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医生的215个冤魂

（文 / 李孟苏）

法官戴米·珍妮特·史密斯在审讯哈罗德·希普曼的谋杀案

（路透／Reuters）  

2000页的犯罪调查报告

我认识的一位中国学生那几天念叨说，她的房东、一个退休工程师最近老被社区里的人叫做“医生”，因为他长得很像那位杀了200多病人的医生哈罗德·希普曼。

今年56岁的希普曼医生算得上是英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连环杀手，在23年里，借为病人看病之便，他杀死了至少215名患者。

7月底，高等法院大法官戴米·珍妮特·史密斯向议院呈交了对医生哈罗德·希普曼的犯罪调查报告。1998年9月，希普曼因杀人罪被逮捕，2000年1月，被判终身监禁。去年6月，珍妮特·史密斯大法官带领一个由法律、心理、犯罪学等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开始对希普曼作犯罪调查。调查小组采取了190个证人证据，参阅了14000个目击陈述，扫描了3.7万页其他证据，在相关网站上放了1万个文件，用了1年时间，最后成文的调查报告有6卷，共2000页。报告指出，希普曼确凿的杀人数量是215人，还有至少45人也可能是他杀的。 报告第一部分列出了希普曼杀死每一病人的时间、地点、方式。最大的受害者97岁，最小的41岁。死者中有171个女性，44个男性。

1975年3月，希普曼第一次杀人，对象是一位患癌症的老太太。当时的情况是患者生命已经垂危，希普曼为病人注射过量的镇痛剂，减轻了她的痛苦，也加速了病人的死亡。如果说这一次的罪恶是因为模糊了安乐死和杀人界限，希普曼却从中找到了控制别人生命的快感，医生的职业给他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报告中描述的希普曼典型杀人方式是：杀人现场多数在被害人家中。被害的老年病人通常单独生活，有时是病人要求希普曼上门诊疗，有时是他主动上门。在看病过程中，希普曼对病人静脉注射过量药物，使之死亡。然后，希普曼给死者家属或邻居打电话，通报死讯。当第三者到来后，他会给出一个充足理由解释他为什么会在这儿，或者干脆说他到这儿时人已经死了。要么离开现场，等邻居发现尸体再回来。

在杀了200多人后，1998年6月，希普曼杀死81岁的凯瑟琳·格兰蒂，涂改了死者遗嘱，把死者的全部财产留给自己。死者做律师的女儿产生怀疑，向警方报案，希普曼的罪行才得以暴露。

动机

希普曼进监狱4年了。他是模范囚犯，遵守监规，生活规律，每天读《卫报》，干活认真，还把已出版的4本《哈利·波特》都翻译成了盲文。只是他从不回答谋杀的问题，只要一问他罪行，他就把头转过去，对着墙，缄默不语。

史密斯大法官说：“如果我们把动机定义为‘对犯罪决定作出的合理、有意识的解释’，那我只能说，希普曼的犯罪没有动机。……这本调查报告尽可能完全地记录了希普曼的犯罪过程，但仍然不能说明希普曼的杀人动机。”

没有性的动机。受害者几乎全是耋耄老人，他和她们惟一的接触就是他给她们打了一针。也不是图财。希普曼最后虽然暴露在死者的遗嘱和财产上，但这却是200多桩谋杀案中惟一牵扯到金钱的谋杀。

史密斯在呈交调查报告时说，我们调查得越清楚，搜集的证据越多，希普曼的动机倒越模糊。专家们惟一能作出明确解释的，就是希普曼改动凯瑟琳·格兰蒂的遗嘱。希普曼改遗嘱这件事近乎荒诞，不像是一个谨小慎微、作案20多年未被发觉的罪犯所为。为此，专家们有两种分析：希普曼的心理压力太大，但又无法自我控制，于是故意露出马脚，好让人发现其罪行，借助外部因素停止杀人；二，如果篡夺财产成功，得一笔钱远走高飞，从此洗手不干。

由于希普曼一直缄口不谈其罪行，拒绝和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犯罪学、心理学专家见面，也就无法对他进行各方面测查，所以，一切都只是猜测。专家说：“希普曼的犯罪动机就目前看来，超越了我们的知识。以现有的技术手段，我们还是不能深入其内心。”

成瘾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心理学家和犯罪学家参与了调查。他们希望从希普曼的童年生活中找到一些线索，来说明希普曼成年后的残暴。但结果依然令人失望，那些形成文字的理论在解释人心的复杂和微妙时显得苍白无力。

希普曼还是少年时，他的母亲死于肺癌，年仅44岁。心理学家猜测，希普曼成年后选择从医也许与早年丧母有关。而失去母亲的痛苦又转化成对他人的嫉妒，所以，他选择老年妇女作为下手对象，那些老人都活得比他母亲年长。希普曼杀害的215人中，有170个老年妇女。

犯罪心理学家分析，希普曼杀人上瘾可能是从药物上瘾转变而来。70年代，希普曼曾服用一种止痛剂上瘾。他曾经努力戒除药瘾，不过也许药瘾从没彻底治愈过。让专家们迷惑的是，很多人对药物上瘾，是出于焦虑、沮丧、极度忧郁等原因，但希普曼的事业和生活在70年代一帆风顺。二三十岁就拿到行医执照，做了普通全科医生，是很有成就感的事。他还结了婚。看不出有什么挫折会让他忧虑，进而对药物上瘾。

英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连环杀手——哈罗德·希普曼  

哈罗德·希普曼杀人案中的部分受害者

（路透／Reuters）   

英国卫生部绘制了一张希普曼杀人的柱状图表，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希普曼的杀人数量呈波浪形上升，时间越往后，杀死的人越多。似乎足以解释杀人过程是希普曼“另一种上瘾的行为方式”。希普曼的“杀人瘾”在1997年达到最高峰，一年内杀死37人。1998年，仅3个月内他就杀了15个人。希普曼23年的犯罪生涯形成了三个阶段。每开始新的一轮谋杀，他都挑垂死的病人下手。他也曾停下来，但暂时的停止不是出于负罪感，而是怕被发现。

很多证据还表明希普曼的个性中有控制欲强烈的一面。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说希普曼的控制欲很强，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

信任

在调查中，史密斯说，听证时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他是个好医生，他值得我们大家信任。珍妮特·史密斯不由感慨：“病人及其家属对希普曼的信任和希普曼对他们的背叛，二者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希普曼自70年代中期住到曼彻斯特郊区的海德镇，到他被捕前，住了20多年。在海德镇居民眼中，希普曼在家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外是兢兢业业的好医生。希普曼热心社区事务，不仅是当地医药联合会的成员，还去公立学校和社区板球队做义工。

《泰晤士报》社的漫画家托尼·哈斯本从小住在海德，他认识希普曼和至少20个被害者。他说，虽然希普曼说话做事有点冲，但他们全家都很信任他，外出度假时还托付他照料孩子和老母亲（他母亲死于癌症）。

但奇怪的是，模范镇民希普曼却没有一个朋友。和外人交往时，他的态度很冷淡，跟谁都不远不近。

不过，大家对他的为人也挑不出什么不是，略有微词之处是他的傲慢。当地政府医疗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希普曼老是要在别人面前摆出一副高傲、自以为是的架子，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1995年，希普曼给82岁的俄尼斯特·鲁道尔看了一次病以后，后者就突然死亡。希普曼对家属说，没什么必要再去做尸检。鲁道尔的儿子心存疑虑，父亲前一天中午还去酒馆喝酒，但压根儿没往“谋杀”上想。他们信任希普曼，非常尊重、崇拜希普曼。鲁道尔每年圣诞节都要买一瓶威士忌送给希普曼，老说医生有多么好。

1998年，警方开始调查希普曼，关闭他的诊所，对没有火化的尸体开棺验尸。一些忠诚的病人对此异常愤慨，曾自发组织起来声援希普曼。

其实有一些死者家属很早就发现，希普曼医生对待患者的态度生前身后截然不同。死者生前，希普曼表现出极大同情，“在病人中有一种几乎明星般的威望”（摘自史密斯的报告）；一旦人死了，他的态度就变了，对家属的询问极不耐烦。

希拉的母亲被希普曼诊断成心绞痛死亡。她接到希普曼的电话后跑到诊所，看到她死去的母亲就那么坐在椅子上。希拉狐疑地对希普曼说，她从来未听母亲说过有心绞痛病史。希普曼没听她说完，一甩手就走了。

还有一名死者家属说，她在希普曼的诊所看到奶奶的遗体躺在床上，没有被蒙上单子，眼睛也还睁着。她向希普曼抗议，没料到希普曼说，我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个死人，我还有活的病人要治疗。

另一种伤痛

被捕后，希普曼一直不承认罪行。希普曼的妻子也矢口否认知道真相，邻居们都说她怕老公，希普曼做的所有事对她来说都是OK的。

史密斯大法官说，我不能确认希普曼是否真心认为自己无罪，如果这样，他就太脱离现实了。如果不是，那他就是下意识在采取一种防范措施，加以自我保护。

215位已确定死因和45个有待查明死亡真相的死者，让海德镇无数个家庭卷入谋杀。215名被害者的亲属已经收到了史密斯寄出的信件，信上说，希普曼非法杀害了你的亲人。很多人说，收到信的这一天比亲人死去的那一天还要让他们痛苦。他们除了无奈地把亲人的死亡证明从“自然死亡”改成“蓄意谋杀”外，还要承受媒体对海德镇的不公正报道。

就在7月份，报告公开之前，ITV频道播放了一部专题片，引起海德镇居民的抗议。他们认为电视片和其他一些媒体把海德镇描述成布满死亡乌云的邪恶之地，居民们愚昧无知，任由屠夫医生摆布，丧失了判断力。

那些帮助了希普曼医生的制度

每一个英国人都有自己的注册医生。人们选择注册医生一般就近找一个普通全科医生，普通全科医生有的自己开业，有的在医院上班。普通全科医生负责看看病人的头疼脑热，不分内外科。在一些村镇，注册医生常常上门治病，时间久了，往往会和病人全家都相处得像朋友，被很多人称为家庭医生，甚至当作家庭一员。而且，就人的一般感情来说，对医生，尤其是自己的家庭医生，总是信任有加。

是什么让家庭医生希普曼杀死了200多位病人、20多年一直逍遥法外？是海德镇那些居民的信赖？

最近，215名死者的亲属起诉国家医疗总局（GMC，General MedicalCouncil）有严重失职行为，并要求赔偿。受害者亲属指出，早在1976年，希普曼还在西约克郡行医时，就以患者的名义为自己取得控制药物。被发现后，当地医疗管理机构以“诈骗”取消了他的行医资格。希普曼转到海德镇后，海德镇又允许他单独行医。此后，管理机构一直没有发现希普曼的医疗纪录做得不好，修改电脑中的病人病历，诊所里的管制药物也没有登记。家属们谴责GMC当年既没有取消希普曼的行医资格，允许其继续行医却又缺乏监督，导致悲剧发生。

起诉GMC，表现了公众对现行医疗体系的失望和不信任。皇家全科医生协会主席哈斯勒姆因此说，希普曼案件摧毁了公众对医务界的信心。

立法不全，也给希普曼极大的空子可钻。英国药品协会主席伊恩·鲍格说：“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承认，在现有的法律和医疗规章制度下，很难避免希普曼这样的事发生。”

目前，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单独行医的普通全科医生有近3000名，相对在医院里工作的全科医生，他们享有很大的自由度。如果医生自己不向主管部门汇报，管理机构就没有正式程序来了解该医生治疗的病人的死亡率，或者用药状况，特别是管制类药物的使用状况。

曼彻斯特医药管理局曾发现希普曼开出的药物数量巨大，曾和他讨论过这问题。但因为没有法律条文要求医生在领药或开药时必须做记录，所以医药管理局最终也没有弄清楚希普曼到底是哪种药用得多。

如果病人死亡，没用完的药，应该被销毁，因为没有立法要求，药品去向难以统计。如病人突然死亡，法律没有强制要求一定要向验尸官汇报。

死亡签署程序帮了希普曼的大忙。病人如果在家中去世，没有对死亡证明再检查的程序；如果死者年老体衰或本来就有病，在死前不久看过医生，其死亡证书就能在没有验尸官介入的情况下签署，死亡真相很容易被掩盖。

史密斯的调查报告中也承认：“这些程序事实上没有能够提供安全防范。”

英国内务部一年半以前许诺说，要重新制定死亡鉴定程序。卫生部也表示将进行相关制度的改革，例如加强对单独开业医生的监督管理；建立年度审核机制；每位全科医生建立智能卡，记录其个人档案。

“智能卡”随即引来保护医生隐私权的争论，建立监管机构也让医生不满，认为这样的机构会权力过分膨胀。不过医生们可以松口气，上面的许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