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的达利不太疯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陈李娟)
媒体追踪的热点之一——巨型雕塑《太空象》
达利的作品无法和他的行为分开,他带给自己和他人的主题与表演这双重惊奇组合成了真正的达利。
达利在中国的这个展览是由达利基金会和丹麦联合集团共同策划,专为中国市场而定做的超大型展览。艺术展览现在都得在独特、有感染力的展示方式上花费脑筋。达利展更不同一般地要求展览形式的花哨,否则对不住达利的形象。展览方因此尝试着让我们大家能主动、互动地理解画家及其创作,还请到了深层心理研究和训练中心的成员和教授,设计更符合达利双重名声的秀场。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举行开幕典礼之前,达利在广州的反响就让人对这个展览有所期待。可是热闹之中《羊城晚报》上一篇《达利从广州滚出去》的文章提醒人想起了2000年中国美术馆达利展时的情景,那时也是一片“达利来了”的媒体声音,后来tom网的吴鸿拿《别了,萨尔瓦多·达利》的文章与之对应。当时他是有感于北京展出的达利作品只是一个系列的钢笔画插图,放在格外隆重的展览中,显得十分平庸。由于缺少了那几张已成为他“注册商标”的画作的到场,整个展览与达利的盛名似乎联系不到一起。那一年达利是作为西班牙首相访华的“先遣官”,扮演的是“文化大使”角色。剩下给观众的好像是,一种表白我们身份的符号和民众文化脱贫的认证书。
达利是另类现实的支持者和表演者。他的作品诞生在一个反传统观念的时代,后来和他吵翻了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布勒东曾夸他“靠他的偏执狂批判方法授予了超现实主义第一流的武器”。他用这个武器制作的最后让布勒东们也讨厌了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艺术各个领域——绘画、雕塑、诗歌、电影、摄影,以及建筑设计、家具设计、首饰设计、芭蕾、玻璃、肥皂,虽然他最终的声誉被定义在超现实主义画家中,他用这个武器在其他领域表现的非专业的刺激也是体会那个时代里那个达利的必要部分。就连他设计的珠宝也将许多他绘画中和他梦境中的形象运用其中,使一些极寻常的宝石、胸针、耳环、项链带上达利梦幻的光芒。连同他说话不讲理,还有在英国讲演时穿上能把他憋死的深海潜水服之类的表演,让他成了最著名的秀场制造者。
也许他的个性是被电视和印刷品放大了的,要忽视他却变得困难了。可是来到中国的达利总与他的原始含义有些错位,前年来到中国的达利画了些钢笔画插图,15元的门票说明他是个温和的文化使者。我们不仅知道了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也知道达利的名字在布勒东愤怒的拆字游戏中会变成“渴望美元”,就如同那次他去银行拿着诺埃尔子爵那张29000法郎的支票去取钱,银行出纳员伸手要取他手里签完字的支票时,他顿时做惊恐状:不,把钱给我时,我再给支票。谁都会像加拉那样问他,人家要这支票有什么用呢?达利的理由是怕人家会吃了那张支票,至于为什么要那样,达利的答复是要是他处在那个人的位置上肯定会吃了它的。今年的达利在号称10亿元人民币的保险单和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拥扶和监视下,派头十足又小心翼翼地来了。50元门票之后,观众可能会学着达利的口气说:“真奇怪,这个达利,今天他要做出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
今年达利中国展上以达利的胡子作开场白,在现场设置几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分别展示达利生活创作的三个主题:梦境、宗教和女性。但新闻跟踪的是一件7.2米高的户外大型青铜雕塑作品《太空象》和5.3米高的青铜作品《挂钟》。此外,主要的支持就是所谓的互动展示。第一件互动装置是一个类似跳舞机的东西,一个电视屏幕连着一个触摸屏,底下是脚踏板。走上去的观众按动触摸屏,自己的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随着自己的操作,屏幕里的脸会扭曲变形。“女性”部分陈列着《梅维斯的唇形沙发》等家具作品,布置互动设备,展览中的讲解装置也需有人给出动力,达利才开始时断时续讲解自己的画。著名的《时间的永恒》中一块熔化的表可能在某一个神志昏迷的时刻反复出现在人的头脑中,去反映这个过程是可能的。在互动中,观众先是看到正常的表,用手触摸它时,它就会慢慢变形、融化。
互动部分就像是“带功报告”,是为了利用现代影视、电脑技术,布置和设制一些带有梦幻氛围的场面,以增加趣味和感受达利的疯癫,也是向观众展示达利艺术有代表性的几百件绘画、雕塑、黄金、青铜、玻璃制品和家具的方便手法。但是在玩了一圈多媒体游戏之后,你会发现既没有看到作为超现实主义大师的画家——因为没有一幅像样的大作品,占作品主要部分的是版画,这些作品更适合小型细琢磨型的展览,如此耀眼的展览上,这些作品前观众甚少。而且所谓耀眼也和达利关系不大,因为那些互动设置让人体会到的不像那个总会给人意外打击的达利秀。
《梅维斯的唇形沙发》
达利展览协议的方方面面
实习记者 陈李娟
达利真是世界的达利,他到哪里都能挣到钱。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和达利基金会之间的跨国合作却因为这一点而增加了几分困难。
就像世界各地有很多毕加索基金会一样,全世界也有很多达利基金会。这个达利基金会的主席拉维是达利生前私交甚好的朋友,因为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地收藏了不少达利的作品。这个基金会已经在世界各地举办了很多次关于达利的成功展览,包括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东京三越博物馆、伦敦海达德画廊等著名艺术展览地的展览,门票大概是10美元。
这样的艺术展览,一般都有国际统一模式,即由一家基金会提供展品,由艺术展览公司对展览进行包装,与展出国的艺术展览馆合作完成。这次对达利艺术品展览进行包装的是丹麦联合展览集团,该集团以包装展览的互动部分而著称。而这次中国达利展览刚开始就显示了它困难重重的一面——由于基金会对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概念,使他们有很大的戒心,竭尽所能对对方进行凋查。双方谈了将近一年,合同22次易稿,才达成合作。
从一开始,双方关于合同用什么文字都在争论之列,基金会一边跟中方谈判,一边就接着律师电话不放。到了选择仲裁机构时候,世纪坛觉得,既然是到中国来,出了问题应该在北京法院进行裁决,而对方觉得既然是自己的东西,要由自己所在国的法院担任仲裁。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选择第三国,由英国的一个国际仲裁机构进行裁决。两方的合作且行且止,家长亲戚集体操心。甚至连基金会主席的夫人都参与进来,她在瑞士滑雪的时候忽然给世纪坛的王昱东打了个电话,王昱东很郑重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就是打过来看看是不是真有这么个人。
谈判深入到运输问题,基金会提出要按照国际惯例采用国际艺术品物流公司,但因为这次展览不仅要在国际间运输,还要在中国的各城市间运输,艺术馆坚持要用本土运输公司。最后基金会让步,选择了中国远洋运输公司。达利的画是通过航空运输,雕像等通过海运,物流公司为每艘船和飞机都采用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跟踪。
对展品的安全,基金会对保安能力甚至周边派出所警察的援助反应速度都在要求之内。而艺术馆的警卫系统恐怕会让大家觉得有戏剧效果,跟《偷天陷阱》中描述的一样,艺术品展览中白天有特勤人员,安装自动报警系统,24小时监视设备,晚上还会使用红外线布控。但是红外线不是泽塔·琼斯用体操动作可以穿越的那些线,红外线是圆锥型,像探照灯一样,根本无法穿越,现实总是比电影更严谨。
直到2002年春节,才签定合同,结束了漫长的协商期。但展览方透露,展期可能不会延至预期时间,因为“票房”和投入不太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