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账本”

（文 / 三联生活周刊）

一个大学生在高校意味着什么?北大原党委副书记郝斌的回答是：不少于三把椅子，一张床。郝斌记得他在北大做校领导时，校经费来源稳定在政府拨款占1／3，学校自筹占1／3，课题费一类占1／3的这样一个结构。

郝斌说的是一个大体方向，比如捐赠就没有包括进去，因为其在学校的经费来源中数量极为有限。同样是北大教育学院的魏新教授记得，有一年香港的一个公司一次给了北大4000万元用于盖楼。

对这个结构的抱怨很多，北大党委副书记王登峰的无奈之情从电话另一端就传了过来：北大每年做的预算是5．7亿元，而国家拨款只是1．5亿元，这样我们的老师只能拼命干活，筹社会资金，靠产业给学校回报。

在王登峰任党委副书记这两年，魏新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自筹这一部分所占比例是最大的。而所谓自筹部分包括：一部分是办企业等带来的产业回报——对这方面非常了解的魏新说，北大方正现在一年给学校交几千万元，但这是个下降趋势——虽然绝对值每年都有增加，但

随着市场化程度增高，它的份额越来越少。

另一部分是科研经费，再有就是教学经费。所谓教学经费一方面是“有正式学历”的学生学费，魏新说存在这样的现象——越好的学校学费占的比例越小；另一方面是培训收入，包括成人和非学历教育，而魏新强调说，这一部分这些年的增加速度很快。

这里还有一个逻辑关系：学校越好，国家拨的款越少，因为这样的学样自筹能力比较强；学校越差，国家拨的款越多，几乎占到了总比例的70％。

产生这样的变化，李文利说，教育也不是一个壁垒，质量、效益这个系统也要受市场影响。从国家给的运行经费来看，李文利说，政府拨款要考虑学校规模，一个本科生、研究生都有一定额度，折合成一个标准数给下来。郝斌补充说，数虽然是这么定，但钱是一揽子给下来的，工资人头费是固定的以外，其他的钱校方自己定。

到了学校手里，钱的支出就成为最大难题。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说，学校教甲骨文的老师一个月总收入是2000多元，“如果不出去上课怎么能解决生活问题?”李文利给出的数字是，学校培养一个学生事业费支出是2万元左右，她同时给出了教育部财务司的一个最新数据：2001年普通高校生生均教育事业费支出31％。

教育学院系主任丁晓浩对学费的上涨幅度感受很深，“就连师范院校也开始普遍收费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私人成本确实在提高”。即便如此，有学者计算，现在学费只占学生培养成本的25％左右。

人们用“高等教育面临财政危机”来形容北大们面临的困境。在学校柴米有限的前提下，招生成了一个最好的解决方式。知情人给记者讲述这里的关系：学生多，老师编制也可以多；老师编制多，财政拨款相应就多，从人事上、财物上都是这样。而在院系之间，学校内部也有资

源分配，学生多也是争取资源的条件。

原北大法律系教授蒲坚嘴里常用的一个词是：创收。他说，创收金额因为是大家共享，所以每个人都要轮着出去讲课，系里每堂给的课时费是100元钱。办班的创收在系里有四个支出：院里和系里分成，班里也要一部分经费。他说他在搞一个土地资源部的基金项目，做《中国土

地法制史》，这样的国家级项目给了他4万元拨款，而理科课题费则能达到上百万元。

北大环境科学中心宋豫秦教授谈起各院系关系时感慨地说：系和系比较带来的诱惑太多了。城环系原来拿不来任何资金，后来干脆根据“市场需求”，成立了一个不动产研究所，情况有所好转。而作为环境科学中心，他们把重点放在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时，“一分钱也拿不到”，后来做了一个风景区规划，两个项目就拿了30万元，“真是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