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难以禁止的体制镇定剂

（文 / 巫昂）

三联生活周刊：从您擅长的工资制度研究来看职务消费，应该怎么看？

文跃然：中国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执行“二元工资体系”，也就是说，以政府为雇主的人（含公务员），每个人的工资袋里装这两部分工资，首先是国家财政给的，是正常工资，大家都知道，并不高。另一个部分是单位给的，通常能占到工资总量的2／3或者3／5。为此单位有很大压力，要去支付第二工资体系。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第二工资体系中，有哪一部分属于职务消费？

文跃然：这其中又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现金，但有风险，特别是纯粹的政府部门，人们常说吃得花不得。余下的是非现金收入，里边有法定的比如带薪休假、免费午餐等，再剩下的就是职务消费了。

三联生活周刊：政府为什么会默许职务消费的现实存在？

文跃然：50年代，国家初建时，以低工资高福利吸引国家公务员，而现在，国家财政必须要面对社会公平问题。三次加薪，异常艰难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地方政府支付不起。看职务消费的合理不合理，就得看到它首先是现有工资体系缺陷的价值弥补，避免公务员跟社会其他从业人员在做横向比较时，造成价值差异产生的心理压力。

三联生活周刊：而且是政府给自己加薪，政府给自己职务消费的机会？

文跃然：很多政策制定者亲身体会到收入过低带来的麻烦，于是，他的动机就成了问题，比如制定房改政策者，是房改的对象，他们拥有权力，其激励自然会出现偏差，会制定出某些不为全社会服务的政策。

三联生活周刊：那您为什么把它理解为“被迫的贵族化”？

文跃然：所谓职务消费，就是针对有职务的人，这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特权选择，他冒这种风险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更多合法收入来源。而非法的腐败，要冒更高的风险，相对而言，职务消费还是比较安全的。

三联生活周刊：国企的情况更为特殊一点。

文跃然：对，如果国有企业经营者，不能奔好的业绩去，或者不能因为业绩而获得好的年薪，他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自己消费，以取得与比如上亿的销售额相匹配的生活质量。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利用资源弥补薪水不足部分的做法。企业与机关总是有法子解决这些消费资金来源的，比如创收，在事业单位做一些经营性的投资，比如办个可以以行政指令发行的刊物，或者宣传材料。

三联生活周刊：而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文跃然：职务消费最明显的另一个特征是效益低下，也就是说，每一元钱带来的社会福利，比非货币化的职务消费，其效用是更高的。比如发给你两张免费的400元芭蕾舞票，跟发给你200元现金，其效用可能是一样的，甚至后者比前者更高。拿到货币的公务员，往往会更谨慎，更节俭地使用它。其实社会，可能并不需要这么多公务车，这么多公款活动项目，但是原来的制度规定，不用的话，这笔钱就白批了。

三联生活周刊：像新加坡政府那样执行公务员的廉政“公积金”的做法是否可行呢？就是在任期内不出问题的公务员，在退休后，可以得到一笔公积金养老？

文跃然：恐怕很难，关键还是财政支出跟不上。现在已经有了一笔住房公积金，再要搞廉政公积金，钱就不够花了。而且，在中国，最值钱的不是个人信誉，而是一个政府官员的职业生涯，它不仅包含着职务消费，还有社会地位、其他权力、心理优越感等好处。不妨模仿美国，对仕途清白的官员，采取在适当的时候提升的做法。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从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的过勇博士手中得到一个资料，是关于中国不同级别公务员之间工资差距太小的问题。经过2001年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加薪，公务员最高工资标准为2846元，最低工资标准为445元，比例为6.4:1，而他说，根据美国反腐专家艾克曼提出的10:1的比率，仍旧有相当差距。

文跃然：这里说的是对高级官员的价值认定，我认为，应该有很高的认定，因为他们属于社会精英。在香港地区，这点成为他们廉政公署的一个工作前提，因为高级公务员可以拿到很高的薪水，他们没有理由拿公家的钱，作为私人支出，其实也就是他们没有了进行不当职务消费的机会。

（文跃然：中国人民大学劳资人事学院副教授，工资、薪酬体制方面问题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