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工作：惊悚回归

（文 / 沈宏非）

福尔摩斯与华生医生在《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Q：“你认为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A：“那么，你就注意狗在夜间有无异常举动吧。”

Q：“可是，狗在夜间根本什么事也不做呀?”

A：“喔，这便是你该特别小心的异常情况啊!”福尔摩斯答道。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不仅是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写得最恐怖最惊悚的一部，上面的这段对话，同样也适用于国产恐怖电影的历史和现状，也就是说，恐怖片作为电影工业一个最大片种之一，像中国这样一个电影大国(最起码在市场的意义上)，按照电影工业自身的规律，它的经常性制作和上演本来应该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而在过去的整整50年里，正因为中国电影界在这件事情上几乎“什么事也不做”，反而使这件事成为“应该特别小心的异常情况”。

一直要等到半个世纪之后，尤其是本年度的这个暑期，国产恐怖电影及电视剧才开始出现某种“繁荣”的迹象。当然，这种“繁荣”也只是相对而言，并不意味着这些片子已经拍出了什么水准——之所以“繁荣”，之所以引起关注，主要还是因为长达半个世纪的缺席这一“异常”情况。回顾近一两年来，无论是说书人张震和他讲的“恐怖故事”，还是“中国人自己的斯蒂芬·金”们写的恐怖小说，一直到近期的所谓“惊悚片”，无不以其“第一次”而成为新闻。

它们显然不属于“重放的鲜花”，事实上，恐怖或者“惊悚”无论是作为鲜花还是毒草，长期以来在中国就一直是有点水土不服。儒家思想里的“子不语”以及“不知生，焉知死”有可能从根本上造成了某些限制，或者说，中国的民间话语中并不缺怪力乱神，也不是完全没有“惊悚文艺”的传统，只是因为中国主流文艺的目的从来就不是追求比较单纯的感官刺激。即使非装神弄鬼不可，功能上也还是为了“载道”的。当然，就近50年而论，你也可以认为这里面有文艺政策的影响，既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无疑就得以“把鬼变成人”为已任了。

即使出版界在60年代“闹”过一回鬼，也是用来载“不怕鬼”之道的。因此，“50年来无惊悚”顺理成章，别说是恐怖片这个大片种，中国的所有“恐怖文艺样式”几乎全部销声匿迹。最多最多，也就是有零星一两部“惊险样式”的反特影片，算是在片种上接了“推理”、“间谍”以及“恐怖”的轨。当然也只是徒有样式而已，惊了敌人，不能悚了自己。

恐怖片里经常会有鬼怪出没，但是见不到鬼怪的片子并不一定都不恐怖。事实上，上乘的恐怖片通常都竭力避免出现鬼怪的形象，“惊悚”的感觉主要来自于心理暗示。按照希区柯克的看法，恐怖其实就潜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人们常常认为，罪犯与普通人是大不相同的。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罪犯通常都是相当平庸的人，而且非常乏味，他们比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更无特色，更引不起人们的兴趣。罪犯实际上是一些相当笨的人，他们的动机也常常很简单、很俗气。”

在没有恐怖片的时代，我们的日常生活一直弥漫着一种无所不在的“崇高”空气。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艾德蒙·柏克在《论崇高》一文中写道：“当自然界中的伟大和崇高发生极其强大的作用时，它们所引起的情绪是恐惧。恐惧是那么一种心灵状态：心灵的一切活动皆被悬置，并体验到某种程度的恐怖。此时心灵完全被对象占据，不能同时容纳其他对象，同时也不能对占据它的那个对象进行推理。”我不知道过去的日常生活是否曾因“崇高”而达到过这种境界，但是，它最起码对电影业造成了某种影响。在那样一个市场上推出什么“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惊悚片，实属班门弄斧。不是你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而是无数的陌生人一定要和你说话。我的意思是，只有在不正常的崇高被以“躲避崇高”的方式从正常的世俗生活中消解之后，才会给对于“惊悚”的娱乐性体验腾出应有的市场。否则，一向热卖的恐怖片在“9·11”以后的美国电影市场上就不会出现即时的衰退。生活在恐怖中的，就不再需要恐怖片，如果一个人自认比鬼还惨，便断没有怕鬼的理由。香港某大学校园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不怕鬼的故事”：曾经有一名女生因失恋吊死，月黑风高之夜，就会出来作怪。一次，盯上了一个于午夜独自

穿越操场的女新生，遂跟在她身后发出凄厉的声音：“师妹，你回头看看我吧，我没有手啊!”

岂料生来胆小的新生竟置若惘闻，低头继续走路。女鬼便又开腔：“师妹，你回头看看我吧，我没有腿啊!”

女生还是不理，低头继续走路。女鬼再来：“师妹，你回头看看我吧，我没有头啊!”

女生终于不耐烦了，回头一声断喝：“师姐，你烦不烦呀，你惨得过我?你倒是看看我，我没有胸啊!”