的气节——把一切矜持都粉碎，当然也有一个专用的英语名词来形容它，叫做COSPLAY。

演出虽然在6:45才开始，但当巨型舞台灯光燃亮伴奏响起的瞬间，我听到全场观众都沸腾了，然后双手高举过头顶挥舞，我惊了。因为我旁边一个年轻的女孩居然脱掉了外套，然后跳起来狂舞。而我，大概只能属于静默者，在脑袋林立的缝隙中，坐在椅子上无动于衷地透过灯光看着演出。我一直惊悚于日本人在舞台科技方面的进步：“工体”的南侧搭起了一个钢架与灯光并举的现代舞台，然后在色彩变幻下，几个装束奇特的日本男子出场。因为对日本文化从来不曾有过好感，除了川端康成与村上春树的一些文字曾让我经历那些悲喜外，再无其他。

在夜晚的演出中，音响和灯光至为重要，也许对于那些追星族来说，偶像也是一种信仰，因此在这个夜晚，那些来自岛国的“星星”们不断地用力发着光，然后一起雀跃，惊叫。在演出过程中，还贯穿了来自成龙的祝贺录像，以及演唱了晚会中我惟一能听懂一点的歌曲——中文的《歌声与微笑》。不过被演绎成了一支十足的摇滚歌曲。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的耳膜实在无法承载来自于我身边的各种喊叫，那些喊叫透着绝望与茫然，映衬着“工体”东北角上空的月亮，使我不寒而栗。我不禁想起了在那些钢筋水泥的丛林里关于人狼的种种传说。原谅我吧，我无法不退场。

在去看演出的前一个夜晚，刚刚远去法国的瑾打来电话，当我说要去看GLAY 演出的时候，她说：“早点回家，别让我牵挂。”我说，“没事，去看一场关于年轻人的演出，怀念一下曾经年轻的激情，因为我基本已经算是老年人了，所以估计我会提前退场的。”然后瑾在电话里笑，那个时候南锡是黄昏，而北京则是子夜。

其实看现场演出有的时候也在印证着自己的衰老，当激情再也无法搅拌着啤酒举着打火机踩在凳子上狂舞之刻，也许正是人生季节的更迭之时。

这一支皂罗袍

杨不过

在一帮庸俗不堪的朋友里，我忽然发现了一位卓尔不群的男青年。某一日他轻描淡写地说，哎，你不知道吧，我学过三年昆曲。顿时让我五体投地。然后他开始口若悬河地讲《思凡》，讲《刺虎》、《断桥》。

曾经在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附近住过一阵，有时候穷极无聊或者心血来潮想附庸风雅一把就去那里听听戏。记得一次来了个苏州的班子唱昆曲，于是知道了《思凡》。可惜这些于我简直是牛嚼牡丹，白白浪费了表情和金钱。惟一的印象是，一个小男生的扮相俏丽妩媚，叫我直感叹，活了20多年，第一次真正明白勾魂摄魄几个字。

那时候，我知道的就只有《思凡》这一出，但据说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昆曲，因为没有通常会有的华丽辞藻和艰深典故，甚至可以说是大胆直白。除了耳熟能详的“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父削去了头发”之外，我完全一无所知。反正故事梗概是，小尼姑春心荡漾，“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着他”，然后不顾清规戒律，“火烧眉毛且顾眼下”。

好玩的是小尼姑的独白：“惟有布袋罗汉笑呵呵，有谁人肯娶我这年老婆婆……”联想到看烦了的“女人三十怎么办”之类话题，不由感慨古今中外妇女姐妹跨越时空心连心，从来都以把自己嫁出去为最大乐事。

经典的《游园惊梦》没机会看到，但看过《牡丹亭》，可以略略想象那股子婉丽妩媚，一唱三叹。从白先勇的文章里知道，《红楼梦》里元妃省亲时点的四出戏：《家宴》、《乞巧》、《仙缘》、《离魂》，原来都是昆曲。曹雪芹写书的乾隆年间，昆曲鼎盛，“由南到北，举国若狂”。而苏州是明清两代的昆曲中心，难怪贾府为了元妃省亲，会专门到姑苏去采买一班唱戏的女孩子。昆曲足足兴盛了两百年，并且始终阳春白雪，不像元杂剧的下里巴人——《赵氏孤儿》、《秋千记》，一听名字就苦哈哈的，杂剧作家们也都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文人。凡是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可能都忘不了《窦娥冤》里，窦娥临死前忍不住诅天咒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还有不断出现的“枉将他气杀也么哥”、“兀的不冻杀人也么哥”，俗是俗得一塌糊涂。而杜丽娘姐姐虽然也苦，还是摆脱不了地主阶级的小情调：“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亭深院，没乱里春情难遣，蓦地里怀人幽怨。则为俺生小婵娟，拣名门一例一例里神仙眷。甚良缘，把青春抛的远。”

我知道《游园惊梦》中的这一支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在我这颗日见庸俗粗糙的心里，这已经是美的极致。

死亡进行时

任田 图 谢峰

罗文去世那天，我在报社当班。窗外风雨飘摇。所有关心这件事的记者与编辑，网民或读者，似乎都已达成默契的共识：罗文应该是过不了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了。那夜，我准备了两个头条新闻，一个是“罗文谢幕”，一个是“柏芝狂欢”……最后的定版时间越来越临近，我陷入了两难。

从中午1点到2点，已经三度传出罗文的死讯；3点到5点，有更确凿的消息来自英皇的老板杨受成，还伴有电台女主持人泪洒当场的感人场面。有近水之便的记者将圣玛丽医院围了个水泄不通，甚至有人宣称：“如果罗文真的死了，我包你5分钟之内收到消息。”网上消息已经是一片大乱，有报已死的，有未死辟谣的，也有内讧说媒体自乱阵脚的。

静下来想一想：如果我们于罗文尚在病榻殊死挣扎之际误报他的死讯，不仅做人来说太不厚道，还可能被人起诉，会被竞争对手抓住笑柄。但如果不报，固然是怀着一腔善良的好意，可罗文一旦偏偏在那夜悄然归去，更会有读者怪我们鲁钝。

于是我继续在办公室里等，等一个也许没有结局的结局。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仿佛一个在殡仪馆工作的化妆师，在等一副等待化妆的陌生面孔。我与他素不相识，而我本性也并不恶毒。说一个生者对死者的访问也好，说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也好，我的工作是一个化妆师，我既是第一次见他，也是最后一个送他。我只希望，借我的手，带给大家的是一份正确的讯息。定版的最后一分钟已过去，我换上了“柏芝狂欢”，这个女孩子因为情郎的脱罪而心情释放，她的欢乐感染了整个版面。

主任走过来对我说：“罗文今晚就算死了也不怪你！”我当然知道她的好意，但我还是故意混淆地说：“我没有离开过办公室，我没有到圣玛丽医院拔罗文的管子！”

记得中学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持续性动词和瞬间动词，她说：“‘死’是瞬间动词，没有进行时，但有‘DYING’。你不可以说‘他正在死’，你只能说‘他快死了’。”这个解释对于今天的我，尤其是对于在办公室里等一个“DYING”的人变成“DEAD”的我来说，更平添了一番深刻无奈的涵义。原来在实际生活中，“死”是持续性动词，是有进行时的，从中午1点开始，从第一条谬传的死讯开始，罗文就“正在死”了，直到当夜11点15分，风雨既歇，他的“进行时”才告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